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作者｜章开沅（1926-2021）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提起清末女强人，读者多半会立刻想起绍兴的秋瑾，但我这里写的却是另一位浙江女性——单士厘。

单士厘（1856—1943）是萧山人，萧山距离绍兴不远。单士厘比秋瑾早生约二十年，出国也比秋瑾早四年。单士厘与秋瑾都是出身于旧式书香门第的闺秀，但性格、经历与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异。单士厘没有秋瑾那种英烈之气与侠义精神，她既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更谈不上流血牺牲。但她却以东方女性特有的灵慧与细密，认真观察与介绍了外在的世界，并且在诀别陈旧传统、倾心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另外一种更为沉潜也更为深刻的勇猛精进的气质。应该承认，在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她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单士厘的丈夫钱恂（1853—1927，著名文学家钱玄同的长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伯父），是清末外交官当中的有识之士，思想相当开明，先后到过日本、俄国、荷兰、意大利诸国。1899年单士厘带两个孩子前往日本钱恂任所，这是她的第一次出国。“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1903年她又随丈夫循西伯利亚铁道作欧俄之游，前后凡八十天，并且“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这本旅行日记随即以《癸卯旅行记》为书名付刊。单士厘历经多年勤学博闻，不仅眼界大为开阔，学问也明显长进，日语达到听、讲、读、译“四会”水平，对欧洲近代语文与拉丁、希腊古文亦有所理解，对西方文化艺术也有较为真切的认识，在清末妇女知识界堪称鹤立鸡群。

本书无意介绍单士厘的生平经历，笔者的兴趣只在于探讨她从深闺走向世界以后内心的急剧而又深刻的变化。当然变化是多层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提出两个例证来加以剖析。

一是居住环境清洁卫生观念的变化。1903年春，单士厘出国之前因船期推迟曾在上海旅店小住数日。她在国外生活已久，对国内居住条件很不适应。先是住晋升栈，连“衾褥洗面具”等都需要旅客自己准备；后迁福兴栈，虽较晋升栈略为清洁，但“烦杂仍无异”。单士厘于是感叹说：“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一履本国，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一是学校教育观念的变化。钱恂早在1897年即首倡留学日本之议，并率先让弟弟钱滮（字幼楞）在日本入学，随后又陆续将儿子、女婿、媳妇带到日本求学。单士厘在1903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对此曾有所记述：“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一切选学校，筹学费，悉往来于外子一人脑中。女学生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予因本国无一处可以就学，不得不令子女辈寄学他邦，不胜慨叹！”

一个饱读诗书且久经传统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在出国四五年之后竟至感到祖国没有一家可住的旅馆，没有一所可以让子女就读的学校，这样惊世骇俗之言不能不使时人为之瞠目结舌。

但单士厘的认识并非孤独摇曳的烛光，尽管言辞不无激愤偏颇之处，但当时都属于许多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情况正如青柳笃恒在1906年所描述的那样：“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日］青柳笃恒：《中国子弟何故必须游学我邦？》，载《早稻田学报》1906年11月第141号）。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出国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留学生把日本看作通向西方文化的桥梁，有些日本人则把这种潮流看作一种“气运”，而在历史上并无赫赫声名的单士厘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前驱者之一。

单士厘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内在的思想心理变化，而且还有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她反对中国传统的“正朔”观念，主张全国改用阳历，使政治、财经、学校、兵役、罪惩各方面收“齐一之效”。她不顾外界议论，率先“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她反对缠足恶俗，主张妇女参与社交，可以与男人一样抛头露面。为了开倡风气，她带着媳妇“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又步行数里到母舅家“以风同里妇女”。她还与全国妇女互勉：“寄语深闺侣，疗俗急需药。劬学当斯纪（原注：英人论十九世纪为妇女世纪，今已二十世纪，吾华妇女可不勉旃），良时不再来。”在这些娴静典雅的言行中，蕴含着对古老传统的勇敢挑战。

是什么力量促使长期生活在旧营垒中的单士厘在短短几年中产生这样大的转变？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贤淑的弱女子敢于与强大的旧传统决裂，并且公开表明自己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倾慕？

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离异于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语言，或许可以称之为“脱离意志”。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一种文明在它的生长时期，其旺盛的创造力，可以使它在自己的内部与外部，在人们的内心引起自愿的“归附心理”。而当它逐渐丧失创造力（汤因比称之为“害了病的文明”）的时候，则会使一部分民众产生对少数统治者“压迫意志”的挑战，产生一种“脱离意志”。汤因比用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这两种意志之间矛盾的持续发展，描述旧的“亲体”文明日渐走向灭亡和新的“子体”文明在富有力量的“脱离”（指与“亲体”脱离）中的诞生。他说：“当它从开始变化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一种精神上的因为遭遇而引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把宇宙的生命从秋天的停滞状态，引过冬天的痛苦，重新达到春天的生命沸腾，这正是创造的再现。”

我则宁愿把这种“脱离意志”称为“离异”，将其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向，一种带有很大力度的趋向，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力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充满着心理与意志的因素，然而单纯在人的头脑与心灵中是很难找到终极原因的，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来加以考察。

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文化史上的离异现象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母体中逐渐孕育诞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实践与旧的传统文化激烈冲突，新的“子体”文明挣脱旧的“亲体”文明的脐带（桎梏），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诞生于世。这种离异的驱动力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内部。另外一种离异的驱动力则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外部。当一种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相遭遇的时候，落后文明或则因被先进文明同化而趋于湮灭，或则由于外来先进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在自身内部萌生逐渐增强的离异趋向，加快了新的“子体文明”的诞生速度。而就近代世界史的全局来看，西欧各国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大多属于前一种类型；东方各国的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则一般属于后一种类型。

这是由于，西欧诸国较早走上近代化、工业化的道路，而到17、18世纪以后，西方与东方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与水流之由高趋低相反，在多种文明的接触过程中，人类文明都是背离低级而趋向高级，而且落差愈大，引力愈大。在近代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东方国家普遍出现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潮流。这就是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发展总格局的“西学东渐”。

单士厘的观念与心态变化，无非是这个“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一滴水，但从一滴水中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