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31岁离世前希望葬在鲁迅墓旁，许广平为何写下“越界”二字？

01

张家的五进大院，坐落在呼兰县城的中心地界。

青砖砌的高墙把院子圈得四四方方，廊柱是漆过的，底下蹲着石狮子，院子里有影壁，有花坛，屋里的桌椅板凳都是上好的木料。

这样的宅子，在呼兰县城是数得上号的。

人人都说张家是挺好的人家，有钱，体面。

可这体面，对萧红而言把人勒得喘不过气。

萧红，那时候还叫张廼莹，就生在这样的宅子里。

她不像那些被捧在手心里的娇小姐，倒像是一棵野草，瘦伶伶的。

父亲张廷举是个严厉的人，脸上很少有笑，见着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规矩”。

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要安静，要顺从。

母亲也是淡淡的，忙着操持家务，忙着应付人情往来，分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目光就那么一点点，轮到萧红这里更是所剩无几。

萧红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

这片灰色的童年里，唯一的亮色就是祖父张维祯。

祖父是个挺和气的老人，胡子白了，背有点驼，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褶子像打开的扇面。

他格外疼这个不爱说话的孙女。

祖父会拉着她的手，在园子里慢慢地走。

他教她认花，教她认草，给她讲故事，有时候他会变戏法似地从宽大的袖子里摸出一块糖，偷偷塞到她手心里。

后花园的时光是零碎的，却是她整个童年里唯一能让她觉得自个儿是活着的、被疼爱着的时光。

许多年后，她把这些记忆写进书里，那些关于后花园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带着祖父手心的温度。

她觉得，真正的亲人就该是祖父这个样子的。

后来，当她遇到鲁迅先生时，那份来自长者的、不求回报的关怀，让她一下子就想起了呼兰河畔的后花园，想起了那个总在喊她“小莹儿”的祖父。

日子像河水一样流，一转眼，萧红15岁了。

1926年，女孩儿长成了大姑娘，眉眼也长开了。

父亲张廷举看着她，不再只是想着规矩，而是盘算起她的亲事。

他给她定了一门亲，对方是当地一位军官的儿子，叫汪恩甲。

这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年轻人见没见过面，喜不喜欢都不打紧。

萧红读了新派的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知道了有个叫易卜生的外国人写了一出叫《玩偶之家》的戏。

戏里的女主角娜拉不愿意再做丈夫的玩偶，不愿意被困在那个看似美满的家庭里，最后摔门而出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她觉得自己就是娜拉。

她不能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不爱慕的男人，不能把一辈子都交到别人手上。

她要逃。

萧红想到了在北平读书的表哥陆舜振。

北平新思想、新文化汇集的地方，是她想象中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她偷偷给表哥写信，说自己要逃婚，要去北平念书，求他帮忙。

表哥回信了，答应了。

萧红找了个机会，悄悄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逃出了那个让她窒息的大院。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呼兰县城，心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种挣脱了牢笼的快意。

萧红站在北京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她找到了表哥陆舜振，可表哥早已成了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住在不大的院子里，日子过得紧巴巴。

北平的吃穿用度，样样都贵，表哥的薪水要养活一家人，本就捉襟见肘，再多供养一个她，实在是有心无力。

起初，表哥还尽力帮衬着。

可日子久了，表嫂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

没过多久，表哥找她谈了一次，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让她自己想办法。

萧红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

她回不去呼兰，那个家因为她的逃跑，早已把她当成了耻辱，她也留不下北平，没有钱，她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找不到。

她第一次尝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原来，自由不是逃出来就有的，她需要钱，而她什么都没有。

