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比上年减少了252万人,这不只是事关学区房的涨跌,教育产业也在迎来冲击。从幼儿园到大学,生源梯次达峰的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还停留在扩张思维惯性里的教育产业,看起来并没有做好准备。
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学生少了,而是资源配置与人口变化的严重错配,最先被影响的,正是曾被视为最稳固的“铁饭碗”和教育版图。
迟到的人口账单,有哪些痛点?
小学生数量的减少,不是意外。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1616.63万人,比上年减少261.25万人,在校生规模从2023年的峰值回落,而幼儿园的下滑早已经开始。2024年在园幼儿3583.99万人,较最高峰2021年的4805.21万人缩水四分之一,五年间减少了约1221万人。
从出生到小学入学有六年滞后期,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了最后一波出生高峰。我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滑,2021年首次跌破1000万,2023年为902万人,虽有小幅回升,但未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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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14年、2016年三个政策节点对应的出生高峰,分别对应2018年小学、2029年高中、2032年大学的达峰时间,其中初中阶段预计2026年达峰。
区域分化的加剧带来了更复杂的局面。广东、河南、山东等省份的出生率仍高于全国平均,但东北和部分西北省份的学龄人口持续负增长。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随迁子女的流入,学龄人口暂时稳定,但中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出现“空校潮”。
仅在2024年,全国就减少7200所小学、2.11万所幼儿园,这些消失的学校大多集中在人口流出地区。
从抢学生,到拼存活率的转型,开始了。
过去十年,各地热衷于建学校、扩校区,全国高校数量增加了近500所,多数是专科院校,中小学更是跟着人口流动“跑马圈地”。但2024年的学校数量变化,意味着扩张时代的终结,小学、幼儿园、初中的数量都在减少,只有高中还在享受最后3年的生源红利。
教育产业的洗牌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别。在广东、海南等出生人口较多的省份,优质公办学校依然一位难求,但在东北某县,2024年有3所农村小学因在校生不足20人被撤并,合并后的学校要服务5个行政村。
高校的危机已经提前爆发,2025年广东高考招生中,23所民办本科有14所未招满,总缺额超2.5万人,湛江科技学院缺额占比达86%,专科院校出现单校大规模缺额,部分院校投档线降至本科线下批次控制线。
优质公办院校依然闪亮,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部分专业组投档线高达520分,超本科线20多分。这种分化背后是家长的理性选择:当生源总量减少,“读好学校”比“有学上”更重要,民办院校和普通专科的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
据行业趋势预测,未来五年,全国将有部分民办高校面临停办或合并,而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撤并速度还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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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过剩,铁饭碗的裂缝与分流。
人口账单对教育产业最大的冲击,落在了1885.10万专任教师身上。2024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6.62万人,幼儿园专任教师连续两年减少,从2022年324.42万降至2024年283.19万,累计减少41.23万人,而这,只是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测算显示,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可能过剩150万,初中教师过剩37万,义务教育阶段累计近200万教师面临“无事可做”。
“裁员”,几乎不可能,但“铁饭碗”已经不再安稳。各地正在探索的“编制腾挪”,本质上是被动应对。
福建长汀县2025年遴选30名小学教师转岗初中,湖北鄂州通过动态核减小学编制增核至初中,将98名符合资格的小学教师调至初中任教。江西南城县、安徽六安叶集区将教师选调至其他事业单位,希望用“腾笼换鸟”来消化过剩人力。
但这种分流只是权宜之计。
当2026年初中、2029年高中达峰、2032年大学达峰后,教师过剩将呈现“排浪式”蔓延,今天从小学流向初中的教师,未来可能面临初中生源减少的二次过剩。
更现实的问题是能力的匹配,一位从小学转岗到初中的教师坦言,“教惯了低年级的耐心,面对青春期学生的叛逆,感觉自己像个新手。”
农村教师的处境更尴尬,部分地区“退三进一”的招聘政策,意味着年轻教师可能面临“入职即待岗”的困境。
小班化能不能管用?资源重构,说易行难。
面对学生减少的既定事实,很多地区寄希望于“小班化教学”,但效果参差不齐。
江苏部分学校试行小班化后发现,班额从45人减至30人,教学方式却没改变,教师还是满堂灌,半数学生依然只是听众。
更棘手的是财政压力,地方财政按学生人头拨款,学生减少意味着经费缩水。
跳出“以规模定资源”旧思维怎么样?
这涉及到区域资源的动态调配,既然学龄人口向东南沿海和城市群集中,就不能再按行政区划平均分配教师编制,而是建立“随学生流动”的编制周转机制。湖北鄂州的做法是,通过动态核减过剩学段编制、增核紧缺学段,让资源跟着需求走。
教育模式的升级刻不容缓。小班化不该只是“人少了”,而要实现“质优了”,比如增加师生互动、个性化辅导,这需要教师能力的同步提升,而不是简单维持原有教学模式。
同时,也有观点提出,将幼儿园招生年龄提前至2岁、完善0-2岁托育机构,既能消化部分教师过剩,又能缓解家庭育儿压力,形成良性循环。
3000万教育系统从业者需要明白,想要实现稳定,就得能力匹配需求。未来十年,具备跨学段教学能力、擅长素质教育的教师,才会更吃香。
过去几十年,我国用教育产业的规模扩张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现在,是时候用资源优化来回应“上好学”的需求了。
这场变革不会给所有人适应的时间,民办高校的招生遇冷、农村学校的撤并、教师的转岗分流,都是时代给出的新课题。
人口潮汐难以逆转,教育产业的重构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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