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总，别吃了！”
对面的赵胖子在桌子底下猛地踢了我一脚，声音压得像蚊子叫，带着哭腔：
“快看门口，出事了！”
我切牛排的手顿了一下，不满地瞪着他：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天还能塌下来不成？”
“不是天塌了，是‘爷’来了！” 他哆哆嗦嗦地指着餐厅入口，脸白得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白制服……是宪兵！他们进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餐厅里优雅的音乐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像被按了暂停键。
一队穿着雪白制服的越南宪兵，正穿过餐桌间的过道。
“他们……他们好像是冲我们来的！” 赵胖子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想骂他没出息，可话全堵在了喉咙里。
几秒钟后，他们在我面前站定，像一堵冰冷的墙。
为首的军官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目光如刀，将我从头到脚剐了一遍。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整个餐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你，就是从中国来的，李伟？”
01
1985年的雾比什么都大。那雾是能钻进你的领口和袖口，让你从里到外都感到寒意。
那时候我二十岁，是边防部队里一个不起眼的兵。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山里转悠，像一群被主人丢在山里的狗。
我们沿着固定的路线巡逻，确保边界那边的人不会像串门一样随意溜达过来。
我们连长是个嗓门像破锣一样的山东人，他总说：
“别看现在消停了，那边的人坏得很，指不定在哪个草窝里就给你来一下。”
我们都听着，但心里其实没什么感觉。
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报纸上的方块字，是广播里慷慨激昂的声音，离我们很远。
我们每天面对的，是走不完的山路，是永远也干不透的鞋子，还有无休无止的寂寞。
我那时候有个习惯，喜欢在巡逻的路上偷偷画画。
我有一个小本子，用缴获的越南香烟跟后勤换的，纸很糙，但能用。
我画山，画树，画石头，画天上的云。
班长发现了，骂我：“这是资产阶级情调，要是让连长看见了，得罚你去掏粪坑。”
我嘴上答应着，下次不敢了，可手还是痒。
那天下午，雾又起来了。我们五个人一队，在一条叫“鬼见愁”的山脊上走。
那路很窄，一边是陡坡，一边就是看不见底的深谷。
雾大的时候，你连前面战友的后脑勺都看不清，只能听着他踩断树枝的声音往前挪。
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走着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朵没见过的野花，是紫色的，开在一块青苔石头上，特别好看。
我就停了下来，想把它画下来。我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和铅笔头。
我画得很快，因为我知道掉队是多危险的事。
山里的风一吹，雾就像流动的棉花糖，时而浓时而淡。
我就着那一点点光线，勾勒出花瓣的轮廓。
等我画完，直起腰来，我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没影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喊了两声班长的名字，声音钻进雾里，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吞掉了，连个回音都没有。
我心里一下就慌了。在这样的地方，掉队就跟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差不多。
我不敢乱走，只能顺着记忆里的方向往前追。
可山里的路都长得一个样，到处都是纠缠在一起的树根和藤蔓。
我跑了一阵，脚下一滑，整个人就顺着一个斜坡滚了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滚了多久，脑袋撞在什么硬东西上，眼前一黑。
等我再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溪谷的底部。
这里雾气稍微淡一些，能看见头顶一线灰蒙蒙的天。
我的枪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胳膊上划了一道大口子，血正往外冒。
我挣扎着坐起来，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
我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我可能要死在这里了，像一只摔死的野兔一样，烂在泥里，最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我靠在一棵树上，听着溪水哗啦哗啦地响，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哭。
02
我就那么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好像一点点暗了下来，溪谷里的光线越来越弱。
我饿得发慌，带来的干粮在滚下来的时候也丢了。
我想站起来去找我的枪，可是一动，浑身都疼。
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我撕下衣服里子的一块布，胡乱绑了一下。
我那时候想，就这么死了也挺好，不用再走那些走不完的山路了，也不用再听连长的大嗓门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准备躺下睡过去的时候，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风声，也不是水声，是一种很轻微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草丛里移动的声音。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我本能地缩到树干后面，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是野兽？还是那边的人？
我手里连块石头都没有，只有那支画画用的铅笔头，被我紧紧攥在手心。
声音越来越近。我从树干后面探出头，看见不远处的水边，有一个人影。
那人影很瘦小，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正趴在溪边喝水。
从装束上看，是越南人。她喝得很急，像一头渴了很久的小鹿。
喝完水，她想站起来，但试了一下又跌坐了回去。
我看见她的一条腿好像不太对劲，脚踝肿得像个馒头。
她就坐在那里，抱着受伤的腿，把头埋进膝盖里。
我能看见她的肩膀在一抽一抽的，像是在哭。
这时候，只要我大喊一声，或者弄出点动静，就能把她吓个半死。
如果我的枪还在，我可以直接把她俘虏了。
