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之子耿志远：父亲把我同学都“收”了，唯独把我“踢”走了

1983年初夏，清华老校门前的槐花刚落，耿志远拎着行李，心里琢磨一件新鲜事——父亲耿飚兼任的国务院外事委员会刚挂牌，听说缺人手，同学们私下议论“要不要去碰运气”。 那几天，毕业生满校园奔走递简历，耿志远把四个关系最铁的同学名单写好，硬着头皮拿给父亲。晚饭后，他在家里客厅递上纸条，语气半开玩笑：“您要是嫌人少，我再多找几个。”

耿飚扫了名单一眼，点头：“这几个合适。”随后放下茶杯，抬头瞄了儿子：“你别去，你在那儿影响不好。”一句话把耿志远噎住，他愣了几秒，憋出一句：“怎么就我不行？”父亲没多解释，只丢下一句“规矩”，转身回书房。

同学们顺利进入新部门，耿志远却被“踢”去科研单位。朋友打趣：“你老耿就是刀口对自己人狠。”他笑笑，心里却五味杂陈。回想起来，这个决定与耿飚数十年形成的行事准则高度一致——不给子女开绿灯。

时间往前推三十七年。1946年5月，在冀热察边区的炮声中，耿志远出生。那时耿飚正率部收复张家口，母亲赵兰香抱着襁褓，一边躲避空袭一边赶路。牛车车辙里混着火药味，孩子的哭声和前线的枪声时常同步。

1950年，他只有四岁，就随父母乘船赴北欧。新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住进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小楼，餐桌上第一次摆出黄油。小耿把厚厚一层涂在黑麦面包上，嚼得满脸都是油光，还没来得及得意，就被父亲拉到一边：“长征时吃的是皮带，不是黄油，记住这差距。”

外交工作并非只靠排场。瑞典国王去世的那年，大使馆致哀信把“悲伤”写成了“荣幸”，翻译的一个l和n位置颠倒，闯下大祸。耿飚隔天一早进外交部致歉。回家后他把文件摊在桌上对儿子说：“做事之前先查三遍，这是第二堂课。”第一堂课则是“调查研究”，源于他在莫斯科被迫停留整整两个月的尴尬。

耿飚识字不早，却对书法情有独钟。瑞典寒夜，他常在壁炉旁临帖，却不仅临帖。毛笔落纸，他自创一套“弯钩不弯”的写法，横平竖直，几乎不出回锋。耿志远小时候问：“为什么不照着王羲之写？”父亲望着窗外雪景，只说一句：“骨架自己长。”

这种性子同样表现在家庭教育。孩子学什么专业、找什么对象，父亲鲜少干预，可涉及公私分界，他的态度坚决。耿志远1965年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一度想转国际关系，被父亲否掉：“别把爱好和工作搅一起，容易废。”语气平静，却让人无法反驳。

1989年，耿飚离休。离开公职后，他把精力倾在写字和画竹。别家长者画竹讲究“枝干曲折”，他却只画“几乎笔直的杆子”，连同伴都看不懂。他笑着解释：“竹子直就够了，拐弯给别人画。”字与画皆如此，一笔到底。

两年后，老将军回到陇东。那是一片他二十出头浴血奋战的土地。乡亲们簇拥而来，有人送鸡蛋，有人递诉状。抗战时期他曾放过一名因偷粮被判死刑的战士，让其戴罪冲锋。此行见到那位老兵的后人，耿飚只说一句：“当年救他，不是仁慈，是相信群众眼光。”随行干部听得低头不语。

2000年6月23日，91岁的耿飚在军区总医院病逝。家属打开遗物，最贵重的不过是一盒旧信笺；字迹里仍可见多年练就的棱角分明。耿志远给亲友读了一段：“做人别让子女上你肩膀，他们该走自己的路。”朋友问他感受，他想了想，只用了四个字：“耿直坚毅。”

耿家的下一代没得到半点家产，却继承了一份更难复制的资产——一位父亲在原则面前对儿子的“绝情”。很多外人看不明白，为何同学能“被收”，亲生骨肉偏要“被踢”。答案或许藏在那幅直上青云的墨竹里：竹有节，人也该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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