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3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卷走了大伯和大伯娘。
当村里人在下游找到他们的遗体时，十岁的堂哥陈建军成了孤儿。
我永远记得那个雨天，母亲拉着八岁的我，深一脚浅浅地赶到二十里外的大伯家。
堂哥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小小的身子在宽大的孝服里抖得像片落叶。
“建军，跟姑回家。”母亲蹲下身，把堂哥搂进怀里。
堂哥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姑，我没爹没娘了...”
“傻孩子，”母亲的声音哽咽了，“以后姑就是你的娘。”
就这样，堂哥住进了我们家。
我们家本就不富裕，父亲在镇上砖厂做工，母亲种着几亩薄田，现在凭空多了一张嘴，日子过得更加紧巴。
但母亲从没亏待过堂哥。
吃饭时，总是把最好的菜夹到他碗里；做新衣服，总是先紧着他穿；就连我撒娇要的零花钱，堂哥也总有一份。
我心里不平衡：“妈，我才是你亲生的！”
母亲瞪我一眼：“你堂哥没爹没娘了，咱们不对他好谁对他好？”
堂哥很懂事，每天放学就抢着干活，喂猪、砍柴、挑水，样样都干。
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成绩总是班上前几名。
1995年我过生日，母亲破天荒煮了两个鸡蛋。
我高兴地剥开一个，另一个她却给了堂哥。
“妈！今天是我生日！”我委屈得直掉眼泪。
堂哥默默地把鸡蛋放回我碗里：“给弟弟吃吧，我不爱吃鸡蛋。”
母亲叹了口气，把鸡蛋又推回去：“建军正在长身体，要补充营养。”
那天晚上，我赌气没吃饭。
半夜饿醒了，听见父母在里屋说话。
“...毕竟不是亲生的，要注意分寸。”父亲说。
“就是因为不是亲生的，才更要对他好。”母亲的声音很轻，“这孩子心思重，咱们要是偏心，他该多难过...”
我趴在门缝上，看见堂哥蜷缩在外屋的木板床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堂哥争过什么。
1998年，堂哥考上县一中，学费要三百块。
当时父亲在砖厂受伤，家里正缺钱。
“要不...让建军先缓一年？”父亲犹豫着说。
母亲二话不说，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孩子考上县一中容易吗？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
堂哥跪在母亲面前磕头：“姑，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报答您！”
母亲扶起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傻孩子，姑不用你报答，你出息了，姑就高兴。”
堂哥去县城住校后，母亲总是念叨：“也不知道建军吃得好不好，听说学校食堂的菜一点油水都没有...”
每个周末，堂哥回家，母亲都会给他炒一瓶咸菜，底下偷偷埋几片肉。
而我，只有看的份。
2001年高考，堂哥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村都轰动了。
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把通知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可是喜悦过后，是沉重的现实——学费每年要五千块。
那晚，我听见父母在院里说话。
“把圈里的猪卖了吧。”
“那猪还没长成，卖不上价。”
“把粮食也卖了，我再去找亲戚借点...”
堂哥站在窗前，默默地听着。
月光照在他脸上，亮晶晶的，分不清是月光还是泪水。
临走前一夜，堂哥又跪在母亲面前：“姑，您的恩情，我一辈子不忘。”
母亲扶起他，替他整理衣领：“到了北京，好好照顾自己，钱不够了就给姑写信。”
堂哥走的那天，母亲把缝在内裤口袋里的学费一遍遍数了又数，才小心翼翼地交给他。
“建军，常给家里写信。”
“知道了，姑。”
火车开动时，堂哥从车窗探出身，用力挥手。
母亲追着火车跑了好远，直到火车消失在视线里。
开始的半年，堂哥经常来信。
信里说北京很大，学校很好，他在勤工俭学。
每次来信，母亲都要让我反复念给她听。
后来，信渐渐少了。
从一个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最后一年也难得有一封。
母亲总是站在村口张望：“建军该毕业了吧？该找工作了吧？该成家了吧？”
2005年，堂哥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
他往家里寄了三千块钱，信很短，说工作忙，暂时回不来。
母亲摸着那沓钱，喃喃自语：“这孩子...寄这么多钱干啥...也不说说自己过得怎么样...”