这是功劳，回去能得到表扬，说不定还能提干。
连长总说：“抓到一个活的，比打死十个死的都有用。 ”
我看着她，她看起来年纪也不大，可能比我还小。她的头发很长，乱糟糟地披在肩上。
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一个瘦弱的背影。
溪水还在哗啦啦地响，雾气又开始从水面上漫上来，像一条条白色的蛇。
我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
一个说，她是敌人，你必须抓住她。
另一个声音说，她只是一个受伤的、迷路的小姑娘。
我没动，也没出声。我就那么看着她。
她好像哭累了，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四周。
她的脸上全是泥和泪水，眼睛又大又亮，但里面全是恐惧和绝望。
我们两个，一个是中国兵，一个是越南兵，都在这个叫“鬼见愁”的鬼地方迷了路，都可能随时会死掉。
在那一刻，我感觉不到我们是敌人。我只觉得，我们是两只同样可怜的虫子。
她发现了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我的，也许是我挪动身体的时候弄出了声音。
她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藏身的方向。
我们两个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在越来越浓的雾气里对视着。
我看见她的手在身边摸索，最后抓起了一块石头。
她把那块石头举起来，对着我，但她的胳膊抖得厉害。
03
我从树后面走了出来。我举起双手，手心朝外，表示我没有武器。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武器，我的枪早就不知道滚到哪个山沟里去了。
我一步一步朝她走过去，走得很慢。
我怕我走快了，她会把手里的石头扔过来。
虽然那石头不一定能砸死我，但砸在头上也够我受的。
她看着我走近，眼神里的恐惧变成了疑惑。她没有扔出手里的石头，但也没有放下。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我走到离她大概五六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指了指自己，说：“我，中国人。” 然后我又指了指她，问：“你，越南人？”
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她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看见她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我叹了口气，把身上那个瘪瘪的水壶解了下来。
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我拧开盖子，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把水壶递了过去。
她盯着那个水壶，又看看我，还是没动。
我把水壶放在我们之间的地上，然后往后退了两步，做了一个“你喝”的手势。
她犹豫了很久，大概是渴得实在受不了了。
她慢慢地爬过去，抓起水壶，先是警惕地看了看，然后才凑到嘴边，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等她喝完水，精神好像好了一点。她看着我，终于开口了。
她说的是中文，虽然口音有点硬，但我能听懂：
“你……为什么……救我？”
我没想到她会说中文，愣了一下然后耸耸肩，说：
“我没想救你。我只是也迷路了。”
我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伤，又指了指她肿起来的脚踝，说：
“你看，我们俩现在都差不多。”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不说话了。气氛有点尴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是敌人，这是连长每天都在我们耳边念叨的事情。
可现在，这个“敌人”就坐在我对面，喝了我的水。
我们俩像两个倒霉的旅伴，一起被困在了这个荒山野岭。
我问她：“你是做什么的？不是战斗兵吧？”
她摇摇头，小声说：
“我是……翻译。我的队伍……走散了。”
“翻译？” 我有点惊讶。
我想象中的翻译，应该是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而不是像她这样，浑身是泥，像个小叫花子。
“我的队伍遇到了袭击，”她断断续续地说，“我跟着他们跑，然后就……不知道方向了。我的脚也扭了。”
我沉默了。袭击，走散。这种事我们这边也发生过。
我有一个同乡，就是这么没的。
出去巡逻，回来的时候少了一个人，大家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身上好多伤。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战争真是个没意思的东西。它让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互相憎恨，互相厮杀。
可到头来，我们连对方长什么样都记不住。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我也没再问。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画画的小本子，翻到空白的一页，然后把那支磨得很短的铅笔头递给她。
我说：“你把回去的路画给我看。我把你送过去。”
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呆呆地看着我。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送你回去。指给我看，哪条路能回越南。”
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04
她终究还是没有把路画给我看。她只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个“敌人”。我只能坐在那里，等着她哭完。
溪谷里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只有一点点模糊的光从雾气的缝隙里透下来。
周围全是虫子的叫声，唧唧啾啾的，听得人心烦。
我饿得更厉害了，胃里像有只手在抓。我开始后悔把水壶里的水都给她喝了。
我自己的嘴唇也干得像砂纸一样。我站起来，想到溪边去喝点水。
刚一动，她就紧张地抬起头看着我。
我指了指水边，做了个喝水的动作。她才放松下来。
溪水很凉，带着一股土腥味。我喝了几口，感觉稍微舒服了一点。
我回头看她，她还坐在原地，抱着膝盖，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动物。
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到了晚上，山里会变得非常冷，而且说不定会有野兽。
我们两个，一个胳膊受伤，一个脚受伤，要是真来了狼或者豹子，就是两份现成的晚餐。
我走回她身边，说：“我们得找个地方过夜。这里太危险。”
她看着我，眼神里还是不信任。
我说：“信不信由你。你要是想留在这里喂狼，我不管你。”