1931年，在北平漂了几个月后，她身上的钱花光了，能借的人也借遍了。

她不得不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呼兰。

这一次回家比逃跑时更让她难堪。

父亲因为她丢了在地方上的一些体面职位。

家族里的人开会，把她当成反面教材，说她“教子无方”，败坏了张家的门风。

那些平日里见了面要点头哈腰的亲戚，如今看她的眼神都带着鄙夷和幸灾乐祸。

她像一个罪人，被押进了家门。

她被锁进了福昌屯老家的一间偏房里，整整半年不许随意出门。

那间屋子又小又暗，窗户对着院墙，只有中午时分，才有一缕微弱的光从墙头漏进来。

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张缺了腿的木桌。

每天，有人从门底下的小口送饭进来，吃喝拉撒，全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她听着外面的鸡鸣狗叫，听着人们走过院子的脚步声，却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

起初萧红绝望而愤怒，她用指甲在墙上乱划，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那面冰冷的土墙上。

可时间长了，愤怒变成了麻木，麻木又渐渐生出新的念头。

她明白了，硬碰硬，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想要离开得用脑子。

萧红开始假意顺从。

她托人告诉家里，说自己想通了，愿意接受那门婚事。

家里人见她“回心转意”，总算松了口气，警惕也放松了，他们同意她出门去置办嫁妆。

她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跑了，目标还是北平。

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

她身上揣着的那点钱，在偌大的北平城里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表哥那条路是彻底走不通了。

她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有时候一天萧红就靠一个冷得像石头的馒头顶着。

北平的冬天来得早，她穿着单薄的衣裳在街上走，冻得浑身发抖。

晚上，她找不到住的地方，就缩在那个屋檐下或者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凑合一夜。

她甚至想，要不就这样算了吧，随便找个地方，嫁个人，只要能有口饭吃有个地方睡也就行了。

可心里那个不甘心的声音，总在最难的时候冒出来，对她说：不行，不能就这么认命。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竟想到了一个人——汪恩甲。

那个她拼了命要逃离的男人，现在反而成了她能求助的人，她想，她要先活下去，就给汪家去了信。

她不知道，这场交易的代价，远比她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02

1931年12月，萧红跟着汪恩甲住进了哈尔滨东兴顺旅馆。

房间窄小，窗户纸破了几个洞，用旧报纸糊着，风一吹呼呼作响。

这并不是她想要的归宿。

她从北平的街头逃到了汪恩甲的身边，心里或许还存着一丝模糊的念想，想着先熬过这个冬天，等手里有了点钱，再做别的打算。

对这愿意收留她的男人，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只是一种麻木的依附。

可日子没给她喘息的机会。

没过多久，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把她单薄的衣裳撑得鼓鼓囊囊。

起初是恶心，吃不下东西，后来是沉重，走几步路就喘。

生活的压力，也跟着这个未出世的孩子一起翻着倍地往上长。

汪恩甲一开始还算照应，可看着她日渐臃肿的身子，看着旅馆的账单越积越高，他脸上的烦躁也越来越掩饰不住。

终于有一天，他借口说回家去取钱，给她和孩子一个安稳的未来。

他走了，转身就再没回来。

萧红等了一天又一天，她从起初的焦急，等到后来的心慌，最后是彻骨的冰凉。

她明白了，她被抛弃了。

旅馆老板先是敲门催账，话里带着刺，后来直接堵在门口，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她脸上。

最后，他撂下了狠话：“要么还钱，要么，你就拿你肚子里的孩子来抵！再不然，把你卖到窑子里去，也够还这笔账了！”

欠款已经滚到了400多元。

在那个年月，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萧红被困在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那是个连窗户都没有的房间，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吊在头顶。她像被活埋了一样，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不见天日的变幻。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她白天蜷在床上，抱着自己的肚子发呆。

