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圣可禅师《梵网经顺朱》与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圣可禅师《梵网经顺朱》

与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佛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在于实现外来宗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社会需求的适应，实践维度涵盖经典诠释的通俗化、修行体系的本土化、宗教传承的地域化等考量。明末重庆华岩寺开山祖师圣可德玉禅师所撰《梵网经顺朱》，作为西南地区律学发展的标志性著作，通过简化《梵网经》注疏、融合禅律修行思想、填补蜀地律学空白等实践，构建了大乘戒法中国化的地域特征。本文以该书的思想内核、注疏体例与传播影响为切入点，探析其在经典诠释本土化、修行体系世俗化、宗教传承地域化三个维度的创新实践，揭示明末佛教中国化在西南地区的具体路径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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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持续两千多年的动态进程，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经典翻译与义理融合，到唐宋时期的宗派创立与文化整合，再到明清时期的地域化发展与实践深化，始终围绕着“如何让外来宗教适应本土社会”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梵网经》作为汉传佛教菩萨戒的核心典籍，其“孝名为戒”的思想内核与“十重四十八轻戒”的戒律体系，本身就是大乘佛教与中土伦理文化融合的产物。然而，由于原典文理浩瀚、义理深奥，且历代注疏多偏于学术化，导致其在民间尤其是西南等偏远地区的传播受限。

明末时期，巴蜀地区历经前后六十年战乱，人口从三百万剧减到八万人，佛教发展遭受重创，律学传承更是濒临中断——“蜀地久乏律师，僧众持戒无据，浅学之人难窥戒律要义”（《华岩寺志·圣可禅师传》）。圣可德玉禅师（1628-1700），深谙《梵网经》的核心精神与蜀地佛教的现实困境，根据三昧寂光律师的注解本为基础，以“顺朱填墨”的体例编撰《梵网经顺朱》二卷，既承袭正统律学思想，又针对西南地区的宗教生态与修行需求进行创新调适。该书被收录于《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No.1221），成为华岩寺禅律并行规制的思想根基，更成为佛教中国化在巴蜀区域层面深化的典型案例，其实践路径对后世西南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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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诠释的本土化

经典诠释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础环节，其核心在于将外来经典的义理转化为本土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形式。《梵网经》上卷阐释菩萨修行的四十阶位，下卷规定菩萨戒的具体规范，文辞古奥且引证繁复，即便是三昧寂光的《梵网经直解》，也因“文理浩瀚，初学者难以入门”而难以在西南地区普及（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自序》，《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圣可禅师的《梵网经顺朱》，在经典诠释层面实现了“本土化”与“通俗化”的双重突破。

（一）“顺朱截要”的诠释体例

圣可禅师采用“顺朱填墨”的注疏体例，以三昧寂光《梵网经直解》为基础，截取核心义理并删减繁杂引证，形成“不脱离原典框架、又简化理解难度”的诠释范式。他在自序中明确说明：“余读三昧大师《直解》，岁余有得，然其文浩渺，浅学之士望洋兴叹，故截其要，顺其朱点，略加疏释，使初学者易入”（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自序》，《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例如，在解读“十发趣心、十长养心、十金刚心、十地心”这四十修行阶位时，他摒弃了原注中大量的梵文考据与玄学思辨，转而以“自性觉悟”为核心，用“戒体为本、修行有阶”的逻辑重构阐释体系，将四十阶位简化为“发心明戒、修行持戒、成道证戒”的三阶递进关系，让“浅学之人亦能明其要义”。这种诠释方式既尊重了律学传统的正统性，又充分考虑了明末蜀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与理解能力，避免了“曲高和寡”的传播困境，体现了经典诠释“因地制宜”的中国化智慧。

（二）“戒体与自性”的思想融合

汉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禅、律、净等宗派思想的相互融合。圣可禅师早年学禅，后赴宝华山学戒，其思想体系中天然蕴含“禅律并行”的融合特质。在《梵网经顺朱》中，他将《梵网经》的“圆顿戒体”思想与禅宗“自性觉悟”的核心教义相结合，提出“持戒即明心，明心即见性”的修行理念——“众生本有金刚宝戒，受戒者非从外得，乃印证自性耳，禅者明心，律者护心，其旨一也”（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卷上》，《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这种诠释既保留了《梵网经》“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的大乘核心，又对接了禅宗在中土长期传播形成的文化基础，让律学思想不再是孤立的“戒律条文”，而是与本土民众熟悉的禅宗义理相通的修行法门，极大降低了律学传播的文化隔阂。正如当代学者陈兵所言：“圣可禅师的诠释，将律学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觉悟’的助力，是禅律融合的典范，契合了汉传佛教的发展趋势”（陈兵：《中国律宗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三）“伦理化”的戒律阐释

