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放走一位越南女兵,38年后我去越南,刚下飞机就被军车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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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是高建军先生吗?”

一个穿着笔挺军服的越南军官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的普通话标准得像播音员,眼神却锐利如刀。

我攥紧了行李箱的拉杆,关节因用力而发白,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满雨水的棉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身后,一黑色的军车在热浪中静静地等待,车门无声地打开,像一只只沉默的巨兽张开了嘴。

01

故事要从三十八年前的那个雨夜说起。

不,或许要从更早的时候开始。

从我,高建军,决定在六十岁这年,独自去一趟越南开始。

儿子在电话里反复劝我,说那边又热又乱,一个人不安全。

我只是含糊地应着,说自己身体还行,就想趁着走得动,去个暖和的地方过冬。

他不知道,我不是去过冬的。

我是去埋葬一场持续了三十八年的噩梦。

我的家在北方一座衰败的工业老城。

窗外的天空常年是灰蒙蒙的。

我的生活也像这天气,妻子走了十几年,儿子在外地安了家,偌大的两居室里只有我和墙上那台老旧钟表的滴答声。

每到阴雨天,左腿的旧伤就开始叫嚣,那是一种钻进骨头缝里的酸痛。

医生说那是弹片留下的后遗症,是风湿。

我知道,那不只是风湿。

那是记忆。

记忆是潮湿的,带着亚热带雨林里永不散去的腥甜水汽。

三十八年来,我总是在做同一个梦。

梦里永远是泥泞的,伸手不见五指。

脚下踩着的不是土地,是烂泥和腐叶混合成的浆糊,一脚深一脚浅。

耳边是单调的虫鸣和不知名野兽的叫声。

然后,总会有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借着那瞬间的光亮,我总能看见一双眼睛。

那是一双年轻的、惊恐的,却又燃烧着倔强火焰的眼睛。

我每次都会从这双眼睛前惊醒。

醒来后,浑身都被冷汗浸透,比当年在猫耳洞里睡得还要狼狈。

我摸着隐隐作痛的左腿,点上一支烟,对着窗外的黑暗坐到天亮。



烟雾缭绕中,那双眼睛就悬浮在半空,静静地看着我。

我知道,再不去,这双眼睛就要跟随着我进棺材了。

我瞒着儿子,在网上订了去河内的机票。

对着电脑屏幕,我那双只会操作车床和扳手的手,笨拙地移动着鼠标,点了半个小时才付款成功。

出发那天,我只带了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包。

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保温杯,还有一整条的红塔山香烟。

邻居张大爷看我出门,问我去哪。

我说,去南方旅个游。

他羡慕地说,还是你潇洒。

我笑了笑,没说话。

潇洒这个词,离我太远了。

我只是一个去偿还心债的,胆怯的故人。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了几个小时。

我的心里很平静,没有即将面对未知的紧张,也没有故地重游的激动。

就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旧机器,终于要去往它最后的宿命。

那段记忆,被我用理智的闸门死死关住,不让它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涌出来。

我需要保持清醒。

一九八六年,老山。

那年我二十二岁,是侦察连里最年轻的兵。

也是最不怕死的那个。

我们那片防区,代号“绞肉机”。

每天都有人抬下去,也每天都有人补上来。

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火药味,血腥味,还有浓得化不开的腐烂气味。

天上的雨好像永远不会停。

我们的军装就没干过,紧紧地贴在身上,又湿又重。

皮肤被泡得发白,长满了红色的疹子,一碰就疼。

最难熬的不是战斗,是等待。

在闷热潮湿的猫耳洞里,听着头顶上子弹划过的尖啸,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炮弹。

那种等待,能把一个人的神经活活磨断。

那天凌晨,我们接到命令,对越军占据的一个前沿哨位进行一次拔点作战。

行动很成功,前后不到半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天开始蒙蒙亮,雨也小了些。

连长让我和另外两个战友负责清理战场,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

我端着步枪,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的地面。

到处都是弹坑和烧焦的痕迹。

空气里的血腥味比平时更重。

一个战友在我身后不远处,清点着缴获的武器。

我走到一处被炮弹炸出的巨大弹坑边缘。

正准备跨过去,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坑底动了一下。

我立刻停住脚步,举枪瞄准。

心脏在那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谁?”我压低声音喝道。

没有回应。

只有雨水滴落在残破钢盔上的声音。

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滑下弹坑。

坑底的烂泥没过了我的脚踝。

借着灰白色的天光,我看清了。

那是一个人。

一个蜷缩在弹坑角落里的越南女兵。

她看起来年纪很小,最多十七八岁,脸上的迷彩油彩被雨水和泪水冲得斑驳。

一条胳膊软软地垂着,军装的袖子被血浸透,变成了深褐色。

她没有看我,而是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枪。

她的另一只手里,也攥着一把枪。

是一把老旧的五四式手枪。

她用尽全身力气把枪口对准我,但她的手抖得厉害,根本无法瞄准。

我下意识地把枪口对准了她的眉心。

只要我手指轻轻一动,一切就都结束了。

这是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甚至不需要开枪,只要大喊一声,不远处的战友就会冲过来。

