60年斯诺访华提出想见一个人，毛主席才弄明白：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1961年2月2日的晨雾还未散尽，上海锦江饭店对面那幢黑瓦小楼迎来一位高个子军人，他正是因病来沪疗养的大将陈赓。门一推开，屋里年逾花甲的董健吾先愣了一秒，随即迈步上前，两人紧紧拥抱。这次见面既是老友重逢，也是中央对董健吾“重新划线”的开端，而它的背后，还牵出一段从1930年代延续到1970年的复杂往事。

陈赓此行肩负特殊使命。毛主席和周总理想把那位始终行踪模糊的“王牧师”请回组织视野，可在上海街头打探并不轻松。一次次线索汇总后，才确定“王牧师”其实就是董健吾——当年护送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又曾照料毛岸英兄弟的那位牧师。毛主席听到结论时，轻轻叹了口气：“原来是他。”

时间拨回1936年春。宋庆龄在淮海中路寓所收到斯诺的请求：要亲赴西北采访红军。对一名外国记者来说，行迹太显眼会立刻被特务盯上。宋庆龄想到董健吾——此人身份外表皆为牧师，却以古董商掩护，为中共秘密输送物资和情报。董健吾一路联络西安张学良旧部，以“王牧师”名义巧妙化解大小关卡，最终将斯诺安全送至保安。不久，《流动中国》的作者便在延河岸边采访到了毛主席，一部《西行漫记》遂轰动中外。

斯诺对这位向导印象深刻，多年后仍念念不忘。“那位王牧师幽默又干练，单为他就值此一行。”书中评语简短，却足够让他把寻找王牧师当成来华必办之事。1960年10月，斯诺第一次以新中国客人身份来到北京，登长城、看人民公社演示，期间突然向周总理提出想见“王牧师”。周总理愣住：延安时期确有不少地下交通员，可“王牧师”从未入库。国务院很快组织老同志回忆，多方排查仍未锁定目标。

谜底差点再次擦肩。1964年斯诺重访北京，依旧提同样要求，这一次，浦化人提供了关键指认：三十年代在上海圣彼德堂讲道的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那个人。浦化人的佐证理由看似简单——两人都做过随军牧师，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且均在西北军与刘伯坚相识——却拨开层层迷雾。可惜当时国内形势紧张，调查并未立即展开，董健吾依旧过着半隐退式的生活，靠推拿医术糊口。

再往前推八年，1955年的潘汉年案搅得人心惶惶，董健吾因为曾与潘汉年单线联系，被关押一年多，“政治疑点”难以自辩。取保后，他被要求不得离沪。朋友建议他写信自陈功过，他笑道：“知我者自知，不必多言。”语气淡然，却掩不住长久压抑。正因如此，直到陈赓主动登门，董健吾才真正重新与组织接轨。

上海的冬天湿冷。1961年会面结束，陈赓向中央递交一份情况报告：该人曾举十余年地下活动之功，又抚养烈士遗孤，今因误判而生活贫困，亟待纠正。报告转至中南海，毛主席圈阅时留下一句批示：“此人可用，妥为安排。”同年夏天，董健吾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待遇并不算高，却足以保证体面的日常。

然而平静只持续两年。1963年后风向再变，董健吾被扣上“反革命”“政治扒手”帽子，家中抄得一批旧瓷、书画，成为所谓“资本主义赃物”。看守搜出《新约》和《共产党宣言》放在一起，讥笑他立场摇摆。邻里有人劝他低头检讨，他摆手：“书本不知变，我亦不必变。”这种倔强脾气，让他在政治风暴里更显异类。

1970年8月，一条来自北京的电报打破僵局：中美互动现突破，毛主席邀请斯诺夫妇出席国庆观礼。斯诺提出老话题——想见王牧师。早已掌握确切信息的中央指示上海立即查明董健吾健康状况。此时他因胃出血刚出院。瑞金医院的救护车很快回到他家门口，护士告诉他要转回病房。老人困惑却未细问，只说一句：“听安排。”医院为他腾出单间、配特护、调最好的蛋白质注射液。医务处领导私下承认：那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任务”。

遗憾的是，病灶拖延过久。12月25日凌晨，他在昏迷中离世，终年82岁。护士记录最后一句话——“知我罪我，自有公论。”其时斯诺已回国，未能成行探访。毛主席得悉讣告时沉默片刻，只吩咐中央统战部妥善处理善后。

直到1978年，李维汉根据多方档案，为董健吾撰写鉴定，确认其自1928年起参与地下情报、交通、教育儿童等多项工作，属于历史功臣。同年，上海市委撤销原有结论；次年春，一场官方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肖像旁边摆着一本泛黄的《西行漫记》，书签停在描写王牧师护送场景那一页。

档案涂改终被恢复，隐名者的轮廓终于清晰。董健吾的故居如今仍在南昌路，门口两株老香樟，一如他行事的风格——外表谦逊，内里坚韧。楼下偶有路人驻足，询问“王牧师”的故事，守门人只简短回答：“他做了许多事，其中一件是让世界看到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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