晚上，她睁着眼睛，听着走廊上传来的各种脚步声，心惊胆战。

一天，萧红在旅馆的角落里，摸到了一份被丢弃的《国际协报》。

报纸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上面印着些城里的大小事情，还有一块小小的文学副刊。

那些黑色的铅字，像是一道光忽然照进了她漆黑的世界。

她想，或许可以写信求救？

萧红没什么信心，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理会一个落魄女人的哀求。

可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她找来纸笔，把自己的遭遇，用最朴素的语言写下来。

萧红写自己的逃婚，写被家族囚禁，写在北平的困顿，写如何被抛弃在这间地下室里。信的末尾，带着一丝几乎是乞求的语气。

信寄出去后，她没抱太大希望，只是做了一件自己能做的事，然后听天由命。

没想到，报社的主编裴馨园看到了这封信。

那字里行间的绝望与挣扎让他的心沉了一下，他立刻派了手下的编辑萧军，去东兴顺旅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军那年25岁，是个从辽宁山沟里闯出来的穷小子，父母早亡，吃过数不清的苦。

他走进那间又暗又潮的地下室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缩在墙角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身形单薄得像一片纸，只有肚子突兀地鼓着。

潮湿的墙壁上，还刻着一些零零碎碎的诗句，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子灵气和倔强。

萧红跟他说话，声音很低，有点沙哑，但很平静。讲她的逃婚，讲她对《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向往，也讲她在北平的挨饿受冻，讲她被汪恩甲抛弃后的绝望。

萧军听着，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种在底层挣扎的苦，那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劲儿，让他生出一种莫名的亲近和怜悯，还有几分敬佩。

他决定帮她。

就在萧军想办法筹钱的时候，哈尔滨出大事了，松花江决堤了。

滔天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进了城区。

街道转眼间变成了一片汪洋，房子被淹，家当被冲走，到处是哭喊声和求救声。

东兴顺旅馆的地下室，自然也没能幸免。冰冷的江水灌了进来，很快就没过了脚踝，又涨到了膝盖。

旅馆里乱成一团，老板也顾不上她这个欠债的孕妇了。

混乱中，萧红看到了机会。

她挺着大肚子，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挪动。

她看到一只救生船划过来，上面挤满了人。

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抓住船沿，不顾一切地爬了上去。

她扒着船，四处张望寻找着萧军的身影。

而萧军真的来了，萧红就和萧军顺理成章在一起了。

不久，她生下了那个孩子，这个女婴是她和汪恩甲的孩子。

而她却没有初为人母的一点点喜悦。

他们住在一间阁楼里，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张破桌子，两个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能力再养一个孩子？

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被送了人。

送走的那天，萧红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包裹里那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

之后，她和萧军的日子过得像是在针尖上行走。

他们穷到一条鞋带都要拆成两半，一人用一半。

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喝几口凉水。

实在饿得发慌，饿到眼睛发绿的时候，萧红甚至在稿纸上写下这样的话：“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生活的艰难没有把他们压垮，文字成了他们对抗现实的武器。

他们把所有的苦和不甘都写进了稿纸里。

在那个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闷得像蒸笼的阁楼里，他们点着一盏小油灯写着那些关于底层人的故事。

1933年，他们东拼西凑，自费出版了一本合集，叫《跋涉》。

书里有萧红的《王阿嫂的死》，她用带血带泪的笔，把一个东北农妇如何被生活、被男人、被那个吃人的社会一点点压榨致死的过程写得让人揪心。

文章一出来，在当地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第一次在文字里看到了东北农村妇女那般真实而残酷的处境。

但也正是因为写得太真实太尖锐，揭露了太多底层的苦难，这本书很快就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成了他们要查禁的目标。

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哈尔滨已经待不下去了。

1934年5月，萧红和萧军离开了哈尔滨，前往青岛。

03

1934 年11月，萧红和萧军从青岛到上海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萧红和萧军缩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怀里揣着他们自己印的《跋涉》，还有一本《生死场》手稿。

他们要去上海，去见一个人——鲁迅。

在那个年代，鲁迅这个名字对他们这些搞文学的年轻人来说，不只是一个作家，更像是一座灯塔。

他的文章，像刀子，也像火把，刺破黑暗，照亮前路，能见到他，能得到他的指点是很多文艺青年想都不敢想的事。

到了上海，这个比哈尔滨、比青岛都要大得多的地方，他们像两只没头苍蝇，心里又激动又慌张。

他们没敢直接上门去拜访，而是通过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辗转送上了自己的书稿，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那天，在堆满了中外书籍的内山书店里，他们见到了鲁迅。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背微微有些驼，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衫，面色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却格外的温和，透着一股能让人安下心来的力量。

