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西北干部，为何矛盾难以化解？无关个人，而关是非！

1982年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时，张秀山平均年龄已过七旬，当年在陕北肃反中被绑马后拖行七十里，双脚血肉模糊；刘景范的兄长刘志丹牺牲时，档案袋上还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注，他们争的不是个人恩怨，联名信里说事关西北党史是非，不敢沉默。

这场风波早有伏笔。1935年秋天陕北肃反的时候，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按照王明路线之指示，给红二十六军扣上“右倾取消主义”“梢山主义”之帽子。劳山战役大捷后返程途中，刘志丹遇通讯员送信，打开一看竟是逮捕自己之密令，名单列有八十多个人。其本可骑马逃离，却向瓦窑堡而去欲当面劝阻，刚下马便被戴上镣铐。

细加琢磨，肃反的导火索竟然是阎家洼子会议上的一篇文章。1934年7月，郭洪涛在《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里对陕甘边根据地存在“流寇主义”“土匪作风”进行批评，这份报告被直接送往北方代表那里。当时负责会议记录的龚逢春后来回忆，郭洪涛会后专门将记录本拿走，这一细节恰似历史暗箱里一个生锈的卡榫。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进行补救，犹如给伤口临时贴上一个膏药，张闻天派遣王首道迅速接管保卫局，毛泽东叮嘱“刀下留人”。但是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所确定的路线存在错误，在1954年高饶事件之后又发生变化，郭洪涛两次进行申诉，1978年中组部竟然将重新审查的意见下发至全国，连《毛选》里关于陕北肃反的注释都被暗自抹掉。存在一个颇为有意思的对比，张秀山在靖远兵变时使用的军号，五十年后还被战友魏邦定珍藏着，而有些历史结论如同被反复刮写的羊皮纸

我认为三位老人倔，是因为见过真的鲜血。1935年肃反时，陕甘边区妇女主任张景文被刺刀捅死，县委秘书长张尚达遭活埋，红色区域百姓成批往白区逃。刘志丹牺牲前跟战友叹气说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还能理解，问题在于内部人打黑报告，这话里的痛比刑具还刺骨

1983年春天，在召开了近两个月的座谈会当中，87岁且带病的李维汉于病房内与郭洪涛进行交锋；王首道称高岗后来变质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当年肃反时被错抓也是真实的情况；最为戏剧性的是郭洪涛拒绝签署，直至五人小组提醒若不认账就公开历史档案，并且提及档案室里那份郭洪涛亲笔书写的给北方代表的报告，墨迹斑斑如同控诉一般。

像一场迟到春雨的中央28号文件到来了，重申1942年的结论，称刘志丹路线是正确的，朱理治、郭洪涛推行左倾路线，还添加了“不追究个人责任”，好似给旧伤痕敷上软纱。张秀山第一个签字表示“过去的事情，到这里为止”，但散会之后他摸后颈的动作没有改变，那是当年戴季英用烧红铁锨烙下的疤

历史的争论犹如陕北沟壑里的回音，需等待许久才能听见真相的反射。李维汉所说“坐屋里搞不好党史，得出去查”是有道理的，可惜等到档案全部公开的时候，联名写信的三位老人都已经离世了，他们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种态度，对真理的执着要比记恨恩怨更为长久

如今翻书页泛黄，忽然觉得1982年那封联名信，似三棵老树经暴风雪后仍然挺直的脊梁，毕竟，七旬老人用残生守护的，并非输赢，乃是黄土地下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