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审批大军区任职名单，看到王辉球职务后：把副改成正

1975年3月18日夜，中央警卫连的战士记录下这样一幕：毛主席在灯光下翻看大军区领导调整名单，笔尖停在“王辉球——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一行，主席皱了皱眉，随即在“副”字上划一道横线，重新写下“政治委员”三个字，一字未添，分量却重了许多。

外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位两鬓斑白的空军副政委此前已沉寂两年。文件往返之际，他究竟凭什么赢得最高统帅的一笔定乾坤？要回答这个疑问，只能把目光拉回近五十年前。

1927年盛夏，湘赣边一座小县城被白色恐怖笼罩。十四岁的杂货店学徒王辉球亲眼看见反动派拖走“文老师”。不久，老师的尸体被弃于城外枯井。少年心中第一次点燃恨火，也第一次听见“共产党”三个字。

几个月后，秋收起义部队开进县城。店东早跑得无影无踪，街面冷清得出奇。红军进城不抢不拿，只在墙上刷标语：“穷人靠自己，打土豪分田地！”王辉球一边帮忙挑水，一边竖着耳朵听宣讲，他发现这些人说话带理，还肯同他这个穷学徒坐一条板凳。

部队撤离时，号召自愿跟队。有人劝他别去，“小子，跟红军迟早掉脑袋。”他挑着空箩筐答一句：“留这儿一样挨饿，不如上山闯闯。”就这样，十五岁的少年扛上旧马枪，成了井冈山赤卫队的一分子。

在井冈山，王辉球从卫生员、通信员一路干到宣传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1934年冬，贵州剑河陡坡，他为写标语失足摔进山涧。战友们用藤蔓把他拉上来时，他已昏迷不醒。醒来后，他靠一根木棍艰难跟队，人称“拐杖宣传科长”。

草地阶段最难熬。红四团断粮三天，只能挖草根充饥。士气低落，毛主席找到团首长交代：“把北上目的讲透，让同志们明白为谁吃苦。”王辉球领命，将木板刻成路标，背在背上，边走边插。“由此前进”四个字在沼泽里一连插出七昼夜，队伍最终冲出草地。

1935年到陕北后，他改任红二师宣传科长。东征、西征、山城堡——凡有主攻方向，必见那面写着“抗日到底”的宣传旗。据老战友回忆，王辉球有时饿得眼冒金星，仍坚持夜里抄写标语，“字不好看，但劲头大”。

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他一直在政治机关，长于鼓劲也善抓纪律。新中国成立，空军从零起步，需要老政工带队。1952年冬，他奉调进京，刘伯承、邓小平只交一句：“空军新，得靠你再立功。”

刘亚楼见他第一面就开门见山：“空军讲速度，你得先懂技术。”王辉球没有敷衍，白天跑部队、夜里啃《空气动力学》，笔记摞满两抽屉。有人奇怪，一个政工干部何苦算公式？他说：“不懂业务，谈思想只能空对空。”

两年后，空军政治学校挂牌，他被推为首任校长。校舍是借用军械库改成的，教员不足，他就自己上讲台，讲长征、讲延安整风，也讲“亚声速”“失速角”。学生最怕点名提问，因为校长连发动机型号都能顺口报出。

文艺宣传是空军另一块短板。王辉球请示刘亚楼，自主办《人民空军》报，又派文工团下井冈山搜集老歌。全国第一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工体亮相，《十送红军》唱哭不少观众。这套节目后来随部队巡演，连广东渔村的老人都能哼两句。

进入六十年代，空军与防空军合并，机构重叠、人心难齐。王辉球主张“先定章，一碗水端平”，在党委会上直言：“红军没飞机照样团结，现在咱们有飞机，凭啥不团结？”下边干部爱讲“王政委办事服众”。

1974年底，他因病离岗休养。谁也没想到，次年春天中央又要用他。名单初稿上写的是沈阳军区副政委。毛主席改字那一刻，文件厅工作人员回忆只听见一句低沉的评语：“老宣传家，担得起。”

四月，叶剑英在西花厅接见十几位老同志。握手时，叶帅压低声音说：“到东北别客气，放手干。”王辉球点头：“保证完成任务。”寥寥一问一答，不过十来个字，却把双方的信任说得透透的。

赴任后，他先跑部队后开会，先看训练后谈思想。沈阳军区雪大，团里宿舍炉子烧得旺，王辉球偏要往机场跑。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挥手：“老骨头抗得住，飞行员抗不住思想滑坡。”初夏总结大会，师长动情地说：“政委到岗三十天，飞行小时反而增了。”

毛主席当年的那一笔，不仅定了职务，也定了一个老兵后半生的节奏：仍旧是奔波，仍旧是宣传，仍旧是把“穷人靠自己”那股子劲头带进现代化军营。王辉球直到离休，办公室里一直挂着那块刻有“由此前进”的木牌，字迹早已模糊，却没人舍得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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