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安史上第一起监狱暴动，1950年郿县“九五狱暴”事件始末

1950年9月5日16时左右，因患感冒在家中炕上捂着被子发汗的郿县县委副书记兼郿县剿匪治安委员会副主任何彦在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密集的枪声，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清醒了过来！十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要么是山里的土匪来袭、要么是当地出现了暴动。当天县长、县委书记都去宝鸡地区行署开会了，如今在“家”的最高领导就只有他这个“病秧子”。意识到大事不好的何彦立即穿衣下床，准备赶到县委看看是怎么回事。刚准备出门的时候就听见县委的陈干事跌跌撞撞地闯进了院内：“何书记，何书记，出事了！出事了！”

“怎么了？出啥事了？”何彦忙问——

陈干事：“土匪司令汤翰领着全监所的匪徒暴动了！”

何彦：“公安局警卫队没有拦截吗？”

陈干事：“当时县政府食堂正在开饭呢，警卫队战士都把武器放在了房间，随身携带的人很少，在慌乱中还击了一阵子没打赢。”

何彦：“公安局杨局长呢？”

陈干事：“杨局长和警卫队长从县政府后边的北城墙跳下，到北兴村集合民兵去了，匪徒们抢了公安局警卫队的枪械弹药库，打死、打伤我方好几个民警后朝秦岭南山方向跑了。”

当何彦带着自己的“二十响”配枪（M1930毛瑟冲锋手枪）跟着陈干事来到郿县县政府大院时（县政府、公安局、法院都在一个大院办公，监狱也在这个大院里），现场一片狼藉，被枪杀的民警遗体已经被抬走，但地面上留下的新鲜血迹昭示着战斗刚刚过去没多久。

经过清点，我方牺牲民警两人，受伤两人，被走抢ZB-26型轻机枪五挺、“司登”式冲锋枪三支、“三八”式步枪三十二支、各种手枪十二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132枚。县政府、县公安局库存的白银三十四两、银元一百块、人民币157万元（第一套人民币），被没收的大烟膏子四两以及部分粮食和被服等物也被抢走。

ZB-26型轻机枪

“司登”式冲锋枪

“三八”式步枪

此外，匪徒还砸毁了电话总机、割断了电话线，导致县政府机关无法对外联系。

经初步调查，是羁押在郿县公安局看守所内的匪首汤翰在内部变节分子的配合下，有预谋有计划地发动全所囚犯暴动，打死打伤看守民警后夺取了弹药库里武器弹药，洗劫、破坏了县政府后往秦岭南山方向逃跑（郿县看守所位于县政府大院西侧，是解放后临时设立的，监房不多，设备简陋，关押着各类人员六十七名，其中有原青岛皇协军少将司令、抗战胜利后潜逃内地任国民党秦岭守备区少将司令兼郿县县长的汤翰及手下特匪武装人员杨克勤、魏福荣（均是原国民党秦岭守备队少校营长）等，其他大都是普通案犯）。

在郿县公安局杨局长和警卫队长带着民兵返回县城，被暴动的匪徒打散的县政府干部战士也陆续返回后，何彦在经过简单的动员后，公安局、法院、武工队等武装力量，除留下值班人员外全部集结，县政府、民政局、财政局等单位负责后勤保障和策应前线，同时又下了几道命令：

1、火速修复电话总机、重接电话线，尽快恢复和外界的联系。

2、派通讯员向各乡镇通报敌情，集结各乡镇民兵参战。

3、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前往齐镇，率当地民兵保卫郿县经济中心的安全。

4、派公安局警卫队一排长前往金渠乡（郿县最大的一个乡），集结该乡民兵赶往县城策应。

5、派公安局政保股长骑马前往宝鸡地区行署求救。

身穿50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后，县大队、公安局警卫队和城关、金渠及沿途加入的齐镇区公所民兵等三百多人携带的足够枪支弹药陆续在县政府集结，高烧未退的何彦立即率领这支队伍星夜赶赴秦岭北麓斜峪关，追剿汤翰匪帮。

50年代正在往枪支里压子弹的民兵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何彦带队在23时左右到达了距离县城二十多里的斜峪关口，在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后，何彦与县大队张大队长和公安警卫队侯队长对着军事地图分析敌情，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这帮匪徒是从东关进了山还是从西关进了山？斜峪关是石头河北出秦岭的关口，从北至南分东关和西关两个岔路。从东关进山翻越秦岭可进入湖北境内直奔湘西，从西关进山翻越秦岭可进入汉中再窜入川西南，这两处都是土匪活动猖獗，国民党军队残渣余孽大量聚集之地。

众人分析下来，匪徒从东关进山的可能性更大，这条路线山大、沟深、林密，便于隐蔽行进，而且沿途隔三岔五有零星寺庙，既可补充粮食给养，也可暂作驻休据点，还可摘食野果作为补充。