她的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

可我没有动。

我的目光落在了她的眼睛上。

那是一双和我梦里一模一样的眼睛。

充满了恐惧、痛苦、绝望。

还有一丝不肯熄灭的,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火焰。

她没有求饶。

她只是瞪着我,牙关紧咬,瘦弱的身体因为愤怒和寒冷而微微颤抖。



在那张年轻又肮脏的脸上,我好像看到了我远在家乡的妹妹。

我妹妹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

她给我写的信里,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保重身体,早日凯旋。

我想象不出,如果我妹妹也穿着这身不合身的军装,躺在这冰冷的泥浆里,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一个敌人,那会是怎样的场景。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战鼓一样密集。

我听到不远处战友在喊我的名字。

“建军!你那边有情况吗?”

这一声呼喊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我必须立刻做出决定。

是做一个合格的战士,还是做一个不合格的人。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之间隔着国仇家恨,隔着脚下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

也隔着不到五米的距离。

最终,我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放下了我的步枪。

这个动作让她的身体明显地放松了一下,但眼神里的警惕丝毫未减。

我没有说话。

我怕一开口,就会暴露我的犹豫。

我慢慢地转过身,背对着她,解下了我的背包。

背包里已经空了。

只剩下半块用油纸包着的压缩饼干,和半壶水。

这是我接下来一天的口粮。

我把饼干和水壶拿出来,放在地上。

然后,我用脚把它们轻轻地推向她的方向。

她没有动。

她只是看着那两样东西,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不解。

我又听到战友的喊声,带着一丝不耐烦。

“高建军!磨蹭什么呢?”

我不能再等了。

我用手指了指密林深处的方向,那里是战线的另一侧。

然后,我转过身,不再看她。

我对着战友的方向大声回应:“没事!就是个被炸烂的土坑,什么都没有!”

我一边说,一边往弹坑上爬。

我的左腿在爬出弹坑的最后一刻,被一块锋利的弹片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我咬着牙,没有吭声。

我对自己说,这是代价。

这是我为那个谎言,为那个决定,付出的代价。

我再也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吃掉那块饼干,有没有喝掉那壶水。

我更不知道她有没有活下来。

这个秘密,连同我腿上的伤疤,一起被我带回了和平年代。

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记忆里。

拔不出来,也烂不掉。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当年开了枪,或者喊来了战友,我是不是就不会做这个噩梦了。

我会不会成为战斗英雄?

也许会。

但我知道,我也会在余生的每一个夜晚,被另一双眼睛凝视。

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

02

飞机降落的轻微颠簸,把我从深不见底的回忆里拉了出来。

我走下舷梯,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

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巨大的液晶广告牌,穿着各式服装的、行色匆匆的旅客。

空气里混合着香水、咖啡和某种热带水果的味道。

这是一个和平、繁荣、充满生机的城市。

和我记忆里那个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恍惚。

仿佛我不是从北方的冬天飞来,而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

我随着人流往前走,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

我原本的计划,是找个车去老街,然后想办法去当年的战场看一看。

可现在,站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我突然觉得那个计划是如此的荒谬和无力。

我只是一个头发花白、语言不通的外国老头。

我能去哪里?我又能找到什么?

我拖着行李箱,茫然地走出到达大厅。

刺眼的阳光让我眯起了眼睛。

各种语言的嘈杂声、汽车的鸣笛声,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正在寻找出租车的指示牌。

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响起了。

“请问,是高建军先生吗?”

我回过头,看到了那个越南军官。

他的身后,还站着两名士兵,表情同样严肃。

我的血液在瞬间凝固了。

三十八年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等我?

