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在红河渡口救了女护士,30年后去越南就被一整个车队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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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1年,红河渡口。

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那壶能救命的水。

可是,我却把它给了一个快死的越南女护士。

三十年后,我故地重游。

刚走出酒店,眼前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整排能压死人的黑色轿车。

它们拦住我的路,像一堵铁墙。

我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就有人对我说:

“王德福是吧,有人让我们来接您!”



01

三十年前,也就是1981年,我还叫王德福。

不是现在工厂里那个被人喊“老王”的王德福,是部队里那个瘦得像根豆芽菜的王德福。

天热得像个大蒸笼,人待在里面,汗都出不来了,只能往外冒油。

我们在红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喘气,说是喘气,其实就是等着。等什么,没人知道。上面的命令就是等。

周围的林子被炮弹削得跟癞痢头似的,东一块西一块的秃。

空气里全是土腥味、汗臭味,还有一股烧焦了的肉放久了发出来的甜腥味。

苍蝇比人还多,嗡嗡嗡地在你耳朵边上开会,赶都赶不走。

我靠着一截断了的树干,觉得自己的喉咙已经干得能冒出火来。

我的水壶是满的,这是我的命。在那个地方,一壶水比一条命值钱。

想当初,我爹送我当兵的时候就说:

“德福啊,到了外面,什么都可以给别人,水和枪不能给。给了,你的命就不是你自己的了。”

我爹是个实在人,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他只知道怎么活下去。我把他的话记得很牢,水壶一直挂在胸口,时不时用手拍一下,感觉那点重量,心里就踏实。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了她。

她从下游那边一个临时的棚子里钻出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袖子上还带着红十字。是个越南女护士。

她很瘦,比我还瘦,脸颊都陷下去了,只有一双眼睛,大得有点吓人。

她扶着一个伤兵,那伤兵的一条腿用布条子吊着,一晃一晃的,像个钟摆。

她把伤兵安顿好,自己就靠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此时她的嘴唇干得裂开了,一道一道的血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她看着我们这边,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怕,就是一种空洞,一种被太阳晒干了的空洞。

我们的人都看着她,谁也没说话。

她是个敌人,是个女的,也是个快要渴死的人。

这几种身份在她身上搅和在一起,让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眼神看她。

她好像放弃了,头慢慢垂下去,准备就那么把自己晒成一具干尸。

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我爹的话还在耳朵里响,他说水就是命。

可我站了起来。

我解下水壶,拧开盖子,自己先仰头灌了一大口。

水流过我干得冒烟的喉咙,那感觉比什么都舒坦。

然后,我走了过去。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走到她面前,她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满是戒备。

我把水壶递给她。 她没动。我就那么举着。

时间好像停了。周围的蝉鸣和苍蝇的嗡嗡声都消失了。

最后,她伸出手,慢慢地接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凉,碰到我的手的时候,我哆嗦了一下。

她捧着水壶,没有马上喝,而是看着我,很深地看了一眼。

然后她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我能听到水在她喉咙里流动的声音,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她喝了半壶,停下来,把水壶递还给我。

我摆了摆手,指了指她,又指了指那个棚子。她明白了。

她又对我看了一眼,然后拿着那半壶水,转身走回了棚子。

从头到尾,我们一个字都没说。

我回到我的位置,感觉胸口空荡荡的,水壶没了,心也跟着空了。

一个老兵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子,你以后有得后悔的。”

我那时候不信。

02

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没死在越南,活下来了。

退伍,回老家,进工厂,结婚,生孩子。

日子就像工厂里那台大冲床,每天哐当、哐当,单调,沉重,把人一点一点压扁。

我从王德福变成了老王,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那根豆芽菜,终于长成了一棵被霜打过的蔫白菜。

那壶水的事,我谁也没告诉过。我老婆不知道,我儿子也不知道。

这事就像我藏在床底下的一只破箱子,里面没什么值钱玩意儿,就是些见不得人的念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老婆睡得像头猪一样打呼噜,我就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我能看见那双眼睛,那双又大又空洞的眼睛。 还有那干裂的嘴唇,和她捧着水壶时冰凉的手指。

老兵的话说对了,我后悔了。

我不是后悔给了那壶水。我是后悔,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她活下来了吗?还是没过几天就死了?

她拿着那半壶水,是去救了别人,还是自己喝了?

这些问题就像蚂蚁,三十年来,一直在啃我的心。

我变得沉默寡言,厂里的人都说老王这个人没意思,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我老婆也总骂我,说我像个活死人。

我知道,是那根针在作祟。

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在城里找了工作,结了婚,让我跟他去城里住。

我不去。我说我习惯了这里。

其实我是怕,怕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根针会扎得更深。

直到前年,我退休了。

每天在小区里遛弯,看人下棋,听老头老太们吹牛。日子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越南旅游的节目,画面里是河内的大街,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多。

我突然就站了起来,心脏怦怦直跳。

我要去。我必须去。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摁不下去了。

我把我这些年攒下的那点私房钱全拿了出来,又偷偷卖了我爹留给我的一块旧怀表。

我老婆问我干嘛要这么多钱,我说我战友儿子结婚,得随一份大礼。

她骂骂咧咧的,但也没再多问。

我办了护照,报了个去越南的旅行团。

我跟导游说,我想自己去一个地方,叫红河渡口。

导游是个小年轻,戴着眼镜,他查了半天地图,说:

“大爷,现在没那个地名了。红河边上倒是有个老街口岸,那里有座大桥,叫中越友谊大桥。”

友谊大桥。我听着这名字,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我跟团到了越南,在河内待了一天。

