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企业家的独立创新精神

假如没有技术发展和经济创新，很难想象地球如何养活72亿人口。正如《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指出的，“如果缺少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基本上无缘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企业家精神究竟如何形成？受何种激励机制影响？他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不断保持适应性，不断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

泥沙俱下的企业家精神之河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聚集了美、英、法、日等国20余位经济史学家，从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时期、新巴比伦时期的经济发展史开篇，分述伊斯兰教时期的中东、中世纪的欧洲企业发展史，追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之源，逐步解析曾帮助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称雄于世的制度、文化之因；最后盘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亚洲国家，剖析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及其源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企业家精神长河。这条长河泥沙俱下，它不仅包含着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也裹挟着政治与战争的污秽及动物精神。

企业家精神本身并无褒贬属性，也无明确定义，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等曾提出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和诚信为企业家精神的七大要素。优秀企业家不仅善于把握机会，而且能打破现有社会的不均衡，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及服务，同时，还能创造出新的不均衡，制造出创业机会。初级企业家精神简单逐利，而后在善的制度与文化影响下企业家会承担社会责任，在逐利之外奉献社会，有些企业家则以创造财富、问鼎巅峰、发展壮大企业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在实现自我价值之后，最杰出的企业家则会向更广阔的空间迈进，致力于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比如重构社会信用体系、解决环境危机等。

笔者以为备受争议的特斯拉电动车之父埃隆·马斯克、被誉为史上最凶悍的商人英特尔“圣子”安德鲁·格鲁夫、敬天爱人垂直攀登的稻盛和夫、收获无数鲜花与骂声的阿里掌门人马云，都是杰出企业家的代表。尽管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基本受整个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有时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气质的外在表现。

企业家精神也并非总是产生正外部效应，在过度逐利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形变，比如发动侵略战争、官商勾结、欺诈、过度垄断等。如华尔街及背后的金融危机肇事者、游走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机会主义者、权力寻租侵吞民利吸金敛财者，这些产生强大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家”并非少数。当他们蚕食了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掏空了实体经济，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疲弱也就随之而来。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呈现的主要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格伦·哈伯德和蒂姆·凯恩联合著述的《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不谋而合：一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其归结为外族入侵，不如说源自国家内部的政治失衡。要想构建强大的经济基础，激发经济发展活力，首先要在制度、文化上下功夫，培养起能涵养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土壤。

制度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形塑

利是人的本性，要想让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行为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一致，有赖于能对企业家产生正向激励的社会制度，以及鼓励创新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制度一方面划定企业家行为边界，设定规矩方圆，一方面又会为企业发展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除了有形的法律、制度条款之外，无形的社会环境、习俗、道德规范，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超越法律，影响企业家行为及企业家精神。

英国曾执世界经济发展牛耳，乔尔·莫克在《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中批评了从单一领域寻求英国成功与衰落之因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在工业革命开启前的100多年里，英国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进入壁垒和排他性安排就已被打破，此时英国的制度发展整体上比其他国家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不仅为成功的企业家提供了更多机会追求成功及更好的激励机制，而且能吸引大量国外企业家来英国创业。

这一点颇像之后接替英国领先世界的美国，硅谷精神则是当今美国精神的代表。在社会习俗上，英国素有绅士传统，即使不属于绅士的人，也愿遵循绅士一样的风度和行为准则，这一点充分抑制了商人过度逐利、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商人最重要的资产并不是资金、实物，而是作为一名绅士的名望，这无疑为构建良好的经济秩序，建立信用体系，提供了社会基础。

英国经济逐渐衰落的原因，既有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缓慢的重建及随后的去殖民化冲击等外部因素，也有国内政府促进保护主义，鼓励企业卡特尔化，老牌企业主耽于安逸，丧失进取心等内部因素。

这些似乎同美国经济进入新千年后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不尽相同，金融业的过度兴盛与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引发经济连锁反应导致美国经济下滑。当一个社会，致力于进行二次分配的“企业家”数量不断攀升，而在实体生产的企业家越来越少时，其实是整个社会体系积弊已久的表现，经济疲弱是必然之果。不论是英国式衰落还是美国式衰落，都值得在大国崛起路上探索前行的中国借鉴。

再将目光转向宗教盛行的中东国家。在《中东企业家精神：伊斯兰教制度的影响》中，铁木尔·库兰述及中东那些非常适合于人格化交易的制度，是阻滞企业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型，抑制企业横向发展壮大的主因。另一方面，以现代标准看，伊斯兰继承制度高度奉行平等主义，没有哪个继承人可继承到完整的企业，也无法传承商誉，企业寿命相对较短，缺乏纵向延伸空间。这些恰是中东经济难以生成强大发展动能的原因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义对中东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其中既有激励企业家创新发展的要义，也有抑制变革的思想，这双重影响始终在中东国家发展过程中博弈。同时，在不断试错中，中东国家也在不断修正其文化及制度，正如铁木尔·库兰所言，中东的企业家精神可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加以刺激，加强法治的举措或有助益，那些增强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政策也会发挥作用。

人情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美国西方学院的陈锦江教授对中国经济尤其近现代经济的解析，是本书中笔者最关心的章节。据陈教授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商人地位低下，位于士、农、工、商四级的末位，而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企业家地位有所提高，但前提是，企业家与政府保持着较好的互利合作关系，甚至是依附关系。

在经历了百年动荡走出经济低谷之后，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中国企业不断向西方企业学习先进的组织形态及管理制度，并着手本土化移植，经济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但直至今日，中国企业与政府的互动，仍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功课。

另外，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令官员颇有自恋倾向，习惯性引导市场、指导企业，却无法正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冲浪者，比以行政思维见长的政府官员更具备感知市场，应时而动的能力。陈教授不断暗示：政府应找准自己的定位，退居二线充当服务者的角色，而不是跳到前台充当阻碍者，中国企业家应有更多独立精神，将更多精力放在创新和革新上。

“人情”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助力中小企业起步发展的基石，但在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则会成为戴在企业头上的“紧箍咒”，这一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东方国家中尤其突出，中国的人情社会与印度围绕种姓形成的利益圈群体，有诸多相似性。相比西方成熟的企业家精神，亚洲的企业家文化依然脆弱，尚未形成稳固的精神体系，也不足以支撑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准立足点和发力点。

为此，发展中国家除了要向西方学习市场培育及企业治理外，还需在制度及文化的土壤上多下功夫，培育出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抑制那些依靠寻租、套利、钻营而盗取社会发展成果的寄生性企业家精神。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胡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