我的第一反应是,东窗事发了。

当年的事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

他们是来抓我的。

抓我这个当年的“入侵者”。

我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僵硬了,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

几十年前在战场上那种被枪口顶住后脑勺的警觉感,瞬间回归。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的目光越过他,看到了不远处的那排黑色轿车。

车身擦得锃亮,挂着我看不懂但能认出是军用标识的牌照。

几个穿着便装但身姿挺拔的男人靠在车边,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盘问。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目标明确的行动。

而我,就是那个目标。

军官见我没有回答,又重复了一遍。

他的语气依然客气,但眼神里的压迫感更强了。

“高建军先生,我们没有恶意,请跟我们走一趟。”

他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里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地盘。

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老人。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名士兵上前,自然地接过了我的行李箱。

军官走在我的左前方,另一名士兵跟在我的右后方。

我被他们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护送”着走向那排黑色的军车。



周围的旅客好奇地看着我们,但没人敢靠近。

车门被打开了。

我弯腰坐了进去。

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但我依然觉得呼吸困难。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嘈杂。

也隔绝了我所有的退路。

军官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我和一名士兵坐在后排。

车队平稳地启动,汇入了离开机场的车流。

车内安静得可怕。

没有人说话。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摩托车像鱼群一样在车流中穿梭。

路边的店铺挂着我看不懂的招牌。

穿着奥黛的女人骑着自行车,身姿优雅。

一切都显得那么寻常,那么有生活气息。

可我却感觉自己正被押往一个未知的刑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他们会怎么对我?

审判?

关押?

还是用一种更秘密的方式,让我这个当年的敌人,消失在这片土地上?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每一种都让我不寒而栗。

我甚至开始后悔。

我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来触碰这个我埋藏了半生的秘密?

就让那个噩梦继续下去,又有什么不好?

至少我还能在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死去。

车队在河内的市区里穿行。

没有开往任何政府大楼,也没有开往任何看起来像军事管理区的地方。

这让我更加不安。

未知的,才是最恐怖的。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车速慢了下来。

车队拐进了一条安静的林荫道。

道路两旁是高大的热带树木,掩映着一栋栋漂亮的法式别墅。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

门口有持枪的警卫站岗。

我们的车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径直开了进去。

我的心悬得更高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03

最终,车队在一栋米白色的三层别墅前停了下来。

这栋别墅带着一个漂亮的花园,铁艺的雕花大门紧闭着。

我们一到,大门就自动向两侧滑开。

车停稳后,司机下车为我打开了车门。

副驾驶的军官也走了下来,对我做了一个“请下车”的手势。

我机械地走下车,抬头看着眼前的这栋建筑。

它太漂亮了,太安静了,与我想象中的任何一个审讯场所都格格不入。

我被领着穿过花园,走进别墅的大门。

一股混合着柚木香气和淡淡花香的空气迎面而来。

客厅宽敞得有些奢侈,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墙上挂着几幅我看不懂的油画,还有一些装在精致相框里的照片。

我被领到一套巨大的真皮沙发前。

“高先生,请坐,请稍等片刻。”

军官说完,便和他的士兵一起,像雕塑一样站到了门口的位置。

我僵硬地坐下。

沙发很软,但我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了针毡上。

一名穿着白色制服的勤务兵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

她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放下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茶杯是白瓷的,描着金边,里面是琥珀色的茶汤。

热气升腾,带着一股清雅的香气。

我没有碰那杯茶。

我只是端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

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或者说,在等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客厅里只有墙上那座欧式挂钟的轻微摆动声。

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就在这时,楼梯的方向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很稳。

不像是军靴,倒像是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二楼的楼梯口。

一个身影出现在那里。

那是一个女人。

一个看起来大约五六十岁的妇人。

她穿着一身深紫色的越南传统丝绸长衫,也就是奥黛。

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优雅的发髻,用一根玉簪固定着。

她的脸上画着淡妆,皮肤保养得极好,几乎看不出什么皱纹。

但她的眼神,却带着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不怒自威的气场。

她扶着楼梯的扶手,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了下来。

她的目光,从出现在楼梯口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落在我身上。

那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目光。

有审视,有探寻,有感慨。

甚至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隐藏得很深的激动。



我紧张地看着她。

我敢肯定我从没见过她。

但不知为何,我又觉得她的眉眼之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她走到我的面前,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名贵的红木茶几。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打量着我。

从我花白的头发,到我额头上的皱纹,再到我放在膝盖上那双粗糙的手。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感觉到门口那两名军人的视线,也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只能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样,迎接她最终的审判。

沉默持续了足足有半分钟。

久到我以为这又是一场无声的心理战。

最终,她先开口了。

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生硬的口音,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清晰。

我的心猛地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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