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克拉玛依油井出油，毛主席召见李聚奎：感谢你让油流出来

李聚奎对石油知识毫无概念。接受任命那天，他只问了一句：“石油是怎么炼成的？”身边参谋不好回答，只能摊手。周恩来总理随后招他进西花厅，语气带着鼓励：“干吗怕？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弄明白它。”轻描淡写的交代，却意味沉重：新中国要跑起来，离不开能源。被称为“贫油国”的帽子，需要摘掉。

石油部成立之初，总共才十几号人。办公室连墙漆都没干透，卷宗堆在木箱上，当写字桌。李聚奎索性把高级参谋徐今强叫来，直白开口：“你当老师，先教我‘井深’’产层’这些行话。”徐今强愣了三秒，看着这位穿过枪林弹雨的将军端茶倒水，只好点头应下。从那天起，傍晚七点整，部长办公室灯光必亮，黑板上写满构造剖面图和英文缩写。外行转内行，从背单词开始，这在当时确属罕见。

石油行业讲究数据验证，空谈无益。1955年7月，几份堪称“互相打架”的地质报告摆上桌：有人主张将资源重心继续放在东北老油田，有人坚持向青海柴达木加码，第三派则力推新疆准噶尔盆地。争论僵持，一个月消耗上百份电报。李聚奎没多发言，他提议干脆全部踏勘；先用最短周期判别潜力，再集中火力。

于是，他带队西行。吐鲁番的热浪，独山子的尘沙，玉门的秋雪，都留下了这支“小分队”的足迹。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夜里打钻手把棉被裹在头上抵风，锅里只有咸菜就干粮，但没人掉链子。不得不说，军人出身的那股韧劲，让队伍保持了一种简短直接的沟通方式——“岩屑厚度多少”“钻头还能撑几班”，废话极少。

克拉玛依的名字最早出现于8月的勘测记录。浅层油迹反复被测出，却不足以判定储量。会议室里，人们对是否继续打第四口井出现分歧：成本高、周期长，一旦扑空意味着前功尽弃。李聚奎敲桌：“让事实开口，不让人头脑发热。”一句话，方案拍板，井位落在闻名后来被称作“1号井”的那片戈壁。

10月29日清晨，旋转钻机发出异常闷响，井口喷出带气味的褐色液体。有人伸手摸了摸，指尖泛光。副队长激动喊了句：“油！真油！”霎时喧闹，汽笛连拉三次。现场记录显示：首次自喷流量每天20余吨。数据虽不巨大，却如同向“贫油论”开了一枪。

上午十点，电报通过乌鲁木齐转广州，再专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得知克拉玛依见油，先放下手中文件，说了一句：“地下的宝贝，愿意出来了。”随即通知办公厅安排时间召见李聚奎。

11月初的北京已显寒意。李聚奎进菊香书屋时，靴子带着戈壁尘土。他还未来得及鞠躬，毛主席握手先开口：“辛苦，感谢你让油流出来。”简短致意，却打消了部长心里最后的顾虑。两人随即讨论下一步规划，李聚奎建议把原驻新疆的解放军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建设师，理由很简单：兵龄年轻，肯吃苦，熟悉当地环境。主席点头：“可以，军民一体，更快。”

会谈后不到两个月，石油师正式挂牌，成为共和国第一支专业化石油施工部队。部队改编带来三个直接成果：运输线缩短，井场施工效率提升，后续配套炼油方案得以及时展开。1956年底的统计表明，新疆原油年产突破十万余吨，虽然仍是起步阶段，却标志着中国西部能源版图正式成型。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玛依发现油流后，国内外不少专家来信询问资料，关切中隐含着质疑：资源持续性如何？李聚奎回电只有几十字：“用井口数据说话，欢迎实地查验。”明快干脆，充分体现当时决策层的底气。

1958年春，李聚奎奉调回军队。石油部同事为他送行，礼堂里没有鲜花，只有一张手绘克拉玛依构造剖面图。有人悄声议论：“三年时间，把军队味儿带进石油井，值。”这句评价在归档资料中被保留下来，成为那段岁月的侧影。

新中国能源战略自此摆脱完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克拉玛依只是拉开序幕的一幕。后来大庆、胜利陆续崛起，国产原油占比逐年上升。追根溯源，1955年那次冒险试钻是关键节点。荒凉戈壁、摇摆汽灯、尘土靴印，构成了共和国能源版图最初的注脚——简洁，却足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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