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为什么都担忧“东南有天子气”？

秦汉帝国时期，关中政权对于东南地区一直有一种地缘忧虑在其中。早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冷鹏飞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于所谓“东南有天子气”作了详细的阐释，颇多灼见，但是读后仍感意犹未尽。仔细梳理发现，秦汉时期的东南忧虑的意识不仅见于《史记 · 秦始皇本纪》，而且东南地区的地缘形势也确实有其值得关中政权忧虑的实际原因。伍被谓淮南王刘安语中亦反映出这一观念，其曰：“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吴大呼，刘、项并和，天下响应，所谓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百姓愿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以成帝王之功。”而刘邦封吴王刘濞时亦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为了劝阻文帝复王淮南，贾谊谓文帝曰：“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太史公总结秦始皇统一前的天下大势变迁规律时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太史公虽则充分肯定了关中的地缘意义，但是与之相对也指出了东南的非同一般的地缘价值。对于太史公的这种论断，顾祖禹也有相近之论，其曰：“西北与东南，恒有互为屈伸之理。”凡此种种对于东南的地缘忧虑观念的形成，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抑或地理、文化的原因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究一下东南地区的地缘特点，其次就是须明晰在秦汉帝国的地缘格局中东南地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

《周礼 · 职方氏》从九州的分域角度谓东南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值得注意的是，《职方氏》用来指称九州的除了以“河”为参照的三河和东南西北四至之外，就是东北和东南，三河拱立乃天下之中，东南西北四至乃是古人基本的方位观，虽则九州制并非现实实行的制度，东南之地至少在观念层面进入天下秩序之中亦足可说明其地位之重要。秦汉时期东南究竟在地理上的范围是什么，《史记》《汉书》皆无确载，以狭义关中为本位视之，似乎今陇海线以南和旧地轴之东的广大地区皆可称为东南，但是事实上东南的范围显然没有这么辽阔。从秦始皇的五次巡游观之，其中有四次是东游，而“东游以厌之”若因“东南有天子气”之巡游，恐怕唯独只能算始皇三十七年的会稽之游，而且从会稽刻石来看，其中的“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颇有申斥的意味，大抵可与“东游以厌之”出发点相连通。但是，从“东南有天子气”之下文乃是“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就说明可能在当时的观念上丰沛一带也可算作是东南。以汉初异姓诸王的封域来比况，大抵是韩信之楚国与英布之淮南国的大部，涵盖淮河中下游地区及会稽等地。但是，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东南在地缘上的根本则在于春秋时期吴国初兴之前的吴、越地区，即后世顾祖禹所谓“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南直而已”。

东南在地理上属于司马迁所说的越、楚地区之大部，在谈到这一地区的经济及风俗状况时，太史公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从经济上看，不仅作为东南核心的故吴、越之地“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而极为富庶；西楚之北部的沛、陈、汝南等地则为冲要之地也“通鱼盐之利”；论及淮河流域之经济状况，太史公曰：“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论及楚、越之地总体经济状况，太史公曰：“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是说因为楚、越之地自然物产丰饶，是以楚、越之民在生产条件粗放的状态下也能满足日常生活之所需，而不是务于蓄积。这又关联着楚、越之地的民风，西楚乃是“其俗剽轻，易发怒”，而南楚又是“俗大类西楚”，刘邦立刘濞为吴王正是“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七国之乱时周亚夫谓景帝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司马迁言及武帝时淮南、衡山之乱时亦曰：“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这种轻悍尚武的民风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越绝书》记载了越王勾践谓孔子言及越人之性曰：“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 · 地理志》亦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项氏叔侄起兵江东，楚军的核心即为会稽的八千江东子弟，巨鹿之战项羽所部楚军一举击溃秦朝强大的国防军而为诸侯瞩目，“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之所以能号令天下正是依靠这支吴、越故地的子弟兵强悍的战斗力。所以，楚、越之地虽然地广人稀，但是其战士则“无不以一当十”，这是不能不为秦汉关中政权所重视的。

