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丨中央苏区是如何打破贸易封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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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庆宏 杨玉洋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国民党企图通过政治、军事与经济等手段扼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贸易突围战，粉碎了国民党的扼杀企图，有力保障了苏区军需民用与革命事业向前发展。这场贸易战堪称苏区党与临时中央政府反击敌人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取得贸易战突围的成功范例，对今天仍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镜鉴。

以创新思维构建贸易体制机制

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0个行政县，人口总数453万。国民党不断加强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颁布《封锁“匪区”纲要》，严禁军用品和日用品流入苏区，苏区的物资也严禁输出；颁布《“剿匪”区内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严防民众“通匪”“济匪”。国民党严密的封锁扼住了中央苏区生存命脉。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没有坐以待毙，以创新思维从无到有构建贸易体制机制，成功突围。

成立贸易机构，统筹外贸经济。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4月，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摒弃原有分散贸易模式，全局统筹苏区贸易。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的主要职能是统筹物资采购、调控贸易价格、打击走私投机。形成“总局—省分局—县分局—采办处”四级贸易体系，以此结束苏区“各自为政”的贸易混乱局面。总局在白区设立秘密采购点，利用钨砂这一战略物资与白区的大商号建立秘密贸易关系，以钨砂换取苏区军需民用紧俏物品。对重要战略物资集中批量采购，再通过各分局转运至苏区。这种模式增强了采办能力，确保重大战略物资供给。

明确经营事项，推动内外贸易。一是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工商业。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商投资暂行条例》，规定允许私人资本自由投资工商业，以缓解商品压力；二是奖励商人开展赤白贸易。要求保护外来客商，不准向其筹款；三是实施灵活的税收原则。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边境税关，颁布《关税条例》《关税征收细则》等制度。苏区政府征收关税灵活，以苏区群众需要为标准。“不要的抽重些，要紧的抽轻些，一定要的就免税”。肩挑小贩免收商业税。灵活的贸易制度，促使苏区“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钨“矿石出口量，每年三百万担”。“中央苏区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贸易体制机制的构建有效打破了国民党贸易的围堵。

以开放赋能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汇聚群众智慧，始终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央苏区尽管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但周边与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界，这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充分利用秘密交通线。苏区政府为了与外界保持联系，建立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以上海到中央苏区为例，就开辟了三条秘密通道。沿途交通站配备武装人员，大站20余人，中站10余人，小站3—4人。交通员遵守《秘密工作条例》。利用这些秘密通道，大量物资被运抵中央苏区。

奖励商人。为了封锁苏区贸易，国民党广贴布告“严惩通匪济匪分子”“通匪济匪者杀”。对此，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明文规定：对向苏区输送紧缺物资的商贩给予高额现金奖励，对参与贸易的合作社和个人减免税收。各地贸易分局与白区商人互签秘密贸易协定。通过水上交通输入苏区紧缺物资。交换方式或以物换物，或以银元结算。物物交换时，以苏区盛产的稀缺资源——钨及粮食等产品，换回军需民用的食盐、布匹等。苏区保障白区商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正是由于苏区贸易的利好政策，许多白区商人冒着风险，长期与苏区保持合作，源源不断将紧缺物资从交界处运至中央苏区，甚至成为苏区重要的“食盐生命线”。

同时，苏区小商小贩、各商号也积极响应临时中央政府贸易政策，主动对接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商人。在山间小路、河流渡口等交通要道开辟秘密通道，自发组建运输队，采取昼伏夜出、肩挑背驮、分段运输的方式转运物资到苏区。在江西赣县至瑞金的贸易通道上，经常有运输队员背着装满食盐的竹筒，沿着山间小径穿行。避开国民党哨卡，每天往返行程百余里；在闽西地区，群众利用竹筏、木船，沿着汀江支流的浅滩暗渡，将布匹、药品运入苏区。运输队还将食盐混入草木灰中，将药品藏入竹制农具内，甚至放入棺材的夹板内。他们活跃在各条秘密贸易通道上，形成了全民反封锁的斗争生态。

以硬核举措为贸易护航

由于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四周边境线上设置严密封锁线，严格盘查，常规贸易通道几乎断绝。在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苏区各地建立了贸易交通线。每一次采购运输，采购员和运输人员都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少人为之牺牲。为保障苏区贸易线的畅通，苏区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以硬核举措为贸易护航。

军事护航是贸易安全的核心保障。以中央苏区江口外贸分局为例，工作人员曾发展到百余人，配有一支30多人的武装运输队伍。红军成立“贸易保卫队”，对重要贸易通道进行巡逻守卫，打击国民党的“缉私队”与土匪武装。1933年夏，国民党军在江西会昌至筠门岭的贸易通道上增设哨卡，拦截苏区采购的药品。红军独立师迅速出击，击溃敌军并摧毁哨卡，护送运输队安全抵达瑞金。此外，红军还运用游击战术，袭扰国民党控制的贸易集镇，如福建长汀、广东梅州等地，为贸易通道畅通创造有利条件。

金融保障为贸易活动提供重要支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并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流通”，同时建立“货币兑换点”，方便白区商人兑换。为稳定币值，国家银行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以钨砂、粮食等物资作为锚定物，以增强商人对苏区货币的信任。1932年，中华钨矿公司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中华钨矿1932年开采648吨；1933年开采1800吨；至1934年止。中华钨矿公司产量占江西全省钨矿产量的1/7。这些钨砂通过水路被运至赣县的江口。江口贸易分局首创了“国际规则对接（鹰洋）+战略资源锚定（钨砂）”的双轨货币体系，实行“钨砂本位”机制，建立“1担钨砂=52银元”的固定兑换比例。由于金融政策的坚强保障，江口贸易分局每年出口100万担稻谷、5000多吨钨砂。这些钨砂主要销给广东军阀如陈济棠和十九路军等，军阀们再销给外商。此外，银行还向苏区贸易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其开展物资采购与销售，仅1933年就发放贸易贷款超10万元，助力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成为红色贸易的重要力量。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创新思维和务实举措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创了红色贸易的新局面。面对严峻的经济困境，党创造性地构建了对外贸易体制机制，通过设立对外贸易局、发展合作社经济等多种形式，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贸易网络。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苏区实行灵活务实的贸易政策，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问题，更探索出一条在战争环境下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又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智慧，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罗庆宏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史教研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杨玉洋系中国经济时报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国研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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