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于与本土伦理文化的适配，而《梵网经》本身就蕴含着与儒家伦理相通的“孝”道思想。圣可禅师在《梵网经顺朱》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契合点，将“十重戒”中的“杀、盗、淫、妄”等戒律与儒家“仁、义、礼、智”的伦理规范相呼应，尤其突出“孝名为戒”的核心思想——“戒之最重者，孝也。孝顺父母者，不忍伤害众生，恐其父母伤心；恭敬师长者，不敢违背戒律，恐其师长失望”（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卷下》，《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这种阐释与儒家“百善孝为先”的伦理传统高度一致，让戒律规范从“外来宗教的规定”转化为“符合本土道德的行为准则”。例如，在阐释“不杀生戒”时，他不仅从佛教“慈悲为怀”的角度解读，更延伸到“父母养育子女，愿其长寿安康，若子女杀生造业，必遭恶报，是为不孝”的伦理层面；在解读“不妄语戒”时，则关联“君子言而有信”的儒家思想，强调“妄语者失信于人，既违佛戒，亦失儒道”。这种伦理化的阐释方式，增强了律学思想的社会认同感，也印证了汤用彤先生“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是与儒家伦理融合”的论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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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体系的世俗化

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方向之一，是从“精英化的寺院修行”走向“世俗化的大众实践”，让宗教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当年毛主席称六祖坛经是人民的经典，也是这个道理。圣可禅师的《梵网经顺朱》通过构建“简易可行、贴近生活”的修行体系，推动了菩萨戒从“僧众专属”向“僧俗共修”的转变，体现了修行体系世俗化的中国化实践。

（一）简化修行阶位与修行门槛

《梵网经》中“四十阶位”的修行体系原本较为复杂，普通信众难以把握。圣可禅师在《梵网经顺朱》中对其进行了简化与重构，将四十阶位归纳为“发心、修行、成道”三个核心阶段，强调“只要明了戒体、坚守戒律，无论出家在家，皆可循序渐进修行”（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卷上》，《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他明确反对“修行只为精英”的观念，主张“菩萨戒不分僧俗，凡有心向佛者，皆可受戒修行”，并在注疏中详细说明在家居士受戒的条件与方法：“在家居士受戒，无需舍弃家业，只需于日常生活中坚守十善、远离十恶，孝顺父母、善待他人，即为持戒”（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卷下》，《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这种“去精英化”的调整，让佛教修行从寺院走向民间，让佛教变成了普通人民大众的信仰，深度契合了中国化进程中“宗教世俗化”的发展趋势。据《华岩寺志·法脉传承》记载，圣可禅师主持的传戒法会中，在家居士占比达七成以上，“四方信众闻之，皆来受戒，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无分贵贱，皆能得其门而入”。

（二）聚焦实用戒律

圣可禅师深知，普通信众的修行离不开日常生活，因此在《梵网经顺朱》中重点阐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戒律规范，摒弃了部分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的理论探讨。例如，在解读“不妄语戒”时，他结合民间生活场景，具体说明“日常交往中不欺骗他人、不传播谣言、不妄称自己有神通”即为持戒；在阐释“不饮酒戒”时，则强调“饮酒误事，易犯其他戒律，影响家庭和睦，故在家居士当以家庭为重，不饮酒、不酗酒”；在解读“不偷盗戒”时，进一步细化为“不取不义之财、不侵占他人财物、不浪费粮食”等具体行为规范（圣可德玉：《梵网经顺朱·卷下》，《卍续藏经》第六十一册）。这种“实用化”的阐释方式，让佛教戒律不再是“远离生活的清规戒律”，而是“指导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使信众能够在生活中践行戒律，实现“修行生活化、生活修行化”。

（三）构建僧俗共修体系

明末之前，蜀地律学传承以僧众为核心，普通信众难以接触到系统的律学教育。圣可禅师在华岩寺弘法期间，不仅向僧众传戒授徒，更积极向在家居士普及菩萨戒，构建了“僧俗共修”的律学传播体系。《梵网经顺朱》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教材，既适用于僧众的专业修行，也适合在家居士的日常学习——戒师可以依据该书为僧众讲解深奥的律学义理，普通信众也可以通过该书自学基本戒律。圣可禅师还主持定期举行传戒法会，以后华岩寺每年传戒，成为历代修行常例。据记载，圣可禅师弘法三十年，累计培养弟子三千余人，其中既有出家僧人，也有大量在家居士，“弟子散往川、渝、黔、滇各地，皆以《梵网经顺朱》为传戒依据，使菩萨戒在西南民间广泛传播”（《华岩寺志·圣可禅师传》）。这种“僧俗共修”的体系，打破了宗教修行的身份壁垒，扩大了律学思想的传播范围，让佛教信仰真正融入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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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传承的地域化

