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文化地标｜苏轼行齐鲁，墨宝频“刷屏”

文｜张向阳

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轼奉旨知登州（烟台蓬莱区）军州事，再次踏上了齐鲁大地，于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没想到新旧党争导致朝廷风云多变，到任仅仅五天，苏轼又接到了进京担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他途经青州、济南、郓城回京师，于是有机会第二次途经济南。

批评王安石“说梦话”

这次在济南停留时，苏轼到章丘龙山镇看望时任龙山监税的宋宝国，他是北宋著名诗人宋祁之子，宋祁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宋宝国非常崇拜王安石，将王安石所书《华严经解》示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严重不合，但都精于佛学，两人对此还有强烈的共鸣，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与王安石谈禅论诗，让苏轼感到非常愉悦。王安石虽对“三苏”意见很大，但也赞叹苏轼才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于是，苏轼便为宋宝国作《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跋文中记有“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国宝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苏轼在这篇跋文中并未推赞王安石的著作，反倒是不留情面地批评他并未真正了悟佛法，强分“佛语”与“菩萨语”是在梦中说话，“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

古寺发现苏书碑刻

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长清留下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这通碑刻现藏于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

1965年长清县粮油加工厂修路时，意外挖出一批文物，其中有刻石《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一方。原来，这里是佛教寺庙真相院旧址，真相院在宋代是长清的名刹，修路时舍利塔地宫被打开了。这块塔铭青石质，碑面磨平抛光，长83厘米、宽62.5厘米、厚12.5厘米，楷书，有22行，满行25字，共479字。碑刻为苏轼手书，碑文为小楷，记载舍利塔及地宫瘗藏圣物，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因封存地下800多年，免遭风雨侵蚀和战乱破坏，石碑保存完好，刻工精细，字字清晰，内容文辞优美，禅机毕现。苏轼长于行书、楷书，他的书风在朴素平实中蕴含着汪洋恣肆的气韵，这通碑刻线条敦厚饱满，用笔丰腴跌宕，结体自然率真，字字珠玑，形成“淳古遒劲”“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气韵，完美保存了苏轼书法的真实面貌，为苏书中逸品，堪称其传世小楷的代表作。

这块碑是怎么来的呢？1085年底，苏轼经过长清县时，真相院住持法泰邀请他到寺中一叙。苏轼来到寺中，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当地俗称长清塔，又名东坡宝塔)未有瘗埋之物，有意将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非常高兴，随后，苏轼急忙赶赴京师上任。

两年后，元祐二年(1087)，法泰到京城(今开封)找到苏轼，祈请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为了表达对佛法的虔诚和对父母的敬重，苏轼郑重地用小楷写下《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

法泰回来后，请工匠将苏轼所书塔铭刻于石上，盖在释迦舍利石函上，安置在全阳塔下的地宫内。法泰去世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真相院的继任主持文海也据苏轼书迹复刻石碑一块，并将这块复刻品砌于塔身底层。几百年来，慕名拜谒传拓者络绎不绝，复刻品字迹多面目全非、漫漶不清。所幸地宫保存的原刻重见天日，这块传世名碑让宝贵的苏书真迹再焕光彩。

在长清还有一段苏轼与灵岩寺的传说。宋代元祐八年，五十八岁的苏轼已回到京城任尚书礼部郎、端阳殿学士。这年八月，他奉命下齐州祀东岳泰山，到了灵岩寺。相传，苏轼酒后醉卧在灵岩寺西二里接官亭下的黄茅岗，诗兴大发，吟道：“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观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此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今天，这块诗碑仍保存在灵岩寺千佛殿东侧的汉柏下。不过，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实为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写的《登云龙山》，但“满岗乱石如群羊”的描写却很符合灵岩寺黄茅岗的地貌特征。

与孔门后裔交谊

济南还有一些与苏轼碑刻有关的记录，苏东坡游览舜井时，曾全文抄录老师欧阳修的《舜井歌》131个字，并在泉畔刻石纪念。三百多年后，明代晏璧在《济南七十二泉诗并序》中介绍名泉与名人时，还特别讲述了这段动人的师生情谊和爱泉佳话。

在平阴县东阿镇铁杨村珍藏着一通《荐诚禅院罗汉浮图记碑》，此碑原为宋代石碑，为苏轼所撰，原碑因兵火战乱损毁无存，金正隆二年(1157)由禅院住持德进重刻，将苏轼原记与新增附记合刻为现存碑体。碑全高1.58米，宽0.72米，圆首方趺，碑额篆书“荐诚禅院罗汉浮图记”九个大字。

该碑首行刻“郓州东阿县荐诚禅院五百罗汉浮图记”，次行书“兰台苏轼子瞻”。碑文中记录僧人应言曰：“像已成，请为我记之。”附记中有“昔祖师言公尝建罗汉像于正殿乞苏公学士为之记”等字，印证了“罗汉浮图记”确为苏轼撰写无疑。

