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刘昌义找老战友诉苦：我是待机起义，怎能说是被迫投降呢

1980年某天，民革上海市委开会，原国民党军51军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时任民革上海市委常委的刘昌义也出席了会议。

也是在会议期间，刘昌义与时任民革上海市委秘书长的梁佐华会面，两人几十年前就打过交道，特别是在上海战役期间，梁佐华还亲身经历了刘昌义起义的经过。

不过，一谈起这件事，刘昌义就是一肚子苦水。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9年1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当年上海战役经过的电影《战上海》，电影中相关的人物虽然都用了化名，但熟悉那段经历的人不难看出，剧中人物与实际中人物的对应关系。

刘昌义在剧中的角色名字为刘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很容易看出原型，而且在电影中这个角色从形象上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角色，后来是解放军大军压到苏州河畔才被迫投降。

刘昌义看了电影以后特别气愤，曾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写过一封信，明确表明自己早在1948年就已经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是属于待机起义，不是被迫投降。

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表重视，还特意写了封回信：

“电影中的人物是‘刘义’，又不是‘刘昌义’，您何必对号入座？”

刘昌义看了这封信，更是一肚子郁闷，此后三十余年，他一直为此事纠结，简直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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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聊刘昌义将军的郁闷之前，其实有必要聊一聊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国民党军的处理办法。

除了对负隅顽抗者就地消灭外，还有俘虏、投降、起义、投诚四个选项。

俘虏容易理解，投降也不难，最难的是起义、投诚的界定。

从某种程度上讲，起义和投诚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发明。

1948年6月，新华社发布《新华总社关于“起义”与“投诚”的解释》，其中写道：

“凡有相当政治觉悟，率领一个连建制部队自动由敌方转入我方，政治上或军事上对我方起配合作用，在转入我方后，虽然须要经过改造，但无须缴械编散，就可以认为是解放军之一部者，称为起义。如果是完全出于被迫，或投机欺诈，在转入我方后，必须缴械编散者，或接受我方条件缴械者，则不应称起义，而应称之为投诚。”

针对起义和投诚的问题，有不少争议，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末期。

1948年辽沈战役最后阶段，特别是最后沈阳解放前夕，城内掀起一股“火线起义”“投诚”热潮。

当时守沈阳的敌新一军暂编53师是杂牌部队出身，曾备受排挤，故而在辽西战役后期，就考虑要起义，沈阳解放前夕，该师师长许庚杨听说我军辽北军区独一师抵达沈阳郊区后，立即派人联系，取得了火线起义的名义。

可不料就在辽北军区上报后，东总首长十分不满，认为辽北军区未经请示就擅自批准，还认为暂编53师是迫于压力才“起义”，按规定只能算是“投诚”。

不过，因为辽北军区已经与暂编53师达成了协议，此时再宣布其为投诚，不利于后续战事推进，故而东总在给中央的电文中称：

“敌53师全建制留在沈阳东郊未动，因此现阶段只有承认该部起义。”

即便如此，暂编53师后来并未获得起义的待遇，而是按照投诚来算。

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有关该师是起义还是投诚仍然有许多争论。

结合暂编53师的情况也不难看出，当时我军对于起义还是投诚，有着严格的界定，错一丝一毫都不成。

刘昌义将军的情况虽然与暂编53师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区别之处在于，刘昌义早在1948年11月，就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约定好了起义事项。

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掀起白色恐怖，致使与刘昌义联系的地下党同志被捕，所以刘昌义没能在事先起义，一直到聂凤智打到苏州河畔，才派人冒险过河去，与我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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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刘昌义是起义还是投诚的问题，老战友梁佐华曾写过一篇文章详述，包括刘昌义将军自己也写了回忆文章，强调在上海战役之前，就与我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情况。

按照官方资料记载，刘昌义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出身，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冯的部下任职，冯部被打散后，刘昌义自己在山西、河北一带召集旧部参加抗战。

图|刘昌义

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昌义在张家口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战，后来张家口失守后，刘昌义就跟随刘汝明一起撤离。

1940年，因抗战有功，蒋介石提升刘昌义为暂编十五军军长， 因刘是西北军出身，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刘昌义长期只是空有其名。

有意思的是，刘昌义部在1941年划归汤恩伯下辖，同年秋，他听说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派97军袭击新四军，暗中派人通知了新四军，新四军得了这一消息后，反而把来消灭他们的97军歼灭了大半。

纵观刘昌义军旅生涯，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是由来已久，故而在抗战胜利后，他还曾谋求让李济深或者是冯玉祥来代替蒋介石。

1946年初，刘昌义与立法委员刘云昭一起从徐州赶赴上海，名义上是去见汤恩伯，实际上是为私底下会晤李济深。

李济深虽然是国民党元老，但多年来与蒋不睦，他的反蒋是出了名的，他见刘昌义来找他，心里很是高兴，还特意叮嘱二人：

“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要联合一切反蒋的部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桂系等所有受排挤的人，凡是能够联合和团结的人，我们都要联合和团结，以壮大反蒋的力量。”

对刘昌义想要离开部队的想法，李济深还进行了劝说，希望他能耐心等待时机，率领部队起义。

不久之后，李济深因反对蒋介石打内战，遭到了蒋介石嫉恨，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

当时，李济深与陈铭枢、何香凝等人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主的中国国民党促进会，并从1947年冬开始，在中共南方局协助下，李济深开始积极联络国民党内左派人士以及民主人士。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同年6月，李济深派民革中央委员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华东和上海秘密做策反国民党军的任务。

