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丨下一个重磅药物会来自中国吗？

Will the next blockbuster drug come from China?

巨额投资与供应链优化推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蓬勃发展。

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加快了中国药物研发的速度，还大幅降低了研发成本，这一优势已吸引众多跨国制药企业的关注。© Carolina Vargas/FT montage/Dreamstime

发布时间：2025年12月2日

在上海郊区，制药行业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工程师们正仔细检查一排巨型不锈钢反应罐，一种利用仓鼠卵巢细胞研发的生物药即将在此投产。每个反应罐可生产5万升药剂，这座生产基地只是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全面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该工厂隶属于BiBo生物制药公司，于今年2月动工建设。在临港新片区政府快速审批流程与全程跟进式扶持下，目前工程进度已提前一个月。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一系列密集的商业合作吸引了众多外国制药企业纷纷来华，它们希望寻找具有潜力的分子化合物，以填补自家日益缩减的研发管线。例如，今年6月，阿斯利康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石药集团签署了一份价值最高达5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仅仅五年前，该行业还因未能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而被嘲讽为落后行业。如今，西方制药企业高管与投资者私下警示，他们的企业在药物创新领域可能面临被中国赶超的风险。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崛起的核心在于速度与效率，这两大要素不仅加快了药物研发进程，更显著降低了研发成本。中国的核心优势源于规模庞大且专业素养高的人才队伍，涵盖实验室研究人员、设备制造商，以及为博博生物安装新生产线的技术工人等多个领域。这些人才中虽有部分曾在美国高校及大型制药企业接受培训，但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培养的工程师。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在药物研发各阶段所具备的时效与成本优势。该咨询公司估算，在将目标分子转化为候选药物并推进至早期临床试验的过程中，中国制药企业的推进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

一旦某种疗法通过初期动物实验，中国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速度可达全球平均水平的两至五倍（具体速度因治疗领域而异），这得益于中国拥有大量医疗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患者群体。

BiBo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彭娇表示：“过去三四年间，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如今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创新源头之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领域的优势集中在那些基础研究已成型，但仍需通过实验确定最佳配方的领域。

他补充道：“这更像是一道需要破解的难题，考验的是工程实操思维而非纯科研思维。要完成这类工作，需要一支高效团队快速探索可行方案。”

相较于西方同行，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高的研发效率并降低成本，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彭娇的工厂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相隔不远，坐落于一个专门为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打造的工业园区内。入驻园区的企业可享受补贴、优惠租金等政策，还能获得临港新片区相关部门提供的全流程帮扶。

BiBo生物的工厂建设规划审批仅用了9天。而彭娇正在考察的欧洲建厂地，同类审批流程最长可能耗时半年之久。

彭娇在波士顿和上海均设有生物药生产基地，这类药物均源自活体细胞。他透露，十年前，其美国团队与中国团队在专业经验上存在明显差距；如今，这一差距已完全消失。上海团队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工作效率更高、业务规模也更大。

对于彭娇这样的企业创始人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依托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从药物研发、规模化生产到临床试验的每个环节都得以提速。对于初创生物科技企业来说，研发周期的缩短意味着生存概率的提升——它们能够尝试更多研发方向，及时叫停失败项目，从而增加研发出重磅药物的可能性。

但该行业如今正面临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崛起的生物科技领军企业能否成长为可与全球顶尖制药巨头抗衡的跨国企业？而日趋紧张的地缘局势（尤其是与全球最具盈利能力的药品市场——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阻碍它们的海外扩张之路？

在江苏，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分拣和包装药品。中国制药企业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通常比西方竞争对手速度更快。 © CFOTO/NurPhoto/路透社

瑞银集团制药行业分析师陈晨（音译）称：“中国生物制药的早期研发已具备全球竞争力，但在海外临床试验、法规申报及商业化等后期环节，中国企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她接着说道：“不过这种局面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可通过与跨国制药企业合作拓展海外市场，既能获取持续创新所需的资金，又能借鉴合作伙伴在临床试验与商业化运作方面的成熟经验。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必将逐步构建起自身的全球化运营能力。”