佛教中国化的深化必然伴随着地域化的发展，即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宗教生态，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传承模式。圣可禅师的《梵网经顺朱》针对明末西南地区的佛教现状，构建了“适配地域需求、凸显西南特色”的律学传承体系，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在地域层面的具体落地。

（一）填补蜀地律学空白

明末时期，西南地区历经战乱，佛教寺院损毁严重，律学典籍流失，圣可禅师从南京宝华山学成归来后，深知蜀地律学的迫切需求，遂编撰《梵网经顺朱》，以“简化、实用、通俗”为原则，为蜀地提供了第一部系统的律学入门教材。该书的诞生不仅填补了蜀地律学文献的空白，更解决了当地僧众“持戒无据”、信众“修行无门”的困境，正如《华岩寺志·序》所言：“圣可禅师著《梵网经顺朱》，如黑暗中燃灯，使蜀地律学死而复生”。这种“针对性填补地域空白”的实践，是佛教中国化地域化的典型表现——它没有照搬中原地区的律学传承模式，而是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需求进行创新，让律学思想在巴蜀地域土壤中生根发芽。

（二）确立华岩寺禅律并行传统

圣可禅师在编撰《梵网经顺朱》的同时，还为华岩寺确立了“禅律并行”的核心规制。这一规制既不同于中原律宗寺院“专重戒律”的传承模式，也区别于西南部分禅宗寺院“重禅轻律”的修行方式，而是结合西南地区“禅风盛行”的宗教传统，将禅宗的“自性觉悟”与律宗的“戒律规范”有机融合，形成“以禅明心，以律修身”的独特传承模式。圣可禅师在寺内设立“禅堂”与“戒堂”，规定“僧众晨钟暮鼓，白日参禅，晚间学戒，既明心见性，又坚守戒律”。这种模式既满足了西南信众对禅宗义理的偏好，又通过戒律规范保障了宗教修行的严肃性，使华岩寺从最初的狭小岩洞发展为川东大型丛林，成为西南地区的律学重镇与宗教地标。据《华岩寺万年簿》记载，至清乾隆年间，华岩寺每年传戒，传戒范围覆盖川、渝、黔、滇、陕、鄂、湘等省，成为西南地区律学传承的核心枢纽。

（三）培养地域律学人才

宗教传承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佛教中国化的地域化也离不开本土律学人才的支撑。圣可禅师在华岩寺弘法三十年，始终重视律学人才的培养，他以《梵网经顺朱》为教材，向弟子系统传授律学思想与传戒仪轨，这些弟子学成后多散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律学传承的核心力量。如圣可禅师弟子贵州月幢禅师（1655-1730），云南雪峤禅师（1660-1740）等，都成为圣可禅师座下禅律并重的弘法人才。

这些本土律学人才的培养，不仅扩大了《梵网经顺朱》的传播范围，更推动了律学思想与西南各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律学传承的本土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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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圣可禅师的《梵网经顺朱》作为明末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经典诠释的本土化、修行体系的世俗化、宗教传承的地域化三大实践路径，构建了大乘戒法中国化的西南范式。在经典诠释层面，该书以“顺朱截要”的体例简化义理，融合禅律思想与本土伦理，让外来经典成为适配西南民众文化水平的思想资源；在修行体系层面，该书降低修行门槛，聚焦日常生活，构建僧俗共修体系，让佛教戒律从精英修行走向大众实践；在宗教传承层面，该书填补蜀地律学空白，确立华岩寺禅律并行传统，培养地域律学人才，让佛教律学在西南地区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传承模式。

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梵网经》义理在西南地区的广泛传播，让华岩寺成为西南律学重镇，更印证了佛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只有立足本土社会需求，融合本土文化传统，才能让外来宗教真正扎根生长。圣可禅师的《梵网经顺朱》及其所开创的律学传承模式，为后世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佛教中国化不是简单的“汉化”或“儒化”，而是在保持宗教核心教义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经典诠释、修行体系、传承模式与本土社会的深度适配；地域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维度，只有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需求进行创新，才能让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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