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忠：生活、读书与治学

本文转自“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公众号，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想出“生活、读书与治学”这个题目，乃因《昌图教育》刊物设立“学者谈读书”栏目“命题”的制约，但也受到“三联书店”命名来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虽是三家书店名字的组合，但却巧合地概括了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首先是生活，鲁迅在小说《伤逝》里有句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小说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就因失去了生活基础而导致悲剧，所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热爱生活，好好生活。鲁迅还讲过“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话；有了稳定的生活，才可能安心读书。读书本身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与“新知”相联系。从生活中来的“新知”属于直接经验，通过阅读获得的“新知”属于间接经验。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经验，都能增加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能力。培根说过：“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断；但是最好的有关大体的议论和对事务的计划与布置，乃是从有学问的人来的。”至于“治学”，那又是另一种高境界。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说读书的重要，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又补充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 读书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通俗讲就是要学以致用，如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直接经验固然可贵，但间接经验同样重要，可以使人少走些弯路，并为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就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供治国理政者借鉴。倘若后人都幻想身临其境去体验《资治通鉴》描述的具体历史语境，不但不可能，也会浪费很多不必要的时间精力。史鉴使人明智，就是这个道理。阅读使人充实，读书的益处还能跨越时空，让古今中外人的思想诉之于读者脑海，多读而博知。当然，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尤其是当今快餐文化时代，那些汗牛充栋的书不可能都去通读一遍。因此读书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有的可以“泛读”，有的必须“精读”。有些书与自己专业关系较远的可“泛读”，有些对自己专业有借鉴的书应该“精读”，要反复咀嚼用心去读。

读书与生活结合写出的文章才能接地气。我的一位朋友长期扎根在天津汉沽盐场工作，业余时间经常写些与自己生活环境相关的文章。他的文章文情并茂，一缕思绪、一串回忆都是信手拈来，因为那些感悟来源于他丰富多采的生活，因而文章就接地气，最近他的散文集《吾爱吾家》出版，《天津日报》发表我为此书写的序言题目就是《将文章写在汉盐大地》。任何人不同阶段走过的路，作为生活的剖面叠加，都可能构成生活的景观而成为创作素材，有心人就可以写出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就我个人而言，学界一般关于我的“描述符号”是所谓“教授”和“专业红学研究者”，其实早年的我曾就读于天津化工学校，是纯粹的“理工男”，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化工厂工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通过自学取得了高自考汉语言文学的学历，并在1989年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专业的研究生，才真正跨入了学术研究领域。但理工科学到的知识以及化工厂的工作经历也不能算虚度，我虽然走过一段逆境求学的曲折之路，但那段经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积累了我的社会经验，使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少走了弯路，并且更懂得要珍惜今日得之不易的一切。对我而言，早年那段曲折的生活经历益处还在于：一是文理知识的交叉，可以在我学术文章的写作中同时注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二是能让我写的学术文章更接地气。

关于“治学”方面，我谈不出更多的经验，因为自己也还处于摸索中，我只能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与读者、学友们分享些心得体会。

前面谈及，读书可分为“泛读”和“精读”，其实“治学”的道理也相通。这并不是说，学者只研究自己领域的学术对象就够，那样也不可能“成一家之言”。我们常说研究者的知识谱系最好是“T”型结构，这个“T”的上一横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识的“广”，下一竖则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识的“深”，只有两者结合，才有可能写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文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红学研究需要广采博取、循序渐进，但“广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为了酿成自己的蜜。应该海纳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结构，越杂营养结构才越丰富。又如书法家临百帖读千碑，也为的是形成自家的风格。红学研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必须既有师承又要跳出师承。在“广博”的基础上，研究者还要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如学术界公认的，刘文典是《庄子》研究专家，姜亮夫是《楚辞》研究专家，周汝昌是《红楼梦》研究专家，等等。这些著名学者的国学素养都很高，他们正是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某领域的专家。

对本人而言，那些学术前辈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尝试着实现从“广”到“专”的转型。通过广泛阅读发现，《红楼梦》续书是红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无论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在所有名著续书中都具有代表性。但从清代裕瑞以降，却普遍对《红楼梦》续书评价偏低。毋庸置疑，任何续书与原著相比，从总体上讲，都可用鲁迅一句话概括：“行文造事并逊。”《红楼梦》的续书更是如此，倘仅从文学比较的角度讲，讥之为“续貂”或“蛇足”，并不为过。对于一位文学评论者来说，可以仅限作品本身的评论，而对于小说史的研究者，则应总揽全局，既不遗佳禾，又不弃莠草。对于《红楼梦》续书，就应循着古代小说发展的足迹，去考察它们产生的原因，从而探讨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假如对《红楼梦》续书统以“续貂”而弃之，将不仅见不到红学史的全貌，而且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及其渊源关系，也便无法理解了。对于《红楼梦》续书，应打破偏见，跳出单纯的文学比较的圈子，从多角度去研究，方有益于全面理解它们的客观存在。对《红楼梦》续书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扩展红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其它古代小说续书的研究也有启示作用。

本人研究《红楼梦》续书有个进展历程。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读研究生。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四辑发表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红楼梦续书的源流嬗变及其研究》，受到业内研究同一专题的学人关注，台湾林依璇女士在其专著中特别指出：“第一位以《红楼梦》续书作为研究专题者，应是大陆学者赵建忠先生。”在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拙著《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红学史家郭豫适曾评论，拙著与其它续书专著共同“对新时期的小说续书研究作出了贡献，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指出“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红楼梦》续书书目。”《人民日报》还发了书讯。近年来，经过学术界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红楼梦》续书方面的研究又取得了进展，无论是续书文献的开掘整理还是批评理论工具的选择运用，以及具体到对文本续写策略的探讨、对续书的文化审视及读者阅读心态的剖析乃至与当代红学探佚的视界融合等，都全方位地拓展了研究空间，实现了《红楼梦》续书研究这一专题的学术增长点。本人吸纳了学术同仁的新文献、新理论，又修订了旧著，2019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续书考辨》。

《红楼梦》研究是一个学识与功力聚沙成塔的过程。本人只是在红学的百花园一隅“耕作”，还要争取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学问我还远远不够，做人也还需要磨练。我深知学术精品靠长期的苦心孤诣、潜心向学。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愿以此与学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