中国已稳步跻身全球药物供应链的上游。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培育了一批仿制药企业，专注于生产专利过期药物；随后，中国开始涉足原料药供应领域；此后，这里又成为生物科技代工生产的优选之地；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药物研发的核心阵地之一。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为生物科技企业提供研发与生产服务的中国临床合同研究机构和合同生产组织，在各类复杂的科研与工程技术领域不断积累经验。

这一发展历程使得药明康德、金斯瑞等外包企业，不仅成为支撑中国药物研发的核心力量，更在全球生物科技领域占据关键地位。

旧金山生物科技行业软件平台奥克斯特拉创始人阿育王·拉金德拉表示：“美国生物科技行业流传着一个说法，要是想开展一项研究，‘找药明康德就行’。”

他指出：“中国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欧美企业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起初，企业仅委托中国完成DNA合成、蛋白质制备等特定任务；后来合作内容逐渐升级，不再局限于执行标准化指令，而是拓展到开展研究项目、采集实验数据等更复杂的业务。”

伊根·佩尔坦是众多依赖中国供应商的美国生物科技企业创始人之一。他称：“起初，行业内选择中国的临床合同研究机构是因为其价格低廉。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它们的定价已与国际水平持平。我们如今选择与它们合作，看重的是其高效的服务与时间成本的节省。”

对于初创生物科技企业而言，供应商的服务效率可能关乎企业生死。佩尔坦解释道：“一项在美国需要六至八周才能完成的项目，中国企业约三周就能完成。对于尚无营收的初创企业来说，每多等待一天，都是在消耗宝贵的资金。”

过去十年间，这些专业技术已从服务海外客户转向赋能本土企业。中国生物科技行业正经历一场转型，这与汽车制造、消费电子乃至纺织行业的发展路径相似——从低成本代工基地转变为自主知识产权输出地。这种转型在生物药与细胞治疗领域尤为显著，这类领域需要大量反复的实验验证，而在中国开展此类工作，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

麦肯锡大中华区生命科学领域合伙人张方宁（音译）表示，如此大规模、快节奏的行业变革或许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但她强调：“这一增长态势源于多种因素十余年的协同作用，包括人才与资本的持续积累、利好政策的扶持、完善的本土供应链体系，以及广大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在执行层面的高效推进。”

中国政府将生物科技产业列为战略重点产业，既将其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希望通过该产业研发出更适配华人族群的药物，这一举措进一步加速了行业转型。

21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为生物科技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开展创新研发提供了便利。2018年，中国香港放宽上市规则，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挂牌上市。由此掀起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热潮，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涌入该领域。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药品监管部门放宽了部分创新疗法的临床试验要求，助力候选药物更快推进研发进程。

朗纳治疗公司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受益者之一。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初创企业计划在香港上市，专注于核糖核酸干扰疗法的研发，这类疗法可抑制与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合成。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目前研发管线中已有15种药物，其中3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史黛拉·石（音译）称：“中国的药物研发成本大幅低于其他国家，企业因此有能力布局更丰富的研发管线。美国企业或许只能聚焦于单一研发项目，而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其研发管线中通常至少有10种候选药物。”

相关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转变。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在全球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创新药候选药物中占比仅为8%，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0%；同期美国的占比则从47%降至36%。

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优势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工程技术投入和大规模实验验证，以优化创新疗法的领域。这一点在抗体偶联药物和多特异性抗体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抗体偶联药物被誉为“生物导弹”，能精准向肿瘤细胞输送化疗药物；多特异性抗体则是一种可附着于癌细胞表面的免疫蛋白。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在处于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的创新型抗体偶联药物中，中国企业研发的占比达54%；在多特异性抗体领域，这一占比为48%。

专注于肿瘤靶向抗体偶联药物研发的上市公司四川百鲲生物，其研发管线中已有17种疗法。21世纪10年代初，抗体偶联药物凭借强大的杀癌效果，曾引发西方生物科技领域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由于难以控制毒副作用，许多研发项目被迫搁置。