他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摆出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说那些客套的场面话。

他坐下来，点上一支烟，直接就聊起了他们的作品。

“你们的《跋涉》，我看了，有分量。”

他缓缓地吐出一口烟，看着他们，“东北的作家，是见惯了生死的，所以你们的文字里也有一股旁人没有的生死的力量。”

聊着聊着，鲁迅的目光落在了萧红的身上。

他说：“你是有天赋的，要多写。”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萧红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呼兰河畔那个孤独的小女孩，到哈尔滨地下室里那个绝望的孕妇，她一路走来，听过太多的指责、冷眼和鄙夷，却从没有人像眼前这位先生一样，用这样肯定的语气，对她说她“有天赋”。

临走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抓了一把亮晶晶的银角子，一起塞到萧红的手里，他说这是给他们解燃眉之急的。

那20块钱，在当时能顶得上一个普通人家一两个月的伙食费。

从那天起，鲁迅的家成了他们在上海最常去的地方。

鲁迅的家在北四川路，不像她小时候呼兰的大院那么富丽堂皇，只是一栋普通的石库门房子。

屋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书架上塞满了书。

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气场，让人一走进去，心里就踏实了。

萧红和萧军住的亭子间，又小又破，冬天冷，夏天热。

可只要一跨进鲁迅家的门，现实生活里的那些窘迫和寒酸，好像就都被隔在了门外。

鲁迅那时身体已经不大好，常常咳嗽，却还是每天伏在书桌前写稿，一写就到深夜。

许广平先生，则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操持着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样样都亲力亲为。

萧红去了，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她看许先生忙不过来，就主动钻进厨房帮忙。

她是东北人，会做面食，包饺子、烙韭菜盒子，她都做得又快又好。

厨房里，热气腾腾，面粉的香气混着菜馅的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

许先生在一旁看着她麻利地擀皮、拌馅，总是笑着夸她：“你这馅儿拌得真香。”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着一张方桌。

鲁迅先生坐在主位，他吃得不多，但总会抬头看看萧红的碗，用那种不带一点客套的、就像家里长辈一样的语气问她：“再吃几个嘛，别客气。”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语气，让萧红一下子就想起了后花园里的祖父。

她和许广平先生，也处得像亲姐妹一样。

许先生性格爽朗，爱说爱笑，萧红也愿意把心里的苦闷跟她讲。

她们常常躲在屋子的一角，低声聊着天，聊写作上的困惑，聊生活里的琐事，聊萧军的大男子主义脾气。

有时候聊得投入了，连鲁迅先生在书房喊人都没听见。

家里的小海婴，鲁迅先生的儿子，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却格外喜欢萧红。

她梳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海婴一见着，就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伸出小手抓住她的辫子不放，嘴里咿咿呀呀地，像是跟她说着什么悄悄话。

鲁迅先生看见了，就摘下眼镜，笑着打趣：“他看你梳着辫子，觉得你跟他一样，也是个小孩儿呢。”

一句话，把满屋子的人都逗乐了。

在鲁迅家，她不用再像在呼兰的家里那样，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说一句话要想半天。

她可以在饭桌上撒娇，多要一个饺子，可以在鲁迅先生写作的时候，安静地坐在一旁，帮他磨墨。

这里，成了她在上海的“后花园”，一个可以让她卸下所有防备，安放灵魂的地方。

鲁迅对她的好，不只是几句鼓励，几顿饭。

他预支稿费给他们，让他们在没有收入的日子里能买米买炭，天冷了，他让许先生给他们准备好棉衣送过去，他把自己在左翼文坛的人脉一个个介绍给他们，帮他们在上海站稳脚跟。

有一次，许广平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无意中翻出了几页萧红的习作草稿。

那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鲁迅先生用红笔修改的痕迹。小到标点符号的用法，大到整个段落的结构调整，都改得极为细致。

