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华工的生活是怎样的？

《唐探1900》

第一次世界大战常被简化为一场纯粹的“欧战”，中国在其间的挣扎与转型长期湮没无闻。而乔纳森·芬比等人的《企鹅一战中国史》与徐国琦的《亚洲与一战》恰成互补双镜，共同照亮了这段深刻塑造现代中国的历史。

芬比等人以记者特有的敏锐和小说家的笔力，将镜头从北京政局延伸至法国前线。我们看见袁世凯在称帝闹剧与外交困境中的摇摆，看见段祺瑞政府如何做出“以工代兵”的务实决定，更看见十四万华工——这群被历史长久噤声的普通人——如何背井离乡，穿越半个地球，在异国的战火与严寒中修筑道路、挖掘战壕、搬运物资，甚至排雷清障。芬比让历史落地为人的故事：华工在轮船底舱的拥挤、对家乡的夜夜思念、与欧洲平民和士兵的尴尬接触、战后在异乡的漂泊与遗忘……这些细节堆叠起有温度的集体记忆。

徐国琦则穿透叙事，揭示深层逻辑。他指出中国参战实为一场主动的“国际化实验”：精英阶层试图借机重塑国格、挣脱不平等条约。华工不仅是劳力，更是中西文明相遇的 “隐形使者”，其身体与经历成为国家转型的微观载体。巴黎和会的失败，因而不仅是一次外交挫折，更是一代中国人对“威尔逊主义”幻想破灭，进而转向更激进革命道路的思想分水岭。他的分析将中国的一战经历从边缘叙事，提升为一场主动介入世界秩序重构的自觉奋斗。

双书并读，方见全貌：芬比赋予历史血肉体温，徐国琦为历史注入思想筋骨。它们共同揭示，一战不仅是欧洲的战争，更是中国艰难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关键尝试与转折。中国在屈辱与希望中的选择，至今仍在回响。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值得被每一颗关切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心灵重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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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出色，管理无情

摘自《企鹅一战中国史》

华工军团的指挥官布赖恩·费尔法克斯上校在镇上的弗兰苏庄园居住和办公。另有一幢房屋作为军官宿舍，军士们则住在船工旅店。相比之下，华工的生活和工作受军纪约束，住在四周是带刺铁丝网的营地中，还有武装士兵把守。作为非战斗人员，华工没有武器。他们睡在营房或大帐篷里，每个房间 50 张床。他们不允许与英军士兵共用厕所，主要是为了防止沙眼传播。华工每天工作 10 小时，每周 7 天，传统的中国节日除外。每 500 人组成一营，其中 24 人为英国军官和士兵，领队为少校或上尉。华工单元的关键人物是工头，均为中国人，在一名英国军官的指挥下监督华工。这些人对华工单元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因为在几乎没有欧洲人掺和、只由工头监督的情况下，工人们干活最顺心。口译员在华工军团的管理和运作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华工和军官之间的沟通主要靠他们。

英国军队积极地防止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产生任何联系，无论是与平民还是与军人。劳工总监在华工军团1918 年 8 月 2 日印发的《华工纪事》中指出，英国军官不得与华工相熟，因为它“致使威信损失和效率大为下降……白人官兵与中国雇员过分熟稔会破坏纪律，应予反对”。

华工离开营房时须持有通行证，并且不允许与外部任何人有社会交往，无论对方是协约国士兵、其他外籍工人还是法国民众。在营地外，他们必须穿统一服装、戴帽子，以便于辨认。华工受到严格的军纪约束，包括要是罢工就会遭受体罚和监禁。如果迟到、旷工或辱骂上司，他们还得支付罚款。

在英国人看来，由于战事吃紧，也为了尽最大可能有效地使用华工，这些管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英国人有管理大批民众的经验，但从未管过这样的中国人大军。与来自各殖民地的工人队伍相比，华工造成的问题既不同也更复杂。军队对前者更熟悉些。从行政的观点看，把工人们关在封闭的营地里，是管理工人最划算的手段。

一战中的华工

这些中国人公认为优秀的工人。1919 年 11 月，关于英国军队在战争期间使用的外籍工人，劳工总监向总军需官写了一份报告。他高度评价中国人，说印度人难以忍受法国北部的寒冬，南非黑人则不能用于危险地区。“如果运用得当，华工无疑是最能干的。假如没有华工军团的出色工作，1918 年敌人进攻时，我们在后方所组织的广泛的防御系统是不可能完成的。”

劳工总监在1918 年 8 月的《华工纪事》写道：中国人非常强壮，只要使用得当，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这些苦力之能干令人惊讶……（6 人）一组挖掘，进度为每人每 8 小时230 立方英尺白垩与燧石，加上约 1 英尺厚的表土。”劳工总监核准，有 4725 名华工对坦克、轻便铁路及货车的生产高度熟练，并极为擅长从事其他专门工作。