四川百鲲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毅表示：“抗体偶联药物的杀癌能力更强，但21世纪10年代时，行业内始终未能攻克其毒性控制难题。”他认为，这一难题本质上是工程技术问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技术路径，确保高毒性药物在精准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不会损害健康组织。

他还指出，在这一领域“中国企业具备天然优势”，因为国内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可开展高频次实验，且临床试验的推进也相对顺畅。

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时间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每位受试者的试验成本仅为欧美地区的约50%。

这一高效率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中国人口基数大且老龄化程度加深，大量患者难以承担高价治疗方案，对临床试验的接受度较高；同时，中国的医院体系布局合理，患者还能通过社交媒体了解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并主动报名参与。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吸引了众多跨国制药企业来华收购创新药物或开展联合研发。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药物授权出海交易占全球此类交易的比例仅为2%，而2025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0%。

这类合作交易的激增，彻底改变了上海汉坤律师事务所顾亚伦（音译）等律师的工作内容。五年前，他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引进国外药物在华权益的相关法律事务；如今，他的核心业务变成了协助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成果授权给跨国制药企业。

他表示：“对于大型制药企业而言，与中国企业签署的这些合作协议的金额，相较于这些药物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以及专利到期后可能遭受的损失，其实微不足道。”

尽管见证了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快速成熟，顾亚伦仍提醒道，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强生、阿斯利康这类规模的跨国制药巨头，仍需“数十年时间”。目前，在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上市制药企业中，尚无中国企业的身影，而前三名均为美国企业。

再鼎医药首席运营官乔希·斯迈利称，中国企业建立“具备全球视野的发展体系”尚需时日。他说：“未来几年，中国必将持续涌现出优质的创新成果，但多数创新企业仍需合作伙伴助力推进后续研发工作。”

此外，这些企业还需组建国际化销售团队、熟悉海外监管体系，并搭建海外供应链。尤其是当前西方各国政府正推动制药等关键产业本土化生产，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难度。对于多数尚未盈利、营收波动较大的中国生物科技企业来说，这类海外布局所需的巨额投资往往难以承担。

在宿迁，一名工人正在测试一种抗炎药物。中国企业在日益复杂的科学和工程流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 CFOTO/NurPhoto/路透社

在北京创立的百济神州已将总部迁出中国，该企业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中全球化运营最成功的范例。但它的扩张离不开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支持，而这样的资金规模是其他中国生物科技企业难以企及的。

尽管如此，四川百鲲生物的朱毅仍对企业成长为跨国制药企业充满信心。2023年，该公司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达成合作，联合研发一款针对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等实体肿瘤的抗体偶联药物。

对于计划进军利润丰厚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而言，这类合作至关重要。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创新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比例仅为1%，而截至2025年，这一比例已升至6%。

中国监管部门对药品定价管控严格，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所需的盈利规模，就必须开拓海外市场。朱毅表示：“跨国运营会让企业的管理复杂度和资源投入呈指数级增长。与跨国企业合作，能让我们近距离学习全球化运营模式，就像有一位专属导师手把手教我们搭建全球化业务体系。”

他还补充道，与大型外国企业合作，帮助四川百鲲生物理清了企业规模化发展所需的组织架构和核心能力。“我们借鉴了它们的经验并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同时也看到了大型制药企业存在的弊端，比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成功避开了很多弯路。”

不过，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海外扩张之路或许还会遭遇更多阻碍。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崛起的担忧之声日益高涨。美国议员已提议限制本国对中国原料药供应商以及临床合同研究机构、合同生产组织的依赖。2025年10月，一群美国参议员对制药企业加大在华投资的行为提出质疑，并呼吁行业将生产环节迁回本土，保护本国的创新成果。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专家布拉德·朗卡尔指出，各国政府未来或许会直接介入干预行业发展。

他表示：“美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企业，正在为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崛起提供资金、培养人才并传授技术。目前，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就像一名大学生，而美国等国家正在资助它完成学业。但终有一天，它会学成毕业，独立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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