我忍不住说：“妈，人家现在是大城市的人了，哪还记得咱们这小山村。”
“胡说！”母亲生气了，“建军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堂哥再也没回来过。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看吧，养不熟的白眼狼。”
“供出个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是飞走了不回来。”
母亲总是替他辩解：“建军工作忙，等不忙了就回来了。”
2008年，父亲病重。
我给堂哥打电话，他说项目正在关键阶段，请不了假，寄回来两万块钱。
父亲临终前一直望着门口：“建军...回来了吗？”
母亲握着他的手：“快了，就快回来了。”
可是直到父亲下葬，堂哥也没出现。
父亲走后，母亲老得很快。
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看着堂哥以前睡过的木板床发呆。
“你堂哥...也不知道成家了没有...”她总是这样念叨。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多次想接母亲来城里住，她都不肯：“我得守着这个家，万一你堂哥回来，不能让他找不到家。”
2013年，堂哥往家里寄了张照片。
照片上他穿着西装，站在一栋高楼前，身边是个漂亮的姑娘。
母亲戴着老花镜，把照片看了又看：“建军胖了...这姑娘真俊...”
她把照片装在相框里，放在床头，每天都要擦一擦。
时光如水，转眼到了2023年。
母亲已经七十岁了，身体大不如前。
三十年过去了，堂哥依然没有回来。
连电话都很少打，只是逢年过节寄点钱和礼物。
我心里对他有了怨气。
就算工作再忙，三十年都不能回来一趟吗？
父亲去世不回来，母亲年年盼也不回来，真是白养他了！
直到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是小军吗？”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而熟悉。
我愣住了：“你是...建军哥？”
“是我...”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姑...她还好吗？”
我心里一股无名火起：“你还记得有个姑啊？三十年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死在外边了！”
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
“小军...我对不起姑...对不起你们...”他哭得说不出话。
我冷冷地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妈为了等你，不肯跟我进城，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眼睛都快哭瞎了！”
“我...我明天就回去...”他哽咽着，“你能...能来接我吗？我在县医院...”
县医院？我愣住了。
第二天，我赶到县医院。
在病房里，我见到了三十年未见的堂哥。
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不到五十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坐在轮椅上，右腿的裤管空荡荡的。
“你的腿...”我惊呆了。
他苦笑着摸摸断腿：“十年前工地上出事，没了。”
原来，堂哥大学毕业后确实进了一家好单位。
但2008年金融危机，他失业了。
为了尽快还清助学贷款，他去了建筑工地。
“那时爸病重，我需要钱...”他低着头，“后来腿没了，工作也没了...我没脸回去见你们...”
离婚后，他一个人在北京挣扎。
摆过地摊，开过出租，什么苦都吃过。
“每次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听见她的声音，我就想哭...”堂哥的眼泪滴在空裤管上，“我混成这样，没脸见姑啊...”
他打开一个破旧的背包，里面全是这些年的汇款单存根。
“我知道姑不缺钱，可除了寄钱，我不知道还能为她做什么...”
我看着那些泛黄的汇款单，鼻子一酸。
原来这三十年，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默默尽孝。
“去年检查出肺癌，晚期...”他惨淡一笑，“我想着，再不见姑，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推着堂哥回到村里。
三十年过去，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老屋却还是从前的样子。
母亲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眯着眼睛缝补一件旧衣服。
那是堂哥高中时的校服，她补了一遍又一遍。
“妈，你看谁回来了。”我轻声说。
母亲抬起头，眯着眼看了好久，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
“建军...是建军吗？”她颤抖着站起来。
“姑...”堂哥泣不成声，“我回来了...”
母亲蹒跚着走过来，没有责怪，没有埋怨，只是轻轻抚摸堂哥空荡荡的裤管：
“傻孩子...腿没了咋不告诉姑？姑养你...姑还能养你...”
堂哥抱住母亲，三十年的委屈和愧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姑...我对不起您...我不该这么多年不回来...”
母亲拍着他的背，像三十年前那样：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姑从来就没怪过你...”
夕阳西下，院子里，母子相拥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站在一旁，泪流满面。
原来，亲情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家永远是你最后的港湾。
堂哥终于回家了。
而这个家，等了他整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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