说完，我就开始在附近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
我发现不远处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有一个凹进去的洞。
虽然不大，但挤一挤应该能容下我们两个，至少可以挡挡风。
我把洞里的碎石和烂树叶清理了一下。然后我走回她身边，对她说：“跟我来。”
她看着那个山洞，又看看我，还是不动。
我没耐心了。我走过去，弯下腰，想把她扶起来。
我的手刚碰到她的胳膊，她就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往后缩。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太鲁莽了。我举起手，退后一步，说：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帮你。”
她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扶着地，自己一点一点地站了起来。
她的一条腿不敢沾地，只能单脚跳着走。
我跟在她身后，随时准备着，如果她要摔倒了就扶她一把。
但她很倔强，宁愿摔倒也不让我碰。
她就那样一跳一跳地，自己挪到了那个岩洞里。
洞里很黑，也很潮。我们两个缩在洞的最里面，谁也不说话。
我能听见她牙齿打颤的声音。我也很冷。
我们靠得很近，几乎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但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能在想怎么逃跑，或者怎么杀死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我做了一件违反纪令的事。
如果让连长知道我救了一个越南兵，他不把我毙了也得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身边的人动了一下。
她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我借着洞口微弱的光一看，发现那是一个用子弹壳做的吊坠，磨得很光滑，上面还刻着一朵小小的花。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低声说：“谢谢你。”
我把那个子弹壳攥在手心，它还带着她的体温。我心里忽然一阵翻腾。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英雄牌钢笔。那是我父亲在我入伍时送给我的，是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我把它塞回她的手里，说：
“这个给你。比你的子弹壳有用。以后……还能写字。”
她握着那支钢笔，手指冰凉。
天快亮的时候，雾散了一些。我扶着她走出岩洞。
我指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的另一边，对她说：
“从这里一直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应该就能看到你们的村庄了。路上小心，避开大路。”
她点点头。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她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李伟。”
她重复了一遍：“李伟。” 然后她说：“我叫阮梅。”
我们互相道别，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
她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晨雾里。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冰凉的子弹壳，继续往我们部队的驻地方向走。
我不知道回去以后该怎么解释我失踪了一天一夜，也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
我只知道，1985年的那个清晨，我放走了一个名叫阮梅的越南女翻译。
05
我回到部队，编了个瞎话，说我滚下山坡摔晕了，找了很久才找到路。
班长看我一身泥和伤，骂了我一顿，但也没再追究。
那件事就像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连个波纹都没有，就那么沉下去了。
不久之后，我就退伍了。我回到了我的城市，一座北方的工业城市。
城市里到处都是灰蒙蒙的烟囱，吐着黑烟，跟我在边境见到的雾一样。
我把那个子弹壳吊坠藏在一个铁皮盒子里，连同我的军装和那本画满了山石草木的本子一起，塞进了床底下。
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阮梅。她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醒了就没了。
生活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我成了其中一个不起眼的零件。
我先是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拧螺丝。
我拧了十年螺丝，我的手变得粗糙有力，但我的脑子好像也变成了螺丝。
后来，工厂倒闭了，我们都下了岗。
那段时间很难熬，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我去摆过地摊，卖过袜子；我去蹬过三轮车，拉过客人；我还去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
我什么都干过，只要能挣到钱。
后来，我跟几个朋友凑钱，开了一家小小的加工厂。我们做的是最简单的塑料零件。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吃住都在厂里。
我老婆那时候跟我闹，说我不要家了。我说，等我挣到钱就好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挣到钱，我只是觉得我得干点什么。
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就是不能停下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我的白头发多起来了，肚子也大起来了。
我的厂子从一个小作坊，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几十个工人的工厂。
我不再需要自己去拧螺丝了，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李总”。
我买了车，买了房，把儿子送到了国外去读书。
有时候我在酒桌上跟人喝酒，吹牛，说起自己当年怎么吃苦，怎么打拼。但没有人知道，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
那个子弹壳吊坠，我一直留着。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把它拿出来看看。
它已经被我摸得非常光滑，上面的花纹都快看不清了。
我看着它，就会想起1985年的那个溪谷，想起那场大雾，和一个叫阮梅的越南姑娘。
我想，她现在在哪里？她还活着吗？