在太史公的眼里，东南虽不同于楚、越，但是时值武帝时期战国晚期楚国所留下的地缘辙痕仍为其所重，这就意味着东南在文化风俗及社会心理层面又关联着一个“楚”字，这似乎又自然地关联着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关于“三户”的理解颇有争议，《集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索引》：“臣瓒与苏林解同。韦昭以为三户，楚大姓昭、屈、景也。二说皆非也。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杜预注云‘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正义》：“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然则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识。”三说皆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种说法表达了楚对秦的仇恨；第二种说法亦有第一种说法的意味，但又实指楚国的社会结构，似乎更进了一步；第三种说法突出了南公的阴阳家的身份特点，而作为地名的三户也确有其地，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三户”之前置之以“虽”字就在语意上讲不通了。相较之下似乎第二重意思更有道理一些。楚国的实力是为秦始皇所显见的，因此发倾国之兵方才最终灭楚，而秦汉之际楚地释放出的惊人地缘力量更是令时人记忆深刻，更何况刘邦本人亦是楚人入主关中的。

其实，“东南有天子气”早在帝国时代之前即有类似的说法，鲁国使节季孙观干将莫邪而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种见蠡之时，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而事实上，东南地区的吴国一度压服强楚而力挫齐、鲁，会盟诸侯于黄池，盛极一时。继之而起的越国亦是横行于淮泗之上。早在春秋时期，东南的吴、越势力尤其是吴国在北方、西方、西北方向皆形成了强大的地缘冲击，而当战国晚期受到秦国压迫的楚国锐意经营东国，再次强化了东南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其北上达于齐境。进入帝国时期，所不同的是东南的地缘力量直接推翻了关中政权而取而代之，“东南有霸兆”进而变成了“东南有天子气”，而这“东南有天子气”的观念一转而化为现实。东南在地缘上襟江带淮的险要形势加之楚、越强悍尚武的民风以及其富庶的经济基础彼此激荡，终于成为关中政权忌惮的地缘原因。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自从新旧地轴合璧大关中格局形成之后，北向地轴足以摄制燕、赵，东向地轴正当关中门户，便于迅即作出地缘反应，而南郡当巴蜀门户，南阳从侧翼屏蔽汉水谷地与武关，甚至自地轴之南端亦可遥制岭南百越。但是，从关中放眼东南，这片形胜之地却是关中势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一个盲区，这也不能不说是东南地区成为关中政权隐忧的另一个具体原因。凡此种种原因，汉初所谓东南就自然不仅仅局限于会稽郡，而习惯上将与其在地缘上紧密关联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看作一体而一并视之。

秦汉帝国时期，关中政权对于东南地区一直有一种地缘忧虑在其中。早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冷鹏飞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于所谓“东南有天子气”作了详细的阐释，颇多灼见，但是读后仍感意犹未尽。仔细梳理发现，秦汉时期的东南忧虑的意识不仅见于《史记 · 秦始皇本纪》，而且东南地区的地缘形势也确实有其值得关中政权忧虑的实际原因。伍被谓淮南王刘安语中亦反映出这一观念，其曰：“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吴大呼，刘、项并和，天下响应，所谓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百姓愿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以成帝王之功。”而刘邦封吴王刘濞时亦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为了劝阻文帝复王淮南，贾谊谓文帝曰：“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太史公总结秦始皇统一前的天下大势变迁规律时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太史公虽则充分肯定了关中的地缘意义，但是与之相对也指出了东南的非同一般的地缘价值。对于太史公的这种论断，顾祖禹也有相近之论，其曰：“西北与东南，恒有互为屈伸之理。”凡此种种对于东南的地缘忧虑观念的形成，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抑或地理、文化的原因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究一下东南地区的地缘特点，其次就是须明晰在秦汉帝国的地缘格局中东南地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

《周礼 · 职方氏》从九州的分域角度谓东南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值得注意的是，《职方氏》用来指称九州的除了以“河”为参照的三河和东南西北四至之外，就是东北和东南，三河拱立乃天下之中，东南西北四至乃是古人基本的方位观，虽则九州制并非现实实行的制度，东南之地至少在观念层面进入天下秩序之中亦足可说明其地位之重要。秦汉时期东南究竟在地理上的范围是什么，《史记》《汉书》皆无确载，以狭义关中为本位视之，似乎今陇海线以南和旧地轴之东的广大地区皆可称为东南，但是事实上东南的范围显然没有这么辽阔。从秦始皇的五次巡游观之，其中有四次是东游，而“东游以厌之”若因“东南有天子气”之巡游，恐怕唯独只能算始皇三十七年的会稽之游，而且从会稽刻石来看，其中的“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颇有申斥的意味，大抵可与“东游以厌之”出发点相连通。但是，从“东南有天子气”之下文乃是“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就说明可能在当时的观念上丰沛一带也可算作是东南。以汉初异姓诸王的封域来比况，大抵是韩信之楚国与英布之淮南国的大部，涵盖淮河中下游地区及会稽等地。但是，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东南在地缘上的根本则在于春秋时期吴国初兴之前的吴、越地区，即后世顾祖禹所谓“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南直而已”。

