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纸与石：传世与出土文献交织下近东研究的跨学科实践

2025年11月8日，上海大学埃及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纸与石：传世与出土文献交织下的近东研究的跨学科实践”学术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工作坊。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埃及学研究中心主任郭丹彤教授致开幕辞，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她高度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和各个报告题目呈现出的宗教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特色，并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研究及历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目前都面临着材料多元、学科交叉的复杂性，因此，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合作正是做出突破性研究的必由之路。

本次学术工作坊包含两场学术研讨活动，第一场活动主题为“希伯来经典卷作史：典籍与古代西亚的历史世界”，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黄薇主持，特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一级教授李炽昌作为引言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姜振帅、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林艳、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孟振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田海华作为主讲嘉宾。第二场活动主题为“两河流域石为声：碑刻与美索不达米亚思想世界”，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张悠然主持，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海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贾妍作为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晓莉、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张长虹作为与谈嘉宾。

工作坊现场

一、希伯来经典卷作史：典籍与古代西亚的历史世界

李炽昌老师在引言中首先阐明，在他心中，本次“纸与石”学术工作坊的核心是探究“纸与石”背后的人与群体，关注其信仰与民族经验。李老师以两个“E”概括以色列民族的核心经历：“出埃及”（Exodus）奠定了信仰基石，实现了从奴役到解放；而“被掳”（Exile）则锤炼了信仰，促成了公元前六世纪书写成果的丰收。他进而用四个“R”阐释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西亚文化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古代西亚文化（Received），同时也对一部分内容加以拒斥（Rejected），通过转化与重新表述（Reformulation），将古代西亚文化重新整合到（Reintegrated）自身信仰体系中。这一“迎拒转合”的过程是由古代以色列的祭司、先知与圣著（智慧与启示文学等）三大传统表现出来的。古代以色列群体的思想脉络始终围绕着对于“出埃及”与“被掳巴比伦”这两个历史叙事展开反思。最后，李老师强调，先知传统除了批评社会罪恶，促进社群公义公平外，还有“散居”与“回归”两个核心议题。例如，耶利米在给被掳群体的书信里（《耶利米书》29:5-10）倡导人们要在异乡为当地福祉做出贡献，因为只有异乡的城得平安，流放此地的群体才能得平安；同时，“流放”不是终点，“回归”本地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也是对应许之地的认可。以上思想观念共同塑造了“大流散”观念，对希伯来人的流散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姜振帅老师的报告题目是“祭司文本的历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他首先从多维度剖析了古代以色列历史的分期方法：内部视角可根据宗教、国家及社会层面划分；外部视角则依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周边强权的兴衰来展开。姜老师特别强调，希伯来圣经的历史书写更多是投射性的，并非着重对过去的客观记录，而是旨在通过重塑历史来解释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因此，研究中需要区分“文本呈现的世界”与“文本背后的世界”。姜老师指出，希伯来圣经研究学界通常以申命传统为锚点，认可祭司文本创作于后王政时期。该文本由祭司群体撰写，其以自身特点重新书写民族历史，对世界持和平化理解，并折射出对现实危机的回应。在与申命传统的对话中，祭司文本展现出独特的历史意识——它弱化了律法的核心地位，而更加强调与上帝的无条件且恒定的“约”的概念。姜老师还特别指出，由于祭司文本书写群体对社会背景的独特理解，祭司文本对波斯帝国有相对正向化的解释。最后，姜老师总结道，古代以色列虽书写群体有限，但与周边文明对话频繁，使得文本在长期编修中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可以以祭司文本为窗口在历史学意义上对《希伯来圣经》进行理解。

林艳老师以“《创世记》1-3章与古代西亚创世神话比较研究”为题做了报告。林老师首先指出，《创世记》第一章在结构和用词上明显受到巴比伦史诗《埃努玛·以利什》的影响，但希伯来圣经对其进行了“解神话”处理——例如，将巴比伦的“女神”转化为无神性的“深渊”。同时，它也融合了乌加里特神话中巴力抗争的主题及迦南献祭仪式中“第一天”的叙事方式，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祭司文学类型。随后，林老师分析了《创世记》2-3章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关联。她指出，“分别善恶树”所隐含的知识与性的联系，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亦有体现；而夏娃源自亚当肋骨的情节，则是借鉴了苏美尔神话中肋骨女神“宁提”名字兼具“生命”与“肋骨”的双关含义。然而，在希伯来语境中这一深意被遮蔽，导致后世理解困难。最后，林老师总结了两者在神学观念上的差异：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众神造人是为让人承担劳役，具有随意性；而《创世记》则强调上帝赋予人使命与祝福，仅在违背命令后才施以终身劳作的惩罚。但同时她也指出，希伯来圣经融合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用泥土创造人类的神话素材，并将其记录、传承了下来。