当时，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借口生病的名义，住在上海新亚饭店，并于当年10月，在时任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云昭引荐下，与王葆真会面。

刘昌义虽然与李济深有过接触，但他对民革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些疑虑，为此还特意问王葆真：

“民革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怎么看？”

王葆真告诉他：

“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是区别对待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而起义是立功的表现，只要好好干，我们都会有光明的前途。”

刘昌义当即表示，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想要参加民革组织。

经刘云昭、王葆真介绍，刘昌义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革命工作委员会。之后不久，王葆真第二次约见刘昌义，并叮嘱了他八个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

当时，同属民革上海工作委员会的梁佐华，是上述事件的亲历者。刘昌义参加民革的誓词，都是梁佐华起草的：

“我诚心参加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打倒专制独裁、打内战的蒋介石，为新中国而奋斗。”

无论是从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各种官方资料记载，其实都能证明刘昌义与民革的关系，表明他是受民革指派，待机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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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按照当时的情况，刘昌义只需要等待时机即可，可后来发生了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了他起义计划的中断。

1949年3月，因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民革共同领导的“京沪暴动”被叛徒出卖，导致了当时潜伏在南京、上海的一大批中共党员与民革成员（包括二者交叉安排的党员）三十多人被捕，这其中包括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刘海亭、吴士文、肖俭魁等骨干成员。

这其中王葆真干系重大，因为他不仅是民革的军事特派员，还是受中共地下党领导，负责策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手里捏着许多重要的关系，比如郭汝瑰、张轸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王葆真在被捕后，在狱中受了刑，却始终坚贞不屈，要知道当时王葆真已经年过六旬，能有这样的精神意志颇为不易。

图|王葆真

好在因为王葆真是参加过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党当局内部也有很深的人脉，在多方力保之下，王葆珍得以免死，而由他掌握的关系中，郭汝瑰、张轸等后来都起义成功。

不过，因为王葆真被捕入狱，刘昌义与民革以及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也被迫中断。

当时，梁佐华因为身份暴露的缘故，即将赴香港向民革中央汇报此事，在临别之前，他与刘昌义有过一番对话。

梁佐华告诉刘昌义：

“王老（指王葆真）被捕了，但你放心，你参加民革的事除了我们四个（指王葆真、刘云昭、刘昌义和梁佐华）外别人不知道，我将去香港向民革中央报告——”

刘昌义也很坚定的表示：

“王老被捕的事我在报纸上看见了，我会设法营救的，请你放心，我向王老讲的话（指‘待机起义、迎接解放’）我不会忘记的，正在暗中准备。”

之后刘昌义还通过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跟监狱打招呼，要求监狱对王葆珍尽可能的优待。这也是王葆真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活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后，因国民党军五十一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汤恩伯调刘昌义出任五十一军军长，要求他拉起一个军。

同年5月23日下午，在征得汤恩伯同意后，陈大庆将所部撤至苏州河以北，并成立北兵团，并宣布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

刘昌义掌握兵权后，立刻动了起义的想法，他联系了刘云昭，希望通过他和李明扬的关系，与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取得联系，并请示起义事项。

刘云昭当时已经年迈，无法前往，特意嘱告刘昌义：

“联络的事情很简单，你叫个副官或者参谋去找中共地下党员田云樵就可以了。”

刘昌义派了副官刘凤德过苏州河找共产党的关系，但却没有顺利挂钩，在缺失的相关人员介绍，刘昌义想要独自找到关系显然很困难。

田云樵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在上海战役打响以后，他奉令赶往驻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的八十一师师部。

考虑到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仍然负隅顽抗，而我军又不能使用重武器，因此急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对对岸的敌人做策反工作。

田云樵对苏州河对岸守敌情况比较清楚，主要是原东北军的五十一军，他过去就曾和王秉钺联系过，只是此人过去态度不够坚决，没有成功。

有意思的是，田云樵并不知道原来的五十一军在渡江战役时就被我军打散，军长王秉钺已经被我军俘虏，因此他考虑让策反委员会的同志、东北人王中民去对岸联系。

王中民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田云樵的请求，后来他去了五十一军，见是刘昌义从司令部走出来，还大吃一惊，好在两人之前关系还不错，王中民也才顺利说出了那番话。

这也正中刘昌义下环，虽然他对王中民不是中共党员却能代表中共与他对话很是疑虑，但此时此刻他也别无他法。

好在一切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解放军虽然没同意刘昌义保留部队和番号的要求，但刘昌义也并没有坚持，很痛快的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之后刘昌义传令所有部队停止抵抗，但由于他命令只能传达到五十一军，对其他部队基本上不能约束，所以我军还是花了不少功夫。

刘昌义在前线没有见到三野司令员陈毅，只见到了27军军长聂凤智，时隔多年后，聂凤智回忆起上海战役，还对刘昌义阵前起义一事印象深刻，他盛赞刘昌义：

“刘吕义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不过也许是因为一些误会，在大众眼中，刘昌义长期不是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出现，而是投诚的身份，这让他心里很是不痛快。

一直到1985年8月19日，在相关人员一致要求下，上海市政府正式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正式确认刘昌义为起义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