东南在地理上属于司马迁所说的越、楚地区之大部，在谈到这一地区的经济及风俗状况时，太史公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从经济上看，不仅作为东南核心的故吴、越之地“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而极为富庶；西楚之北部的沛、陈、汝南等地则为冲要之地也“通鱼盐之利”；论及淮河流域之经济状况，太史公曰：“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论及楚、越之地总体经济状况，太史公曰：“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是说因为楚、越之地自然物产丰饶，是以楚、越之民在生产条件粗放的状态下也能满足日常生活之所需，而不是务于蓄积。这又关联着楚、越之地的民风，西楚乃是“其俗剽轻，易发怒”，而南楚又是“俗大类西楚”，刘邦立刘濞为吴王正是“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七国之乱时周亚夫谓景帝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司马迁言及武帝时淮南、衡山之乱时亦曰：“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这种轻悍尚武的民风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越绝书》记载了越王勾践谓孔子言及越人之性曰：“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 · 地理志》亦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项氏叔侄起兵江东，楚军的核心即为会稽的八千江东子弟，巨鹿之战项羽所部楚军一举击溃秦朝强大的国防军而为诸侯瞩目，“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之所以能号令天下正是依靠这支吴、越故地的子弟兵强悍的战斗力。所以，楚、越之地虽然地广人稀，但是其战士则“无不以一当十”，这是不能不为秦汉关中政权所重视的。

在太史公的眼里，东南虽不同于楚、越，但是时值武帝时期战国晚期楚国所留下的地缘辙痕仍为其所重，这就意味着东南在文化风俗及社会心理层面又关联着一个“楚”字，这似乎又自然地关联着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关于“三户”的理解颇有争议，《集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索引》：“臣瓒与苏林解同。韦昭以为三户，楚大姓昭、屈、景也。二说皆非也。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杜预注云‘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正义》：“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然则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识。”三说皆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种说法表达了楚对秦的仇恨；第二种说法亦有第一种说法的意味，但又实指楚国的社会结构，似乎更进了一步；第三种说法突出了南公的阴阳家的身份特点，而作为地名的三户也确有其地，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三户”之前置之以“虽”字就在语意上讲不通了。相较之下似乎第二重意思更有道理一些。楚国的实力是为秦始皇所显见的，因此发倾国之兵方才最终灭楚，而秦汉之际楚地释放出的惊人地缘力量更是令时人记忆深刻，更何况刘邦本人亦是楚人入主关中的。

其实，“东南有天子气”早在帝国时代之前即有类似的说法，鲁国使节季孙观干将莫邪而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种见蠡之时，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而事实上，东南地区的吴国一度压服强楚而力挫齐、鲁，会盟诸侯于黄池，盛极一时。继之而起的越国亦是横行于淮泗之上。早在春秋时期，东南的吴、越势力尤其是吴国在北方、西方、西北方向皆形成了强大的地缘冲击，而当战国晚期受到秦国压迫的楚国锐意经营东国，再次强化了东南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其北上达于齐境。进入帝国时期，所不同的是东南的地缘力量直接推翻了关中政权而取而代之，“东南有霸兆”进而变成了“东南有天子气”，而这“东南有天子气”的观念一转而化为现实。东南在地缘上襟江带淮的险要形势加之楚、越强悍尚武的民风以及其富庶的经济基础彼此激荡，终于成为关中政权忌惮的地缘原因。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自从新旧地轴合璧大关中格局形成之后，北向地轴足以摄制燕、赵，东向地轴正当关中门户，便于迅即作出地缘反应，而南郡当巴蜀门户，南阳从侧翼屏蔽汉水谷地与武关，甚至自地轴之南端亦可遥制岭南百越。但是，从关中放眼东南，这片形胜之地却是关中势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一个盲区，这也不能不说是东南地区成为关中政权隐忧的另一个具体原因。凡此种种原因，汉初所谓东南就自然不仅仅局限于会稽郡，而习惯上将与其在地缘上紧密关联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看作一体而一并视之。

