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毛主席收到戴季英一封信，看后大为震怒：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

1951年12月18日下午，北京入冬已久，西苑湖面结着薄冰。中南海勤务员递上一封从开封寄来的特急信件，落款“戴季英”。几分钟后，毛主席批注六个字：“已经不可救药。”当晚，中央办公厅连夜整理材料，河南方面得电后如芒在背。信里到底写了什么，为何会换来如此严厉的定性？

先把时钟拨回到1927年。黄麻地区枪声初起，年仅二十岁的戴季英在总指挥部帐篷里画着简陋的攻城草图。那一年，他的身份是起义军党委成员，和李先念、陈再道并肩。短短三个月，他带人打下黄安县城，俘县长、夺警备队，风头一时无两。湖北北部的穷苦农民，第一次见到这位身材单薄却嗓门极亮的年轻指挥员，都说“戴小伙子有胆有谋”。从此，他一路由县委书记做到红四方面军师政委、红二十五军政委，带着不到三十条伤亡换来几千名俘虏的纪录，让蒋介石头疼不已。

战争年代的锋芒不代表政治斗争的稳健。1935年，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步步紧逼。局势吃紧时，陕甘省委内部却掀起了一场肃反风暴。戴季英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革命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位昔日“行动派”把矛头对准老战友刘志丹，逮捕、逼供、皮鞭齐上，甚至把刘家五岁的孩子押进劳改队。三周后，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毛主席一句“刀下留人”叫停审讯。核查以后一锤定音：口供系杜撰。周恩来拂袖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都嫌多。”保卫局人事大换血，戴季英被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抗战爆发，前线缺人。高敬亭麾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忽然接到命令——副司令员由戴季英担任。高敬亭原是戴的旧部，心里芥蒂难消，对幕僚说过一句重话：“有他的指示，先搁着，回头跟我商量。”矛盾逐步升级。1939年，第七团团长叛变事件被戴季英归咎于高敬亭，最终高被捕并遭错杀。事后种种迹象表明，高敬亭并未与叛徒同谋，可事情已回天乏术。此后七十年代的军史编辑会上，一位老兵低声感叹：“那一年冤得很，可谁也不敢吭声。”

功劳也有。1939年底，李品仙部逼近两淮，张云逸、戴季英联名通电安徽各界，随后半塔集一役干净利落地收拾了桂系残部，迫使国民党释放张云逸家属。1944年，豫西山地杀声不断，戴季英携王树声组建八路军河南军区，山沟里拉出数万民兵，日军一个联队被生生磨掉大半。毛主席在枣园会议上点评此战，未点名却连说三个“干得好”。

胜利的号角还在回响，新中国刚成立，开封省委书记的任命让戴季英心灰意冷。河南是省会不假，可他自认资历在“省委那几位娃娃”之上。同僚回忆说，1950年年底的一次省政府联席会上，戴季英端着茶杯，一脸不屑地插话：“你们懂得财经吗？老戴当年可管过全军供给。”场面一度尴尬。

于是就有了1951年的那封“要官信”。信中两层意思：一，痛批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志大才疏，瞎指挥”；二，自荐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字里行间带着居功自傲，也暗含“若不允，后果自负”的威胁味道。毛主席阅后火气上涌，当即批示严惩。很快，河南省委作出决定——开除党籍、公职，处理结果全文登上《人民日报》。按现在的说法，就等于在全国范围“拉黑”。

戴季英并没有立即锒铛入狱。1952年起，他被安排学习、检查。可脾气未改，依旧口无遮拦。1959年，因历史遗留问题加个人态度恶劣，被判刑十五年；1974年刑满，居所设在郑州郊区。1982年，生活条件放宽，他搬进省委家属院，一栋老式红砖小楼，偶尔有黄麻起义的老兵敲门请教史料，他总是一边咳嗽一边揶揄：“你们写得也太官方，缺火候。”话音虽冲，还是把珍藏文件递了出去。

90年代初，军史编纂组重写红二十五军长征篇章。陈再道上将审稿时，在评语栏里第一次称呼“戴季英同志”，同时提醒务必如实写出其功过。1993年，原中纪委副主任张策撰文提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后期错误，就抹杀他在艰苦年代的贡献。”河南本地报纸随后连载讨论稿，公众意见出现分化。不过，这已不再牵动大局。戴季英接受采访的最后一句被记者记录下来——“历史不是想删就删的纸，每一道折痕都在。”

此后两年，他几乎不再出门。1995年春，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为他换发居民身份证，工作人员敲门时，老人正伏案整理回忆录，桌上摊着泛黄的起义名单。翻页声很轻，窗外风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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