一位过路的群众也证实傍晚时分他看到一大帮人、有男有女，背着枪、牵着几头大牲口急急匆匆地朝山里走，看不清有多少人，说是民兵进山执行任务。

于是，何彦命令队伍结束休息，马上出发！

第二天凌晨，追击队伍在太白鹦鸽乡附近的一个寺庙截住了汤翰匪帮，一场短促的遭遇战后，匪徒们仗着机枪火力优势以及对地形的熟悉，从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口子，丢下了两个受伤的匪徒和四头牲口后向东南方向的胡家山一带急速逃跑。

失去匪徒踪迹后，再加上对地形的不熟悉以及追捕的公安战士和民兵们人困马乏，何彦只好命令全体原地休息补充干粮，同时放出侦察兵查探匪徒去向。

到中午时分，公安局政保股股长从宝鸡地区行署策马赶回，直接来到前线给何彦带来了行署的指示：

1、坚决彻底消灭狱暴匪徒，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地区行署将全力以赴从人力、物力、弹药等方面给予支持和配合。

这时，县大队张队长找来了两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他们告诉何彦：距此十多里外有一个放羊寺，能藏下几十个人而且居高临下地势险要。何彦和张、侯两位队长交换了意见，认为匪徒虽然从太白鹦鸽乡逃脱，但也已经人困马乏，抢来的弹药应该也消耗了大半，很可能以放羊寺为支撑点负隅顽抗。

事不宜迟，何彦率清剿部队在向导的带领下赶往放羊寺，以扇形战术队形将放羊寺包围了起来。几番喊话劝降，但匪徒拒绝投降并开枪射击，县大队的公安战士丢出一轮手榴弹，将两名顽抗的匪徒炸得血肉模糊、一命呜呼。原本在放羊寺中顽抗的部分匪徒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吓后四散奔逃，其中三个人逃出后直接向我军投降。

趁着剩余的三十多名匪徒一片混乱之际，何彦藏在一棵粗树后再次向匪徒喊话：“寺里的匪徒听着，你们现在已被十倍于你们的县大队、公安警卫队包围了，你们无处可逃了，只有赶快缴枪投降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回应他的是从寺门处射出的“哒哒哒……”一串机枪子弹，何彦反手用“二十响”朝寺门方向“哒哒哒……”还击了一梭子，然后继续喊话：“汤翰，不要执迷不悟，你已犯下了滔天大罪，再不投降就让你和这寺庙一起粉身碎骨，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二十响”——毛瑟“快慢机”手枪

不久，寺里发出声音：“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话音刚落，一群匪徒举着枪从寺门走出，为首的匪徒用树干挑着件白衬衣，杨局长定睛一看，正是匪首之一的魏福荣。

正当清剿部队的民警们围过来接收这伙投降匪徒的档口，两个人影突然从放羊寺后窗跃出，钻进不远处的一片小树林，公安警卫队的战士们立即跟进树林追击，一阵短促的互射后，一人被射杀、一人被打伤双腿后生擒。经辨认，被射杀的是叛变的郿县公安局警卫队一班班长任志明，被生擒的正是国民党秦岭守备区司令兼郿县伪县长汤翰。

此战我军击毙匪徒两人、叛徒一人，生擒男女匪徒三十六人，其中包括叛变的郿县公安局警卫队二班班长李玉泉。收缴轻机枪两挺，长枪八支，手枪八支，手榴弹20枚，子弹300发。经审讯投降的匪徒，另一股匪徒在杨克勤的率领下于狱暴的当天从斜峪关西关窜入秦岭北坡树林，去向不明。

经过一番查访，高马头乡的农会主席反映9月6日的时候有一帮大约二十来人自称是剿匪部队，在要求群众给他们做了一顿热饭，留下两块银元后沿秦岭北麓的环浅山小路，向东南方向的青化乡方向去了。

何彦之前就知道在青化乡的谢家沟附近有一股土匪出没，匪首名叫武振海，因为这伙土匪很长一段时间只劫道、不伤人命，再加上县里剿匪兵力紧张，因此并没有对这伙土匪进行打击。如今杨克勤带人前往那里，很可能会收编武振海匪帮，继续和人民政府对抗。但苦于没有这股土匪去向的信息，何彦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派出多批侦查员分头侦查，也一直没有结果。

9月13日晚，一伙土匪武装窜到槐芽镇，抢劫了八户商民，抢去人民币547万元，并抓走其中一名叫安应喜的掌柜作人质，敲诈赎金。

第一套人民币

9月18日，县政府接到横渠乡公所的报告，说在青化乡谢家沟一带有一伙土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无恶不作，而且还把李文斌等三位区公所催粮干部抓走，至今下落不明，请县上赶快派队伍打击铲除。他们打的是“秦岭抗共游击大队”的旗号，拥有机枪、步枪和手枪等武器。何彦判断这多半是杨克勤、武振海匪帮所为，随即召集县大队的公安战士和民兵百余人，星夜赶赴青化乡剿匪。