【内容简介】

《帝国的骨架》是一部从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先秦、秦汉历史的作品。作者创造性地提出纵向地轴和横向地轴的地缘政治概念，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对西周封建制，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秦并巴蜀、郡县制、筑长城、南征百越、始皇巡游，楚汉之争，西汉的郡国制、汉匈战争、经略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全新解读。通过深入剖析西周至西汉一千多年间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考察了秦汉帝国熔铸成型的过程。本书视野宏阔，对于先秦、秦汉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认知。

【作者简介】

萧映朝，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著名学者王炳华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出版专著《帝国的骨架：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

【目录】

绪论/ 022
第一章 地缘轴线的萌芽与春秋战国时期地缘格局的变迁 / 034
第一节 西周的立国格局与地缘轴线的远绪 / 035
一、西周灭商与横向地轴的萌芽 / 035
二、纵向地轴之肇始与横向过渡地带 / 042
第二节 春秋的地缘格局及其变迁趋势 / 053
一、地缘轴线的中断与裂变 / 054
二、晋楚交争：南北地轴的加强与撞击 / 057
三、齐秦分立：横向地轴之东西二极 / 071
四、吴越的崛起与地缘轴线的新格局 / 081
五、郑宋的努力与中间地带的朘削 / 087
第三节 战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与地缘轴线的新变迁 / 091
一、北向地轴的分裂与三晋的地缘政治形势变迁 / 092
二、秦的伸展与纵向新地轴的建构 / 111
三、东向地轴的拓展与齐燕的地缘变迁 / 126
四、新旧地轴的转换对楚国地缘格局的冲击 / 129
五、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与轴线格局之关联 / 134
小结/139
第二章 格局与变局：秦朝的地缘架构及秦汉之际的地缘变迁 / 142
第一节 地缘轴线之新局与地缘改造之新举 / 143
一、新旧地轴之合璧与纵向地轴之完固 / 143
二、秦代的巡游与地缘轴线之关联 / 157
三、秦廷对轴线地域的疆理 / 162
四、地缘轴线之南展与南伐百越 / 167
第二节 秦朝地缘体系的崩溃及其在秦汉之际的变迁 / 178
一、陈胜地缘战略的失败与关东地缘形势的发展 / 179
二、刘邦西征与纵向地轴的瓦解 / 187
三、项羽分封的地缘意蕴及其政治地图的崩溃 / 190
四、东向地轴的演变及其对地缘格局的影响 / 209
小结 / 219
第三章 西汉的立国形势及汉初轴线格局的演进 / 222
第一节 西汉的立国形势与大关中地缘格局 / 224
一、西汉的立国形势 / 224
二、汉初关中的地缘形势与大关中格局 / 227
三、匈奴与王国问题的地缘纠结及汉初对匈政策 / 245
第二节 河南地收复前代北的地缘形势与地缘功能 / 257
一、河南地收复前匈奴入侵方向考论 / 257
二、汉廷在代北的战略举措 / 262
三、汉初代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功能 / 268
第三节 汉初分封的演化与关东地缘形势的嬗变 / 273
一、汉初分封理念的变迁与关东地缘形势的发展 / 273
二、东向地轴的重构与解构 / 294
三、汉廷的东南忧虑及其对东南封建的改造 / 308
小结 / 323
第四章轴线格局的新变迁与帝国骨架之成立/ 324
第一节 纵向地轴的回归与发展 / 326
一、北向地轴的完固与汉匈地缘格局的变化 / 326
二、秦蜀地缘联合体的强化与南向地轴的扩展 / 341
三、武帝广关与大关中格局的强化 / 353
第二节 经略西域与地缘骨架的完成 / 369
一、河西与西域的自然地理形势 / 370
二、匈奴对河西的征服所引发的地缘互动 / 375
三、“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历史变迁 / 378
四、西汉对河西的经略与西向地轴的伸展 / 385
五、汉廷经略西域的地缘层次 / 399
第三节 武帝时期的东疆经略与东方格局 / 430
一、“断匈奴左臂”与汉廷在东北疆的经略 / 430
二、东南余波与东南疆理 / 438
三、平定南越与开拓南疆 / 443
小结 / 447
结语 / 448
余论缘于地缘与超越地缘：西汉帝国
地缘政治中诸要素之检讨 / 456
附录地缘政治学与先秦、秦汉时期的
地缘政治思想概观 / 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