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西藏军区政委张少松接到一信，表扬来信人敢于批评的作风

1986年3月4日清晨，拉萨河谷的风还带着夜里的寒意，西藏军区机关的投递员把一沓公文送进二楼政委办公室，其中那封泛黄的牛皮信格外扎眼。 拆开发现，是边防第二区通讯总站几位军官联名写来的投诉信，措辞直接，点名批评后勤部门对危旧食堂久拖不决。信末一行小字——“若再耽搁，炊事班同志只能穿雨衣做饭”——让人不忍跳过。 同事以为张少松会先皱眉，可他只是摘下老花镜，轻轻点头：“敢说真话，好。”声音不高，却把屋里几个人的心绪都按住了。 还没到午点，他已召集后勤、工程、财务三路人马坐进小会议室。墙上的温度计指向零下二度，气氛却滚烫。张少松抬手示意安静，“人吃饭才有劲儿守边，危房要命，今天给我方案、给我预算。”短短一句，没人再磨蹭。 同一天下午，600平方米的新伙房建设指标拍板通过，传真电报同时发往边防总站。批文末尾，是他亲笔加粗的六个字：即刻动工，不得误时。 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并非突发兴起。早在1950年冬，17岁的张少松刚进广西剿匪部队时，亲眼看见战士因粮草断续拖着伤腿行军，年轻的心里留下结疤般的记忆。从那以后，“吃饱、穿暖、住得安全”，成了他自定的“三件死要紧”。 要说家庭出身也有影响。祖父挑煤谋生却敢扛枪闹义军，父亲留学北大后做过冯玉祥部宣传科长，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统战，张家饭桌上常挂着一句老话——“当官不为兵，拿什么立身？”耳濡目染之下，张少松认死理：职位越高，越要先替兵想。 这种劲头，1985年他调任西藏军区政委后又冒出来。一线管理员沙际宽带妻子去内地治病，却被高原紧张的机票卡了二十多天，他闷声直闯政委办公室；张少松先递烟后问事，当晚就让军航排了号，还给成都军区医院写了封加急介绍信。 不止兵，群众也记得这位“金珠玛米”。那次在布达拉宫台阶上，他伸手接住滚落的小孩，自己却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事后他只淡笑一句：“反射动作，没想别的。”可同行老军医摸着他的肋骨直叹气：换别人，怕是反应不过来。 回到1986年的那封信——表面是危房，背后是基层对机关拖延的不满。张少松没回避，他给余文金等人复信两页纸，第一句话就写：“批评得好，批评得越多，我们越省心。”文尾附上施工时间表，还加了自责：“机关有官僚苗头，政委有连带责任。”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报》编辑部也拿到了那封原信，主动来电求证。电话那端，他直言不讳：“通报吧，军区党委已决定限期整改，也算给我们敲警钟。” 危房在当年雨季前拆建完毕，炊事班再没穿过雨衣做饭。临竣工验收时，张少松站在新屋檐下，看看工牌、又看看脚下的水泥地，轻声说：“这事不难，只是要舍得动手。”随行参谋听见后暗自嘀咕：要的就是这股子不绕弯儿的劲。 从桂林山林到帕米尔雪线，这位老兵一路打仗，也一路琢磨怎么让底层官兵少受委屈。批评信不过是一张纸，但在他眼里，纸背后是活生生的饭碗、睡铺和生命。 张少松后来谈及1986年的处理决定，只抛下一句：“规矩很简单，战士在前线背后就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因为后方失误掉链子。”听来朴实，却把军中上下的担子掂得分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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