此外，莱芜区苍龙峡附近的摩崖石刻有“醉翁”二字，丰满遒劲而又灵动，颇有苏轼书法风范，清末进士张梅亭曾来到这里观赏，发出“空闻坡老石”的感叹，故传为苏轼所书。此外，济南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古寺圣寿院遗址的摩崖石刻有“敕龙洞圣寿院”六个大字，传为苏轼所书。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到所辖滕县视察了知县范纯粹(范仲淹第四子)修葺一新的县衙公堂吏舍，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滕县公堂记》，又写下《滕县时同年西园》一诗，赞扬了好友范纯粹的廉洁与务实，现存于滕州墨子故里博物馆。其碑额五个篆书大字“滕县公堂记”是苏轼存世少有之书，因石鼓文大篆的影响，充满金石气，黄庭坚评论：“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

济宁还有一地值得爱好苏东坡书法的粉丝“打卡”——曲阜珍藏着90余件苏东坡的书法碑刻。曲阜孔庙，在东西各163米的长廊空间，深藏着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书法丛刻《玉虹楼法帖》，共编刻东汉到清代195位书家的596件书法遗迹，摹刻于清乾隆中晚期。宋代皇家《淳化阁帖》和清代《三希堂法帖》均为宫廷丛帖，《玉虹楼法帖》则是民间集成的大型丛帖之最。因为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两个姐姐孔德齐和孔德懋出嫁时的嫁妆，又被称为“孔府的嫁妆”。

《玉虹楼法帖》收藏90余件苏轼书法作品，其中包括孔子46代孙孔宗翰题跋的苏轼书法碑刻《古庵铭》《苏轼黄州寒食诗二首及黄庭坚跋》等珍品，堪称苏学研究宝库。其中50余字的苏轼书法碑刻《古庵铭》，出自其任徐州知州期间，作于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全文如下：“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圆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无物。非独无应亦无答，洞然神光照毫发。”文中的“孔公”指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他在担任徐州知州时，建造了“虚白堂”，苏轼到任后，在堂后盖了一间圆草屋，并命名为“谷庵”。“虚白”乃取虚室生白之谓，一取《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二是向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致敬。白居易曾建堂并赋诗《虚白堂》：“虚白堂前衙退后，更无一事到中心”。题跋者是继苏轼任密州知州的孔宗翰，他是孔道辅的次子，与苏轼交情甚笃。这篇铭文及孔宗翰的题跋，成为一件见证苏轼与孔门后裔交谊的珍贵文物。

济南人仗义

苏轼与济南人有缘，与他在密州一起寻找杞菊充饥的助手刘庭式，就是章丘的名贤。苏轼曾写《书刘庭式事》一文，赞颂刘庭式中进士后不离不弃盲女并与之白头偕老的感人故事。在未中进士之前，刘庭式在乡下老家与一女子有了婚约，不过尚未送聘礼订亲(按古代的礼制，不能算订婚)。后来，刘庭式考中了进士，但那个女子却因病双目失明了。由于女方家里以耕种为生，家境贫穷，就不敢再向刘庭式提婚约的事。也有人劝刘庭式娶盲女的妹妹为妻，刘庭式听后答道：我的心已经许诺给她了，即使失明，怎能违背我的初心呢？于是，刘庭式最终娶盲女为妻，婚后两人十分恩爱。在调任密州通判后，他把盲妻接到了任所。后来，盲女在密州去世，刘庭式十分悲伤，一直不肯再娶。

有一次，苏轼问刘庭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今君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世俗观念以貌取人，认为爱情源于外在美色，失去美色则爱消哀散。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结发妻子而已，她眼睛好是我的妻子，眼睛不好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吗?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后，深为赞叹：“子功名富贵人也。”

由于苏轼在当时文坛和政坛上的重要影响力，刘庭式遵约守信、不负盲女的事迹很快随着苏轼的这篇文章不胫而走，这一爱情故事被传为美谈。直到今天，章丘民间还流传着刘庭式的故事，赞扬他高风亮节、对信义责任的担当。

“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为章丘明水镇人，他有一个女儿名气更大，就是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李氏家族世代为书香门第，李格非生长在泉水叮咚的百脉泉畔，他主张“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强调真情实感。《宋史》和《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苏轼非常看重李格非，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师生之谊，不仅彰显其不同凡俗的学识，也反映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常有诗词来往。元丰六年(1083)，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李格非不远千里前往拜访，苏轼惊喜交加，大为感动。因为性情耿直，李格非也受到苏轼牵连。苏轼被贬官至惠州后，章惇命李格非任检讨官编写《元祐时章奏》，以打击元祐旧臣，李格非拒不任职，因而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崇宁元年(1102)七月，朝廷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入“元祐党籍”，李格非也在其中被罢官。过了两年，朝廷再定“党人”，李格非仍在其中。直到1106年，李格非才获得赦免。

苏轼在《寄李格非》诗中写道：

与君相识久，情谊两难忘。

共赏山川秀，同吟岁月长。

风雨同舟渡，悲欢互诉肠。

相思无尽处，书信寄安康。

通过回忆两人共同的美好时光和在困难时的相互扶持，苏轼表达了对李格非深厚的友情，“济南人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