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文学有历史真实性吗

王笛

文学有历史真实性吗

题记：这里我指出的是，历史的写作和文学的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再创造。文学作品是可以用作历史资料的，以文学证史不仅仅是新文化史的路径，也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该轻视文学对历史的记载。

怎样认识历史的真实性

我们所说的历史，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的本身，即过去了的事情；第二就是今天我们进行的历史写作，其实就是重新建构已经过去的历史。历史研究者致力于收集过去留下的各种资料来进行历史的写作，重构历史，但是这些资料相对于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历史，实际上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认为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不到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百分之一。所以，今天我们依据非常少的历史记载来进行历史重构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怎样寻找历史的真实性？19世纪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就指出，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一定要通过档案、资料的记载，去发现真实的历史。中国192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依循的也是这样一条研究路径。经过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的追求，是要寻找真实性。但是，20世纪下半叶起，历史研究不断地社会科学化。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论文和专著越来越远离文学，历史写作越来越枯燥，越来越变成了科学的论文。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在西方也如此。

19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提出了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认为一切历史记载，都只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甚至是一种文学，所以他提出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分离的鸿沟，甚至在本质上，历史写作和文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到底历史写作是否存在写作者的臆想或者再创作的成分？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概是公元前2世纪，但是《史记》所包括的内容实际上覆盖了司马迁同时代及之前的3000年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到，他到各地去进行采访、考察，记录口述的资料，完成了《史记》这部著作。他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口述资料，其历史的真实性可想而知。因此，一个问题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史记》实际上是一部文学作品，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经过了司马迁自己的文学再创作？

这里我指出的是，历史的写作和文学的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再创造。过去历史学家总是自认为自己所写的历史根据的是历史的资料，因此就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历史本身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不认同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任何历史的写作，无论掌握的资料多么丰富，无论从主观上来讲多么客观，不带有任何的偏见，无论做了多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的历史，不可改变的是，这仍是一种主观的写作行为。历史记载哪怕不是别有用心地、有目的地歪曲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写作者的偏见和局限。所以，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并不把历史放到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历史学像文学一样，属于人文学。由于历史写作是主观的行为，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是没法进行验证的；而如果是科学研究，其结果就可以验证，比如社会学或者经济学。不同的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资料，所写出来的东西是有差别的，甚至还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人看一份资料，理解是不一样的，受其意识形态、家庭背景、教育、经济地位、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每一种历史写作，都是个体的。过去我们宣称，历史研究要去发现历史的规律。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可以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这当然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从历史中发现了规律，是否意味着这个规律就可以运用在未来？我想人们可能不会全然同意。我倾向于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一个非常小的因素，政府的一个政策，甚至天气，一个事故，一件非常小而没法预测的事情……就可以改变历史。我经常想，有的时候历史给我们的机会，实际上就这么一次。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有的时候机会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

文学有历史真实性吗

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地是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实际上我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在时间的纬度上，有若干种选择：一是写我们的同时代；二是去写过去的时代，甚至写未来的时代；三是完全不涉及任何时代，而是表达一种精神世界，比如诗歌。这里我着重要讨论的是写同时代的文学。

写同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形式，其实就是在记录历史。比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等，当我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其中强烈的历史感，特别是他们笔下所描写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普通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每一个文学家所记录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各有其特定的角度，有不同的价值观等，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写作和历史本身有着相当的差距，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历史学的写作与历史本身也是有差距的。那么，为什么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很少关注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历史学在这方面缺位呢？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很多客观的因素，强调写当代面临的各种障碍，各种担忧，环境的制约，等等。我承认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写作的困难，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史学观。我们历史学家秉承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传统，热衷于宏大叙事，对大事件、领袖、英雄等充满兴趣，而漠视了普通人、日常生活，我们对它们熟视无睹，也不愿意把它们记载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写作存在的最大问题。这是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失职，历史学家在当代历史的写作方面，是不称职的。我们若不能给后人提供我们今天生活的记录，那么在50年、100年以后，人们只能去读文学家的作品来了解今天的时代。

我们在讨论真实性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关于什么是真实性，理解因人而异。我对所谓的绝对的真实性是表示怀疑的，但在我们的历史写作中，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是需要的，我同意兰克所主张的，一定要从历史的记载、资料出发去发现历史的真实。我也坚信，随着历史学家的努力、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离历史的真实到底有多远，这一点谁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哪怕有再丰富的资料，呈现的也只是过去历史的极小一部分。

文学与历史互证

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分析了关于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些代表性历史学家（包括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的作品，认为，各种不同的历史著作最终都可以归于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这四种形式，而且历史写作的表达也像文学一样，也存在隐喻、提喻、转喻、讽喻等。我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反复阅读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关于四川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大波》，巴金的《家》《春》《秋》，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李劼人的著作是相当纪实的风格，这对于我作为历史研究者使用他的小说来证史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人物、茶馆、街道、庙宇、生活方式等，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几乎可以视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沙汀也说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他在茶馆看到的场景的直观描述和记录。我在研究中还大量使用竹枝词。竹枝词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实际上真实地、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在写《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时候，发现关于19世纪的成都茶馆几乎没有记载，而仅有的几条资料竟然是几首竹枝词中的描述。竹枝词这样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非常真实的关于普通人生活的历史记录。因此，当代文学作品给后世的历史写作者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在世界历史上也颇多类似的例子，比如狄更斯所描写的伦敦，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巴黎，都是关于城市历史、居民、文化、生活的非常丰富、有趣、充满细节的记录。

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便特别重视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过去，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历史的记载都忽视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那么使用文学作品就变得更为重要。在二十四史中，哪里有对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的描述呢？现在不少读者质疑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大量使用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描述。当然，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史景迁在这本书中写的是清初山东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而且这本书是在1970年代出版的——当时微观史在意大利和法国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把注意力放在农民战争、革命、精英等重大课题上，而史景迁已把他的研究兴趣放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身上，放到了落后的乡村，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另辟蹊径。蒲松龄所记鬼怪故事的社会背景，无疑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离郯城不远的淄川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经济和文化状况。

其实，使用文学资料来研究历史也不是新文化史的专利。近代中国的史学家像胡适、陈寅恪也以文学资料证史，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陈寅恪晚年重要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都是以文学作品证史的范例，虽然这种考据法与新文化史的写作方法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结论

通过梳理历史和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最后我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历史学家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越来越远离文学，便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其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把焦点转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日常文化上，如此，历史写作是可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即回归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最后，文学作品是可以用作历史资料的，以文学证史不仅仅是新文化史的路径，也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该轻视文学对历史的记载。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忌讳引用文学作品，就在于我们不认为文学是对历史的记载，历史学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记录历史的，才有资格寻找历史的真实。这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过于强调自己的作用，文学对历史记载的贡献同样重要。文学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历史学家向文学家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历史学家一定要眼光向下，要写普通人、日常生活。英雄、帝王、政治人物、知识精英固然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同时也是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学书写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历史成为一个不平衡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史学观的转变——从国家叙事到民众叙事的转变。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国家叙事，国家叙事、国家命运是我们史家应该大书特书的，但是也必须充分重视民众和日常，这才是全面的、平衡的历史，才是尽量真实的、公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