土匪形象

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何彦率领的县大队公安战士成功找到了谢家沟的一个土匪的农家院，将杨克勤、武振海匪帮团团包围。但因为能见度低，视线模糊，因此县大队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没有立即进攻。经过和县大队的张队长商议后，何彦决定先把宅院围死并不断喊话劝降，等天明后再进行强攻。

劝了一夜的降，匪徒们不为所动，反而在后半夜趁着能见度有利的条件（当时我方公安战士和民兵的轮廓被天空泛出的鱼肚白照得清清楚楚，而匪徒们则隐在黑暗中）和屋外的我军展开对射，导致两名公安战士被打伤。张大队长立即挑选了五名投弹手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到院墙近前，一连投了十几颗手榴弹，才压制住了院内的匪徒。但还是因为天黑能见度差，再加上对当地情况不熟，外加匪徒用机枪开路，还是让他们强行突围成功。

50年代的三名公安战士

此战击毙匪徒四名，打伤并俘获匪徒两名，被匪徒扣押的三名横渠区公所干部和商户安应喜的四人中三人趁乱从被关押的柴房中破窗逃走，但是文书刘吉祥被杨克勤杀害。县大队重伤一人，轻伤两人。

谢家沟剿匪战斗暴露了剿匪部队对地形不熟悉的弱点，何彦召集剿匪部队营连级干部开会分析敌情，众人一致认为此战虽然战果并不辉煌，但残匪已大伤元气，不可能跑得很远，应该在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武振海匪帮习性的当地人带领下继续对附近的山区进行搜索。

9月19日中午，在向导的指引下，何彦率领县大队急行军来到了杨树沟，向导指着远处崖壁中间的一个山洞对何彦说：“那个被树丛遮住半拉的山洞，就是武振海等土匪经常光顾的地方，洞口不大，只有一条山羊行走的小道能通上去，易守难攻，这帮家伙多半在里面。这个洞大概有十多丈深吧，上面还有个天窗，直接通到后山梁。我们也是听老辈人传说的，没有进去过。”

经过观察，何彦认为这个山洞易守难攻，不能强攻。他先后组织部队进行了几轮试探性射击，没有任何回应，又让公安战士装模作样的进行了几轮劝降喊话，后又故意让喊整理队伍时的“立正，稍息，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并让一部分战士顺着山沟小溪旁的砂石路拐过弯朝山外走去，做出认为这里没有发现，准备离开的假相，实则始终在隐蔽位置监视着洞口。

果然，不久之后就有人影出现在山洞口，很快就出现了将近二十人，这些人手舞足蹈，喜不自胜，明显是相信我军已经离开，危险已经过去了。

何彦见状立即下令行动，县大队张大队长立即率领五名手持自动武器（一挺轻机枪、两支卡宾枪和两支冲锋枪）的战士从隐蔽处冲出，要求这些匪徒缴械投降。这时一名匪徒手持一挺ZB-26轻机枪喊着“日你个先人，你武爷爷今天和你拼了”从洞里冲出准备向张大队长等人射击，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两名手持“司登”冲锋枪的战士打成了筛子，经缴械的匪徒指认，此人就是匪首之一的武振海。

此战我军击毙匪首一人，生擒二十八人，缴获ZB-26型轻机枪三挺，“三八”式步枪五支、手枪三支，子弹200余发，唯独匪首杨克勤下落不明。

至此，从郿县公安局看守所逃跑的六十七名男女匪徒中除了击毙九人、杨克勤逃脱外，其余的全部被抓捕归案。

经对抓获的匪徒和叛徒李玉泉的审讯，此次事件的经过终于被搞清楚：

原来，汤翰、杨克勤、魏福荣看出当时郿县公安局看守所看管不严，管理混乱，负责执勤的县警卫队战士成分复杂的弱点，勾结同监室关押的九名地主家丁密谋暴动越狱，计划越狱后逃入秦岭继续顽抗，等候台湾方面“反攻光复”。

当他们发现警卫队一班长任志明、二班长李玉泉常借执勤之便对女监犯进行调戏、猥亵时，汤翰通过传纸条给两名有姿色的原秦岭守备队女军官温淑英（中尉）和曹桂花（少尉），让她们分别勾引任志明和李玉泉，并成功将他们“拉下水”当了叛徒。

