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林黛玉”陈晓旭患癌去世，临终前拉着父亲说：爸，我想往生

2007年5月14日清晨，北京几家早报同时用半版篇幅刊出一则噩耗：4月还在录制佛学公益节目、神情恬淡的陈晓旭，于13日夜间病逝深圳。消息扩散得飞快，街头报刊亭前不断有人停下脚步，望着那张熟悉又消瘦的面庞出神。

往回推二十年，1987年6月的央视一号演播厅里，人们第一次看到林黛玉“披襟当风”地走进大观园。现场红学顾问轻声嘀咕：“举手投足，像书里的人掉下来。”那时的陈晓旭只有22岁，刚从鞍山话剧团请假来京，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好奇。

她之所以出现在海选名单上，与一次偶然的杂志翻阅有关。1983年秋，她在食堂排队时顺手拿起《大众电视》，里面夹着“红楼梦剧组公开征选演员”的启事。鞍山到北京一千多公里，火车要晃两夜，她却拉着行李就走。“排练厅在哪？”她对门卫脱口而出，完全没有寒暄。

培训期很长，三个月封闭读书排练，外界来信统一编号保存。与她同组竞争林黛玉的女孩不少，中央戏剧学院少年班的安雯就在其中，履历亮眼，可最终定妆照对比，导演王扶林仍旧在陈晓旭的名字后画了圈。主创后来回忆，定夺的那一刻房间里很安静，“像是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点头”。

拍摄过程并不轻松。出外景时，剧组为节省胶片，常常要求“一条过”。陈晓旭怕咳嗽坏画面，随身揣着两粒薄荷糖。镜头外，她不苟言笑；镜头里，她哭到失声——《葬花》那场戏拍完，她额前碎发被泪水浸湿黏在脸上，工作人员递纸巾，她只是摆手，好半天才抬头：“等一等，让我缓一下。”

电视剧播出后，全国重播次数屈指难数。有人调侃：“开电视三件套——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红楼梦。”铺天盖地的关注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反倒让陈晓旭陷入“角色身份的牢笼”。制片人陆续送来剧本，几乎清一色的“才貌薄命”型人物。她读完一摞，合上本子叹气：“观众只要林黛玉，不要我。”

1990年前后，国内正卷起“出国热”。她也试过办签证，却在美国大使馆门口被拒。回酒店那晚，她给母亲打电话：“我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沉默数秒，说：“外面的世界再大，总得找得到回家的路。”这一句话让她第一次认真思考，戏外的人生要如何展开。

商业领域成了意外选择。1991年，她以几万元承包北京一家小广告公司经营权。头一个月连交房租都紧张，正要咬牙借钱时，吉林一家药厂厂长打来电话，“陈晓旭？我信得过林妹妹。”150万元合同就这样落地。业内戏称，“影视标签”成了最便宜的招牌。

接下来的几年，她在商场上游刃有余。1996年自创世邦广告，年营业额破千万，被财经杂志称为“广告界的冷面掌舵人”。朋友聚会时有人敬酒：“晓旭，你现在是女强人。”她微微一笑：“不敢当，只是还没找到终点站。”言语间那股淡淡的疏离感始终不改。

2002年以后，旁人发现她出席公开活动的次数骤减，却频繁现身佛学讲座。她在笔记本上抄下《无量寿经》里的两句话：诸苦所因，贪欲为本；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这段字后来被她装裱放在办公室门口，提醒员工“先做人再做事”。

2006年3月，身体不适的征兆先是从胸口隐痛开始。家人劝她做检查，她说只是劳累。年底确诊乳腺癌，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她摇头：“药石不如心安。”12月，她给远在长春的父亲写信，“若无常提前，我愿从容。”字迹不再娟秀，却依旧工整。

2007年2月23日，她拄着拐杖进入长春兴隆寺，剃度，法号妙真。仪式后，老同事周雷低声问：“真走这条路？”她合十，轻声答：“是归途。”不久身体明显衰弱，她转往深圳静养。5月13日下午短暂清醒，她握住父亲的手，气息微弱却字字分明：“爸，我想往生。”

夜色降临，病房窗帘半开，深圳湾的灯光穿过缝隙落在床头。她轻轻喊了几声“妈妈、姥姥”，随后陷入深眠，再没有醒来。医院记录的时间是20时28分，距她剃度整整79天。

陈晓旭辞世后，《红楼梦》剧组诸多演员才得知癌症真相。王熙凤扮演者邓婕说，“她对苦难讷于言”，短短一句话足以概括外界对她的印象。社会舆论也曾质疑：如果积极治疗，也许还有转机。然而熟悉她的人大抵明白，选择佛门，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归位。

从22岁屏幕初现到42岁人生落幕，陈晓旭的故事被许多人简化为“林黛玉的现实投影”。可若把镜头拉远，能看到80年代文艺青年的理想、90年代市场浪潮的撞击，以及新世纪个人信仰的转向。三十年变迁，她恰好经历了全部阶段，并用一连串坚决的选择说明——成名不是终点，财富也不是答案，心里那盏灯亮与不亮，分量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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