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疫情期间的“下水道验毒”吗？

文 | 邓铂鋆

中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禁毒措施。吸毒对社会、家庭和吸毒者自身危害极大，同时根据最新的医学观念，毒瘾是一种慢性脑疾病，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故而，我国既有严厉禁毒措施的“霹雳手段”，同时对吸毒者戒断、康复实施了一系列“菩萨心肠”，一体两面。

2005年以来，我国的吸毒戒断措施大致为：首次发现吸毒，作为治安事件予以行政处罚，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帮扶。社区与吸毒者签订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吸毒者予以定期尿液检测等监管，并提供心理支援、就业帮扶等一系列帮助。此时，对吸毒者回归正常生活的帮助之一，包括了行政处罚封存，第三方无法自行查阅——近期沸沸扬扬的修法，看似只是根据现状形成了相应法条。

吸毒者第二次发现吸毒（社区戒毒期间复吸），予以为期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强制之后回到社区戒毒。在我国，吸毒不属于刑事犯罪，但是持有、贩卖毒品及教唆、强迫他人吸毒触犯刑律，就算证据不完备，至少会给予行政处罚。

社区戒毒的组成部分包括民警、社区工作者，家庭，以及其他相关服务部门。这套机制的核心是“识别”和“授权”，识别吸毒违法记录者，授权相关部门配合社区戒毒，这样才能引入多个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配合民警监控。

比如说社戒期间外出旅行，在旅馆前台刷完身份证，很快就会被住地派出所喊去验尿。行之有效的社区戒毒机制，甚至会让毒贩和毒友远离社戒人员，因为一旦接触，就相当于自投罗网。

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毒品问题仍有较大压力。今天通过一系列“污水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我们来看看“下水道”里隐藏的可怖真相。

何为“污水流行病学”

“污水流行病学”被一些媒体形象的称为“污水验毒”。人们摄入的任何化学物质都有可能通过粪便和尿液排出，所以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城市污水是一个可获取的、经济的、实时的信息来源。

污水系统所收集和汇集的人体代谢产物，可以提供区域特定人群的实际药物消费水平。侦察人员可以通过污水验毒，锁定毒品消费的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推断涉毒行为类型，为抓捕提供依据及证据。

比如说某根污水主管取样口验出较高水平的毒品代谢产物，首先就判断出该区域有人聚众吸食毒品，大概率存在团伙作案。顺着污水管网溯源，发现毒源来自的污水支管的服务范围内有家夜总会，一到营业时段的后半夜，污水中的毒品成分就飙高，那么警方行动的目标就很确定了。

当然，现实应用比概念复杂。比如合法的止咳药、止痛药也会增加污水中的阿片类相关成分，数据需要剔除相关干扰（研究吸烟问题时不仅要化验污水中的尼古丁，还要化验尼古丁的人体代谢物，因为污水里的尼古丁有外源来源：扔烟头）；下水管网的陈旧程度，污水厂的处理方案，都会对样本处理造成影响等等。随着快递业的发展，“吸毒据点”的地位也下降了，对溯源排查的技巧要求没有上文例子中那么简单。

通过污水分析可以监测合法药物和非法药物使用的空间和时间趋势的实时数据。这种监测方法能够以一种隐秘的、非侵入性的手段，评估特定区域范围内合法药物和非法药物的使用/滥用情况，同时确保个人的匿名性和隐私性。2021年以来，我国各省区基本建成了污水毒情监测系统。

污水中的毒品杀机

第一篇论文：《新冠疫情背景下广东某市污水毒品检测研究》。作者：张智超、黄尚；单位：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与治安学院。

该论文在广东某个2021年拥有1979.4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选取了三个行政区，调查我国吸食者最为常见的海洛因（含吗啡）、甲基苯丙胺、氯胺酮、MDMA、可卡因五种毒品。通过测定进水口样本中毒品母体或代谢产物的水平，根据进水流量和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数量，结合该毒品人体代谢模式，计算其人均消费量。根据当地在册吸毒人数与“污水验毒”计算出的活跃吸毒者人数，在册数/计算数，作者得出了几种毒品的吸食者显隐性比：