赞美也来自法军将领费迪南·福煦元帅，1917 年和 1918 年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他们是足以锻炼成优秀士兵的第一流工人，承受得起现代炮火的考验。”华工军团第二批工人的英国指挥官马尼科·戈尔甚至说 ：“他们从山东海滨而来，无疑成为欧洲大战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戈尔的说法也许夸张了，是为了满足战时宣传的需要，然而他表达了大多数指挥官的看法。1918 年 6 月的《消息报》发表文章评论道 ：“在法国雇用的所有外籍工人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直是黄种人，雇主们的所有报告都同意这一点。中国人能适应各种天气，他们耐心而专注，不停地工作。来自中国北方的那些人非常强壮。”

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

摘自《亚洲与一战》

中国政府希望利用参战策略从列强手中收复失去的主权。虽然渴望在正式参战后能派军队到欧洲，但只有法国对接受中国军队加入战斗感兴趣，英国对此前景不看好。由于缺乏运输船只及资金，大部分参战国也对此反应冷淡，中国向欧洲派兵的愿望落空。结果，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派遣劳工前去支援英法作战。

为了增强中国的作用，中国人全力推动派遣劳工帮助协约国的计划。整个计划是梁士诒的构想，最初针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他首先建议派遣武装劳工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如果英国一早就接受这个计划，中国在1915 年就已经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了。但英国对提议当即表示拒绝，梁氏只好将目标转向法国。

此时中国人处在“二十一条”带来的震撼性的打击之下，法国人则正面临人力资源危机：如何一面继续进行伤亡惨重的战争，一面保持后方的稳定？听到中国愿意提供援助，法国立刻开始筹划运送华工，最终招募、运送了大约四万名华工。到 1916 年，英国人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岌岌可危，向来的傲慢被一部分绝望情绪取代。温斯顿·丘吉尔告诉下议院：“为了继续这场战争，我不会忌惮提及‘中国人’这三个字。”英国陆军部 1916 年开始招募中国人，之后的两年里约有十万华工抵达法国，支援英国方面的作战。很多为英国军队工作的华工在法国一直留驻到 1920 年，是最后一批离开法国的为英国人工作的劳工。为法国服务的中国人则大多留到1922 年。换言之，在欧洲之外的国家中，中国派送到法国的劳工人数最多，停留的时间也最久。

一战中的华工

劳工最主要的任务是保障军火补给、清理及挖掘战壕，以及打扫战场。战壕战是一战的特色，而亚洲人在维持地面工事这一战争基础设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似乎尤其善于挖掘战壕。一名英国军官证实：在他管辖的包括英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大约十万人中，中国人平均每天挖土 200 立方英尺，印度人是 160 立方英尺，而英国人则是 140 立方英尺。另外一名英国军官报告说：“在我的队伍里，华工挖战壕的工作量比白人多得多。”除了挖战壕外，一些华工团队也会负责技术要求更高的任务，例如维修战时最先进的坦克设备。他们的效率及勇气常常受到称赞。费迪南·福熙将军称法国招募的华工是“能成为出色士兵的一流工人，是冒着现代炮火出色完成任务的典范”。

在战争期间，每个人都要经受法国严冬的折磨，但麦考米克上尉注意到，中国人很少抱怨天气恶劣，他们似乎比越南人和印度人更耐寒：“有件事令我十分惊讶。我以为他们会比我们更怕冷，但似乎不是。无论是在工作还是行走时，你都能看到他们打着赤膊跑来跑去。”

一战中的华工

华工大多是普通农民，被招募送到欧洲时对中国乃至外面更大的世界没有什么认识。但他们仍然亲身为中国改变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形象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法国出现，等于每天都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人在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此外，主要是基于他们在欧洲的付出，中国外交官在战后和平会议上才得以设法争取公平待遇。他们跨国界的作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化，也因此有助于新兴的国际体系的建立。

印度、越南和中国劳工常常遭受种族歧视，受到不公平对待。虽然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但华工经常被错误地置于殖民地劳工的队伍中。历史学者约翰·霍恩写道：法国军械工厂雇用华工时（至少到 1917 年），“虽然合约上对劳工待遇的平等条款规定得很清楚，但华工得到的薪水远少于法国劳工”。法国人还明显不愿意本国妇女嫁给中国人。1917 年 5 月，勒阿弗尔港的一份警察报告指出，当地的法国人不喜欢看到那里有华工，因此发动骚乱抵制他们。据报告，法国人对国家遭受的战争伤亡十分失望，“他们（在军火工厂里）常常说，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法国就再没有男人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这样下去我们早晚都要在前线战死，中国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就能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占有法国”。

还原中国在其一战期间的挣扎与转型

铭记被世界遗忘的一战华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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