老照片：国民党军女军官

8月下旬，汤翰从李玉泉处得知自己不久要被押送到西安进行公审并枪决，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准备发动越狱暴动。9月4日，汤翰又从李玉泉处得知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当天出发去宝鸡地区行署开会，三天后才能返回的情报后，与杨克勤、魏福荣等人商议，计划于9月5日下午县政府机关下班的机会，以开饭铃声为号，由任志明、李玉泉负责打开监所所有门锁，然后兵分三路举行越狱暴动。叛徒任志明把公安局警卫队武器弹药存放室的位置给魏福荣等人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画了草图，并在放风的时候偷偷塞给了汤翰。

9月5日16时，开饭铃声响过后，公安局、法院、警卫队干部战士把枪支放进宿舍后三三两两地走向饭堂，看守所只有一名战士还在执勤。这时，汤翰、杨克勤、魏福荣等人互相砸开脚镣，任志明、李玉泉佯装查岗突然袭击并制服了唯一的哨兵，下了枪、用毛巾堵嘴猴绑在电线杆上后用钥匙打开了监室的门，放汤翰、杨克勤、魏福荣等人出来。

之后，十多名匪徒在汤翰、杨克勤的指挥下冲进县政府机关机要室割断电话线，砸坏电话机；十多名匪徒在魏福荣的带领下冲入警卫队弹药库，夺取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和手枪以及大量的子弹手榴弹，得手后在县政府大院分发抢来的武器弹药并占领制高点，用火力封锁大院和通道，掩护众匪出逃。

另一边，任志明在饭堂内趁着大院枪声大作引起的混乱之际，强行下了警卫队三班班长的枪，并开枪射杀了一名冲向前院欲夺回武器的公安战士。

此时一名刚从齐镇老家休假归来公安民警骑车来到县政府大院外，听到院内的枪声后立即扔下自行车，利用大门前的照壁作掩护用驳壳枪奋勇射击，成功击中一名匪徒的腿。趁着这个档口，警卫队副队长、公安局治安股长和监察室主任三人持枪从治安股办公室向匪徒还击，但很快被一名匪徒悄悄摸到窗下向屋内扔进一颗手榴弹，副队长当场被炸死，治安股长和监察室主任被炸成重伤。

郿县公安局局长和警卫队长趁乱从县政府大院跳墙而出，前往附近的村子求援——

控制了县政府大院的匪帮在叛徒任志民、李玉泉的带领下将现金、白银、粮食及没收的大烟洗劫一空后，带领全部在押犯人冲出县政府大院，汤翰、魏福荣等率领四十多人由机枪开路，沿途枪杀了两名老农，抢走骡子一匹、驴三匹驮上匪首、女犯和抢劫的物资出县城南门向斜峪关方向逃窜，杨克勤率二十余人由斜峪关西关口进入秦岭高马头地区。

事后，何彦被宝鸡地区地委和地区行署记大功一次，郿县县大队张大队长记个人二等功一次，郿县县大队记集体三等功一次；牺牲的郿县公安局警卫队副队长被追认革命烈士，追记二等功一次；牺牲的一名战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反抗匪徒暴动和在追剿行动中负伤的战士和民兵也一一予以表彰。参加剿匪的城关、金渠、齐镇的民兵连也一一予以表彰。郿县县委县政府因为此次狱暴事件被地委通报批评一次，郿县公安局杨局长，警卫队队长等人因管理不力、处理应急事件不力而被记大过处分。

1951年1月，汤翰和魏福荣被判处死刑并枪决；1951年6月，李玉泉被判处死刑并枪决；另有四名骨干匪徒被判处死刑，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七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六人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十三人被判处拘役或教育释放。

“三反五反”运动中，改名换姓在甘肃泾川县娶妻生子的杨克勤在1958年8月被在泾川县出差的郿县干部认出并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成功抓获，在被戴上手铐时，杨克勤若无其事的表示：“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下场，这一天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临被带走时，杨克勤对一脸懵逼的岳父和哭成泪人的妻子说：“对不起了，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如有来生，我一定给你们当牛做马报答你们——”

“三反五反”海报

杨克勤交代：他当时只身从杨树沟的山洞顶端的一条石缝溜下，成功逃出后在邻县山区一远房亲戚家住了将近半年时间，看风头过后就乔装打扮改名换姓，辗转逃到了泾川县，在一家药铺谋了一份差事，因为手脚勤快、头脑灵活，长得也是眉清目秀获得了药铺老板的青眼有加，并招为上门女婿，一躲就躲到1958年，还有了个女儿。

“这几年来，我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此隐姓埋名的潜伏只为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韩战’（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止步三八线；委员长（蒋介石）‘光复大陆’的计划屡屡失败，藏在湘西的十多万‘国军’也被歼灭。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的精神越来越颓废，情绪越来越低落，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都打算抱着炸药包把共产党的县政府或公安局炸了，哪怕同归于尽也行！可每次在看着我的媳妇和女儿后才放弃这种念头。”

至此，参加郿县“九五狱暴”事件的最后一名匪徒落网。

1958年12月，杨克勤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