甲基苯丙胺，在册35057人，估算68794人，显隐性比1：1.96；氯胺胴（K粉），在册3898人，估算9644人，显隐性比2.47；海洛因，在册33538人，估算3372人，显隐性比1：0.1——唯一一个好消息，估算吸毒人数远远小于在册吸毒人数。

然而，这个好消息主要由于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海洛因退出流行，现在是新型毒品的天下。论文中提到的“毒品流行率”属于敏感信息，估算出的吸毒者与官方公布的有出入。

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笔者在此不分析、不比较。大家请记住官方数据：至2024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74.7万名，同比下降16.7%，占中国人口总数的5.4‱，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28.6万名，同比上升5.1%。同时，国内滥用物质种类发生结构性变化，麻精药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快速蔓延，滥用人数不断增多，青少年滥用问题突出。

第二篇论文来自北疆，作者是新疆石河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题目《新疆两城市四种违禁药品时空特征与趋势分析》。本文通过“污水验毒”，对新疆两城市（S市、T市）甲基苯丙胺、大麻、吗啡和可待因滥用的时空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两城市甲基苯丙胺的滥用量在2021-2023年均处于较低水平，吗啡和可待因的滥用量呈上升趋势。大麻在2023年采集的所有样品中均未检测到。两城市甲基苯丙胺的流行率在2022年至2023年均呈下降趋势，吗啡和可待因的流行率逐年上升。

S市2023年甲基苯丙胺滥用人群数量（2.44万人）比2022年（3.50万人）降低了1.06万人，吗啡的滥用人群数量在2023年升高至10.67万人，可待因滥用人群数量从2021年至2023年一直升高。T市的甲基苯丙胺滥用人口由2021年（1.23万人）降至2023年（0.98万人），吗啡和可待因的滥用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新冠防控解封有关。

从世界范围内看，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毒品交易出现了“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全球多数国家的毒贩子很快就摸清了破解疫情封控的措施，由于这一期间发生在中国以外的疫情加剧了这些地方的社会不公、经济困难，导致人们面临更沉重的精神问题，助长了毒品泛滥。然而，我国分析这一时期前后毒品消费量的论文，观察到了新冠防控期间的毒品消费较前、较后都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与治安学院、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单位发表的论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城市毒品滥用的影响》为例。根据本论文，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同时公安部门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辽宁省东港市甲基苯丙胺滥用量、流行量减少，吸毒人数显著下降（79%），说明疫情防控措施对遏制毒品滥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疫情防控的三年时期，由于经济生活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受影响较小，没有出现其他国家滥用经济刺激措施导致的高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这一期间的疫情防控体现了人道主义与公平正义，让人们远离医疗挤兑、殡葬挤兑的惨烈经历，毒品泛滥及滥用毒品根植的消极颓废思潮在当时的我国缺少土壤，我国超脱了当时全球毒品问题严重化的大环境。

吸毒现象不是能指数级传播的病毒，对其的禁止并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现有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禁毒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其本身的社会治理体系崩溃导致。今天我们应当警惕，一些人打着法制的旗号，阻挠社会对吸毒者的合理干预，他们往往曲解意志自由，对我国的禁毒政策横加指责，反而是用毒瘾的枷锁铐住曾经误入歧途的人。

我们必须注意，我国目前的禁毒形势并不乐观。传统毒品尚未退场，监管难度更大、危害更严重的新型毒品粉大兴其道，处方药滥用、“笑气”等未管制成瘾物质的危害不断扩大；更严重的是，来自境外的某些思潮，正在对“吸毒去罪化”、“吸毒合法化”推波助澜。

我们的防线很脆弱，一些“污水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禁毒形势比我们认为的更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针对现有禁毒体系的新法颁布及相关的宣传，都应释放出正确信号，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高度谨慎，经得住历史和良知的考验——多数人认可的那种良知，而不是从西方舶来的，抽象的，只存在于真空中的良知。

该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