第二天我就脱了团,坐上了一辆去老街的长途汽车。

车上全是越南人,叽里呱啦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车里一股子鱼露和汗味混合的味道。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芭蕉树和农田,心里既紧张,又有点说不清楚的平静。

我觉得自己像个去奔丧的人,要去埋葬一段埋了三十年的过去。



03

到了老街,我傻眼了。

这里跟我记忆里的样子,没有一丁点关系。高楼,酒店,满大街跑的都是汽车和摩托车。

我记忆里的那个渡口,那些秃掉的林子,那些临时的棚子,全没了。

取而代代的是一座雄伟的大桥,桥上车来车往,热闹得很。

桥底下,红河水还是那样黄,那样急,可它好像也变得陌生了。

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老板会说几句蹩脚的中文。

我问他:“老板,三十年前,这里打仗时候的那个渡口,你知道在哪吗?”

老板摇摇头,笑着说:“老先生,三十年了,什么都变了。现在只有这座桥。”

我不死心。

第二天,我花钱雇了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让他带我沿着河岸往下游走。

我跟他说:“慢点开,我找个地方。”

小伙子不懂,但他收了钱,就很有耐心。摩托车载着我,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

我看着河岸,努力想从那些茂密的树林和新建的房子里,找出一点熟悉的痕迹。

什么都没有。三十年的时间,就像一场大水,把所有旧东西都冲得干干净净。

我心里越来越沉。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

或许根本就没有那个渡口,或许那壶水,只是我在一场高烧里做的梦。

可那根针还在,清清楚楚地扎在那里。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我凭记忆画的一个女人的头像。

画得很难看,像小孩子画的,只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

我把画递给摩托车小伙子看,比划着说:“护士,女护士,三十年前的。”

小伙子看了半天,摇摇头,一脸茫然。

我又找了几个在河边钓鱼的老人。他们看着我的画,有的摆手,有的警惕地看着我,走开了。

有一个老人好像听懂了,他指了指市区的方向,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嘴里说着什么。

我猜他的意思是,人都去城里了,或者,他脑子记不清了。

一连三天,我每天都出去找。从天亮找到天黑。

我的那点钱,花得差不多了。人也累得快散架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个老傻子,千里迢迢跑到别人国家,来找一个三十年前的梦。

我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浑浊的河水发呆。

河水里映出我自己的脸,一张又老又陌生的脸。

我问我自己,王德福,你到底在找什么?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跟她说一声“你好”?还是问她“你还记得我吗”?

她要是说不记得了,我该怎么办?

她要是已经死了,我又该怎么办?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不是怕找不到,是怕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念想就断了。

这根扎了我三十年的针,要是拔了出来,那剩下的日子,我靠什么撑着?



04

我决定回去了。

在越南的最后一晚,我一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喝闷酒。

越南的啤酒,喝起来有点苦,跟我的心情一样。

我把剩下的钱数了数,刚好够买一张回国的车票。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睡不着。隔壁房间里,有男女在吵架,声音很大,说的还是我听不懂的越南话。

我心里空得厉害。

这趟来,什么也没找到,反而把自己搞得更乱了。

我像一个去挖宝的人,挖了半天,结果发现自己站的地方,底下什么都没有。

那壶水,那个眼神,那些蚂蚁一样啃了我三十年的问题,好像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掏出那张画得很丑的画像,看了半天。

然后,我把它撕了。撕得粉碎。

我走到窗边,把纸屑撒了出去。纸屑在夜风里飘飘扬扬,很快就不见了。

我也该不见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退了房。

老板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用蹩脚的中文跟我说:“再来玩啊。”

我没理他。

我拖着我的小行李箱,走在老街的街头。天刚亮,街上人还不多。空气里有股法棍面包的香味和摩托车尾气的味道。

我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只是一个路过的鬼魂。

我走到一个路口,准备拦一辆去口岸的出租车。

我心里想着,等回了家,我再也不想这件事了。就当它从没发生过。

就当我这辈子,从来没去过越南,从来没给一个女护士递过一壶水。

我要把那根针,烂在肉里。

这样想着,心里好像轻松了一点。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空着,正准备招手。

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在我身边响起。

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几辆黑色的轿车,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齐刷刷地停在了我面前。

车很新,很亮,在早晨的阳光下,黑得发光。

这种车,我在电视上见过。都是大官或者大老板坐的。

它们把路都给堵死了。周围的路人,骑摩托车的,都停下来看。

我有点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是遇上什么大人物出行,想赶紧让到一边去。

于是,我麻利的拖着箱子,想从车队的缝隙里穿过去。

可就在这时,车门开了。



05

不是一扇门,是好几扇门,同时打开。

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他们个子很高,表情很冷,耳朵里还塞着东西。

他们下来后,动作很快,几下子就在我周围拉开了一个圈子,把我和路人隔开了。

我被困在了中间,有点不知所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要干什么?抢劫?不像。绑架?更不像了。我一个穷老头,有什么好绑的。

难道是我脱团的事,被旅行社报了警?可警察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拉杆,手心全是汗。我觉得自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被人围着看。

然后,最前面那辆车的后门也打开了。 车上下来另一个人。

他也是一身西装,但没戴耳机,看起来斯文一些。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他径直向我走来。

他的皮鞋踩在地上,发出很轻的响声。一步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跳上。

走到我面前后,他停下了。

他比我高半个头,微微低着头看我,眼神很平静,但又像能把我看穿一样。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 然后,他开口了。

他说的是中文,很标准,比我们厂里的广播员说得还好听。

他说:“请问,您是来自中国的王德福先生吗?”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直接一个跨步向前,随后一把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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