孟振华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从扫罗形象的传承变化看波斯时期的希伯来历史书写”。他首先指出，在《撒母耳记》中扫罗具有“反派配角”和“悲情英雄”的双重形象，这说明我们所读到的作品可能经过多层编撰、融合了不同传统。孟老师认为这与作品编撰时的历史背景有紧密的关系。在波斯早期，“亲大卫”的犹大社群与“亲扫罗”的便雅悯社群之间存在矛盾与权力争夺，而《撒母耳记》的最终定本融合了两种不同的传统，前者在叙事中占据主导，但后者的记忆也未被完全抹除，扫罗形象也因此呈现出内在的冲突。到了波斯中后期，犹大社群更加重视内部的团结与融合，《历代志》中对扫罗的叙事策略也转变为调和，将具体的政治斗争转写为抽象的神学权力交替，隐去了很多关于矛盾冲突的描述，在坚持大卫王朝正统性的同时，力图构建超越历史恩怨的身份认同。最后，孟老师总结道，扫罗在《希伯来圣经》中形象的变迁反映了波斯时期犹大社群构建自身身份认同时的博弈与智慧。

田海华老师以“古代西亚法典与盟约对希伯来律法的塑造”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古代西亚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希伯来文化深深植根于古代西亚多元的历史与宗教背景中。田老师首先探讨了古代西亚法律与希伯来律法传统的关联，以《汉谟拉比法典》为例，指出它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十诫”存在显著的相似和平行。例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等诫命在法典中均有严苛对应条款，反映了共同的社会伦理观念。随后，田老师指出希伯来之“约”与古代西亚盟约之间亦有关联。例如《申命记》的文本结构与新亚述盟约高度相似，将对亚述君王的忠诚转为对耶和华的忠诚，是对宗主国与附庸国关系中效忠誓言的转化。田老师最后强调，对希伯来圣经的理解必须回归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托拉（Torah）作为希伯来圣经的核心部分，与古代西亚的法典与盟约传统有直接关联，只有放在广袤的古代西亚文明中才能够对其有更好的了解。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师生主要围绕希伯来圣经书写的历史真实性、出埃及事件的历史真实性、犹太历史分期，以及圣经翻译等问题展开讨论。黄薇老师对本场活动进行总结，她认为，上述讨论引领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古人如何通过“纸”的媒介，建构和传承其独特的信仰与历史经验。

工作坊现场

二、两河流域石为声：碑刻与美索不达米亚思想世界

李海峰老师以“古代两河流域的“界碑”（Kudurru)”为题作报告。他首先厘清了“界碑”的概念，其阿卡德语名“Kudurru”原意为边界石，因铭文中常用此词，故早期学者以此命名记载财产授予与买卖的石碑。尽管后世研究认为其政治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但其代称已约定俗成。关于“界碑”的起源问题，李老师认为“界碑”并非加喜特人从外部引入，而是在两河流域本土石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文献形式。随后，他概述了“界碑”的基本特征：现存约160余块，多为石灰石材质，高度在一米以下。“界碑”铭文则具有固定模式：以守护神命名石碑，记述土地信息与授予情景，详列保护性咒语，最后记载证人与时间。最后，李老师总结道，“界碑”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体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性，反映了王权治理模式的变迁，肯定了加喜特王朝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与谈环节中，欧阳晓莉老师首先建议可以将“Kudurru”意译为“授田碑”，以便外行理解。她赞同李海峰老师关于“界碑”源于两河流域本土文化的观点，并提出三点补充：其一，加喜特王朝早中期因王室土地充裕，单次封赠面积较大，后期随土地资源减少而缩水；其二，此类石碑并非加喜特王朝独有，阿卡德等王朝也有，只是数量较少；其三，"授田碑"在形制上明显小于皇家石碑，这种差异可能是有意识拉开差距的结果。

贾妍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拉基什之围：关于一场战争的历史叙述与图像叙述”。她首先对比了《希伯来圣经》与亚述文献，指出二者在核心史实上的一致，证实了《圣经》此段记载的可靠性。随后，贾老师重点解读了辛纳赫里布西南宫中的浮雕。她总结了其艺术特点：采用自然主义与写实手法，浮雕细节与考古发现相呼应；在构图上利用多重地平线区分空间；并运用图像修辞，营造视觉冲击。她还提出，浮雕的创作可能具有受众考量，某些低位放置的残酷场景可能是为了威慑与教育儿童。最后，贾老师延伸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西南宫中的浮雕对拉基什之战描绘精细，而亚述铭文却对此战却几乎没有记载？由此产生了图像叙述与文献记载的重点区分问题，贾老师期望未来该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在与谈环节中，张长虹老师首先指出，在“读图时代”下，艺术史研究需警惕“图像证史”的陷阱，必须依赖深厚的背景知识进行图像分析。随后，通过将拉基什之围浮雕与中国早期青铜器纹饰、汉代画像石上的战争图像进行比较，张老师指出：亚述艺术呈现出高度的自然主义与写实性，而中国早期艺术中的战争场景则更趋于平面化。最后，张老师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细节判断图像是现实写生还是根据文字复原；但即便是写实图像也经过艺术处理，与历史真实仍有距离。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参会师生围绕着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展开讨论，交流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宣传性、图像叙述的特点、亚述撤军原因等问题。张悠然老师对本场活动进行总结，她指出，“石”是世界诸文明所共享的文化载体，本次工作坊始于两河，但不止步于两河，继续期待不同文明的研究者未来可以加入这场未尽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