她是不是也结婚生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还是说，她在那天回去的路上，就踩了地雷，或者被野兽吃了？
我不知道。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跟国外有了一些联系。
越南这些年发展得很快，成了新的“世界工厂”。
我的一个客户建议我，可以去越南考察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一部分生产线转移过去，那边的成本低。
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订了去胡志明市的机票。
这是我三十年来，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
飞机降落在新山一机场的时候，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看着窗外那些我不认识的文字，听着耳边那些我听不懂的语言，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里是西贡，胡志明市。
三十年前，我曾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在离这里不算太远的地方，跟这个国家的人兵戎相见。
三十年后，我成了一个商人，来这里寻找商机。生活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我的生意伙伴，一个姓赵的胖子，在机场接我。他是个老油条了，在越南待了十几年。
他开着车带我穿过市区。窗外的西贡跟我三十年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摩托车。
赵胖子一边开车一边说：
“李总，你看着没，这里现在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敢不敢弯腰捡。”
晚上，赵胖子说要带我去吃顿好的，给我接风。他把我带到一家看起来很高档的法国餐厅。
餐厅里铺着地毯，放着轻柔的音乐，桌子上点着蜡烛。
来吃饭的都是些穿着讲究的西方人，或者看起来很有钱的本地人。
我感觉有点不自在，我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
我解开衬衫的领扣，感觉有点透不过气。
赵胖子给我点了一份牛排，还要了一瓶红酒。
他跟我大谈特谈在越南做生意的好处，说这里的人工多么便宜，政策多么优惠。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用刀子费力地切着盘子里的那块肉。
我看着窗外，西贡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我突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岩洞，想起那个跟我分享体温的冰凉身体。
我忍不住对赵胖子说：“三十年前，我也来过这里，不过……”
我的话还没说完，餐厅里的气氛突然变了。
06
餐厅门口进来了一队人。
他们穿着雪白的制服，戴着白手套，腰间配着枪，脚上的皮靴擦得锃亮。
他们是越南的宪兵，我认识那种制服。
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像是庙里的泥塑菩萨，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他们的出现，跟这个餐厅里靡靡的音乐和暧昧的烛光格格不入。
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刀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队宪兵身上。
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空气像是凝固了，只能听见那些宪兵的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的“咯噔、咯噔”的响声。
那声音不大，但一下一下，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脏上。
赵胖子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抓着酒杯的手在抖，酒都洒了出来。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
“李总，你……你是不是在这边得罪什么人了？”
我摇摇头。我心里也全是问号。
我这是第一次来西贡，连酒店的门都没出过几次，我能得罪谁？
难道是生意上的对手？可这阵仗也太大了。
在越南，军方直接插手商业纠纷的事情不是没有，但一般不会这么公开。
我的心跳得很快，一下一下地撞着我的胸口。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湿了。
我想起三十年前，我偷偷放走阮梅之后，回到部队时的那种恐惧。
难道是那件事？不可能。都过去三十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人记得。
再说，就算记得，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
我看着那队宪兵。他们一共六个人，排成两列，目不斜视地穿过一张张餐桌。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餐厅里的客人都缩着脖子，生怕这群煞神是冲着自己来的。
然后，我看见他们停了下来。他们停在了我的餐桌旁边。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赵胖子已经吓得快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惊恐和不解。
我感觉全餐厅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我手里还握着那把切牛排的刀，刀刃上还沾着血红的肉汁。
为首的是一个军官，他的目光像鹰一样，死死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鹰盯上的兔子，浑身的血都凉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那么看着我。
时间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听到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我想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但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想找到我的护照，证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商人。
但我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那个被我盘得光滑的子弹壳。
就在我以为他要下令把我抓起来的时候，那个军官突然“啪”地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