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让许广平捧着那几页纸看了很久。

她这才真正明白，先生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来自东北的姑娘。

他不是简单地欣赏她的才华，他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去浇灌一棵他认为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好苗子。

作为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的日常早已被填得满满当当。

晨起要安排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洒扫庭院、整理书房，让先生能在整洁安静的环境里写作，白天要处理源源不断的信件往来，接待登门拜访的友人、学生，还要照料年幼的周海婴，桩桩件件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自从萧红来了，这份繁忙里又多了一重沉甸甸的牵挂。

萧红似乎从未意识到许广平的忙碌，总在晚饭后如约而至，无论窗外是刮风还是下雨，那扇门总会被她轻轻推开。

萧红太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出口，而鲁迅的家，恰好给了她这份无条件的接纳。

于是，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对过往的迷茫、对未来的惶恐，都化作了源源不断的话语一股脑地涌向许广平。

许广平从不打断她，只是静静坐在一旁倾听，偶尔轻声安抚几句。

她看得出萧红眼底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忧愁，即便姑娘努力用爽朗的语气掩饰，那份深入骨髓的孤独也藏不住。

可她不知道萧红的父亲还健在，更不清楚她过往经历的那些颠沛流离，她从不多问，只凭着一份善良与体谅默默承接下这份沉重的情绪。

更让许广平费心的是，鲁迅先生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常年的写作与奔波耗尽了他的精力。

为了不让先生过度劳累，许广平常常主动代替他陪伴萧红，耐心地听着萧红的絮叨。

有时候实在抽不开身，她便让年幼的周海婴陪着萧红玩耍，只为能腾出一点时间，去照料先生的饮食或整理他的文稿。

可人的精力终究有限。

有一个夏日的午后，萧红又在客室待了一整天，许广平陪着她聊了许久，竟忘了先生有午后小憩的习惯。

那天的风格外大，所有窗户都敞开着，她忙着回应萧红的话语，全然没留意到楼上卧室里，先生已经睡着了。

等她终于抽身上楼时，才发现鲁迅面色发红，伸手一摸，竟是发了热。

一场受凉引发的重病，就这么悄然而至。

许广平和鲁迅都默契地没有提起这件事。

许广平看着萧红依旧频繁地来访，看着她眼中的忧愁丝毫未减，终究没能说出半句抱怨。

她理解这个姑娘的不易，更心疼她的孤苦无依，哪怕自己因此分身乏术，哪怕对先生的照料有了疏忽，她也始终保持着礼貌与克制，把那份无奈与焦虑悄悄藏在心底。

后来，萧红要赴日本，许广平还特意精心准备了饯行宴。

彼时鲁迅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她自己也深陷在疲惫之中，可面对即将远行的萧红，她依旧温柔叮嘱，让她在国外不要害怕，好好照顾自己。

谁能想到，这位在丈夫危急存亡之际，还能分心为他人筹备宴席的妻子，心底藏着怎样的焦虑与不易。

直到鲁迅与萧红相继离世，许广平才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坦然说出了这个藏了许久的秘密。

她写道，萧红的生活失调，终究影响到了身边人的节奏，那段日子里，她因陪伴萧红而疏忽了对先生的照料，至今想来仍有遗憾。

可即便如此，当她在《追忆萧红》里写下 “越界” 二字时，笔端没有半分责备，只有满满的疼惜。

她太清楚，萧红不是故意要打破那份无形的界限，只是这个漂泊半生的姑娘，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停靠的港湾了。

04

萧红的情绪崩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萧军的感情走向了绝路。

她和萧军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

他是她的救命恩人，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像个英雄一样把她从哈尔滨那个黑洞洞的地下室里拉出来的人。

萧军是爱她的才华的，他不止一次地在朋友面前夸她写得好，有灵气。

可这份欣赏并没有让他把她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在他骨子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

萧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让她顺从。

他们可以一起谈文学，谈理想，可一回到柴米油盐的日子里，他就变成了那个需要被仰望、被服从的男人。

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他在感情上的三心二意。

萧军的身边总是不缺围绕着他的年轻女性。

他甚至对朋友公开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真是理直气壮的轻浮。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吵到激烈时萧军会动手。

那些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旧的还没消，新的又添上来。

有一次，许广平先生帮她敷药，轻轻揭开她的衣领，看到那些新旧交错的瘀痕时手都抖了一下。

这事传到了鲁迅先生那里。

一向不多管别人家务事的他，罕见地发了话。他对萧军说：“有才华的女性，是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的。”

这句话分量很重，不只是说给萧军听，也是在提醒萧红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

可现实并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改变，萧军还是那个萧军，粗暴，自我。

1936年7月，萧红决定暂时离开。

她要去日本，她想换一个环境，让自己从这段窒息的感情里透一口气。

她也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点东西，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日本的日子是安静的。

萧红一个人住在小小的公寓里，没有争吵，没有暴力。

可这份安静并没有让她好受多少，孤独像海水一样把她整个人都淹没了。

她常常在夜里写稿，写着写着就停下来，盯着窗外陌生的灯火发呆，心里空落落的。

她以为，这已经是最大的痛苦了。

没想到，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

1936年10月19日，她从报纸上看到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她呆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报纸，看了无数遍，却还是不敢相信。

那个像祖父一样温暖她的人，那个在她最困顿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那个她精神世界里最坚实的主梁，就这么……没了？

她痛呼“导师之死如霹雳”，这句话里藏着的，不只是悲伤，更是一种再也找不到依靠的、天塌地陷般的茫然和恐惧。

她踉踉跄跄地回了国，可等待她的是更不堪的现实。

萧军已经和另一个叫许粤华的女人公开地住到了一起。

更让她羞愤的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萧军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打了她，还指着她的眼睛说那里的淤青就是他打的。

她最后一点情面和自尊都被碾压得粉碎，她在朋友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萧红痛哭的时候，习惯性地去找许广平先生倾诉。

可那时候的许先生，自己也还陷在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里，整个家都笼罩在一片沉重和哀伤之中。

许先生能分给她的安慰和心力都太有限了。

鲁迅先生不在了，那个家也就不再是她可以随时回去撒娇、取暖的地方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隆隆的炮火从北到南一路蔓延。

上海也变得不再安全，萧红和萧军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起撤离，辗转到了武汉。

就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和萧军终于走到了尽头。

分手那天，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后来，萧红对朋友聂绀弩感叹：“做女人，是太难了。天空是低的，翅膀是薄的，担子是重的。我们总习惯于牺牲，这其实是一种懦弱。”

这句话，是她对自己前半生情感经历的总结。

她也坦白，心里其实还爱着萧军，那份从患难中生出来的感情，没那么容易抹去。

可是“做他的妻子，是太痛苦了”，她把忍耐当成了本分，把牺牲看作了必然，直到最后被压得喘不过气，才终于醒悟过来。

这是她情感上的一次彻底的觉醒。

分手后不久，她和另一个男人走到了一起——端木蕻良。

端木和萧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他身上没有萧军那种粗犷的野性，而是带着一种文人的儒雅和细腻。

他能看懂她文字里那种“贫穷的浪漫”，那种在最困顿的日子里依然保有的诗意和倔强。

1938年，在武汉他们举行了婚礼。

这件事，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因为那时，萧红的肚子里还怀着萧军的孩子。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她太冲动，太不顾体面。

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个看似惊世骇俗的决定不是为了赌气，也不是为了报复。

她只是想在剩下的路上，找一个能体贴她、尊重她的人，找一个能让她安安静静写字，不必时时提心吊胆的伴侣。

04

为了躲开萧军的纠缠，也为了躲开战火，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路南下，最后到了香港。

香港的街市很热闹，到处是听不懂的方言，人们行色匆匆，自顾自地忙着生计。

这个暂时远离了战乱和情感纠葛的南方小岛，给了她一段难得的、可以安顿下来的时光。

也正是在这里，她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里，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个高峰。

她把那些沉在心底的记忆一点点打捞上来。

那个呼兰河畔的五进大院，那个寂寞的童年，后花园里祖父的笑声，还有小城里那些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中循环往复的、麻木而又鲜活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融进了她的笔下，变成了那本不朽的《呼兰河传》。

茅盾先生读了之后，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可命运，似乎总是不肯给她太久的安宁。

1941年的秋天，萧红的肺结核病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

咳嗽变得频繁而剧烈，有时候咳得整个人都蜷缩起来，直不起腰。

她住进了香港的玛丽医院。

也就在这个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军的炮火，撕裂了香港的宁静。

医院里的人手一下子紧张起来，药品也变得稀缺。

端木蕻良作为她的丈夫，本该守在她的身边。

可是在战火的裹挟下，他常常为了生计和躲避战乱而四处奔波，一走就是好几天，连个音信都没有。

萧红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亲人。

那种孤单和虚弱混杂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她密密地罩住让她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一个叫骆宾基的年轻人站了出来。

他是她弟弟的朋友，也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

骆宾基看到萧红病得那么重，身边又没人照料，心里不落忍，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

她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她开始默默地安排自己的后事。

她立下遗嘱，把自己的作品都托付给端木保管，这是她对这个陪伴她走过最后一程的伴侣的一份交代。

她把《呼兰河传》的版税赠给了骆宾基，这是她对这个在危难时刻守护她的年轻人的一份感谢。

她还惦记着那个多年前在哈尔滨送掉的、与汪恩甲生的女儿，她希望将来有人能找到她。

然后，她反复地、轻轻地呢喃着一句话，像是在对身边的人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若有来日，迁我之骨，葬于鲁迅先生墓旁。”

那个地方，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墓旁，是她心里唯一的、真正的归宿。

1942年1月19日的深夜，萧红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她用手势，示意要纸和笔。

她握笔的手，抖得厉害，但还是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了几行字：

“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半部《红楼》他人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不甘。”

这几句话，是她对自己这短暂一生的总结。充满了不被理解的冷遇和未完成的遗憾，更充满了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不甘心。

第二天，她又提笔写道：“死后葬鲁迅墓旁，现办不到，将来要办……埋大海边，面大海，白毯包裹。”

1月22日，她的精神似乎比前几天还要好一点。她靠在床头，望着窗外。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她轻声说：“春天要来了。”

那声音很轻，像一阵风，却带着对生命最后的期盼。她随后又在纸上写下了“鲁迅”、“大海”四个字，字迹比之前更潦草了，能看得出，她的力气正在一点点地流失。

那天下午，她安安静静地停止了呼吸。

那一年，她只有31岁。

端木蕻良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分成了两份。一份，安放在了浅水湾的一个花坛里，面朝大海；另一份，葬在了圣士提反女校的后山坡上。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先生始终记挂着萧红临终前那个“将来要办”的遗愿。

她费了很大的力气，派人去香港设法将萧红的骨灰迁回上海。

只是时过境迁，圣士提反女校的后山长满了荒草，浅水湾的花坛也早已变了模样。

工作人员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安葬地，挖出的骨灰，已经和泥土混在了一起。

许先生原想把她直接葬在鲁迅墓旁，可万国公墓有严格的规定，非亲属不能入葬。

最后，经过多方商议，许先生将萧红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万国公墓一个僻静的角落，离鲁迅先生的墓地，不远。

她还特意为她立了一块纪念牌。

多年以后，萧军一个人去上海祭拜萧红。

他站在那块小小的墓碑前，站了很久很久。

端木蕻良则用他的余生，整理、出版了萧红所有的遗作。

而许广平先生，常常在晚年，对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海婴，说起当年那个总被他抓辫子的“萧红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