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罗荣桓最恨下属，曾险些冤杀梁兴初，被开除党籍后竟当了汉奸

1939年秋，湖西根据地。“政委，您可算来了！”梁兴初一个七尺男儿，见到罗荣桓，眼泪再也忍不住，嘶哑着嗓子喊道，“他们说我是日本特务，可我连个电台都没有，怎么跟日本人联系？”

此时的梁兴初，早已没了“万岁军”军长的威风，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身上是严刑拷打留下的伤痕。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他曾经的战友，时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的王凤鸣。这桩险些要了一代名将性命的冤案，还得从湖西根据地那场突如其来的“肃托”风波说起。

1938年，八路军115师主力东进山东，梁兴初所在的685团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在微山湖以西地区扎下根来。梁兴初担任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仗打得是风生水起。特别是在陆房突围战中，他率部血战，硬是掩护师部和特委机关冲出了日伪的重重包围。可以说，梁兴初的枪口，永远对准的是侵略者。

然而，战场上的硝烟易躲，内部的暗箭难防。1939年，王凤鸣与湖西区委的王须仁、白子明等人，背着上级，在根据地内部大搞“肃托”。这股歪风邪气来得又急又猛，短短一个多月，仅梁兴初的第四大队，两千多人的队伍里，就有六七百人被当成“托派分子”抓了起来，人人自危。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把火最终烧到了大队长梁兴初的头上。王凤鸣以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日军有勾结为由，将他直接逮捕。面对这盆脏水，梁兴初自然是抵死不认。可王凤鸣等人根本不听辩解，直接用上了酷刑，企图屈打成招。要不是看押他的警卫排长良心未泯，偷偷给他报信，并协助他发出了那封救命的电报，恐怕梁兴初将军就要屈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罗荣桓接到电报时，心急如焚。他带着686团二营，从几百里外的抱犊崮山区日夜兼程赶到湖西。一见到梁兴初的惨状，听完他的哭诉，罗荣桓的脸色铁青。他当即展开调查，很快便查明，所谓的“勾结日军”，纯属子虚乌有。

当罗荣桓拿着证据找到王凤鸣时，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竟然还梗着脖子，坚称梁兴初就是特务。罗荣桓再也压不住火气，指着他怒吼：“梁兴初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身上留了九个枪眼！陆房突围，他带着部队消灭了一千多鬼子！这样的人，你说他是日本特务？”这声怒吼，震醒了许多被蒙蔽的干部战士，也宣告了这场荒唐“肃托”的终结。

梁兴初等蒙冤的同志被悉数释放，但罗荣桓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王凤鸣的所作所为，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说起来，王凤鸣也曾是根好苗子。他14岁就当上儿童团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后，因为机灵、有文化，被调到罗荣桓身边当警卫员。罗荣桓爱才，看他是个可塑之才，便一路提携，将他培养成独当一面的政工干部。试想一下，亲手栽培的树，长出来的却是毒果，这对于一向爱才如命的罗荣桓而言，无疑是剜心之痛。

经过深思熟虑，罗荣桓撤销了王凤鸣的职务，将他带回师部审查。1941年，根据其所犯罪行，组织上决定判处他徒刑，并开除其党籍，让他留在师部机关做后勤管理工作，算是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遗憾的是，罗荣桓终究是高估了王凤鸣的党性。这个曾经的革命者，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而为了逃避处罚，在一个深夜里， совершил了可耻的叛逃。他一口气跑了八十里地，径直奔向了日伪在赣榆县城的大本营，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投靠日寇后，王凤鸣很快就通过当地的青帮头子搭上了海州宪兵队。日本人看他熟悉八路军内部情况，便任命他为海州宪兵分队下属的“别动队”司令。他借此拉拢了千余人的队伍，盘踞在董马庄一带，专门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残害自己的同胞。

有意思的是，王凤鸣还玩起了攻心战。他太了解八路军的艰苦了，便大肆宣传，用大鱼大肉、高官厚禄来引诱115师的官兵投降。还别说，真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着了他的道。事后，王凤鸣洋洋得意，四处放话，声称要“不战而屈八路之兵”。这话传到罗荣桓耳朵里，气得他几天吃不下饭，发誓一定要亲手铲除这个党和军队的最大败类。

1942年，日军对新建立的海陵县根据地发动“蚕食”进攻，王凤鸣的别动队就充当了急先锋，对我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罗荣桓在亲自部署反“蚕食”作战时，特别对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下令：务必给我狠狠地打王凤鸣！

在罗荣桓的指挥下，我军教导二旅如尖刀般插入敌后，拔除了大量日伪据点。王凤鸣的别动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他本人却异常狡猾，每次都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像泥鳅一样滑走，几次都让他侥幸逃脱。

抗战胜利后，王凤鸣失去了日本这个靠山，又投靠了另一个大汉奸郝鹏举。没过多久，郝鹏举在解放军的压力下通电起义，王凤鸣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即便起义也难逃审判，便再次脱离队伍，自立山头。不得不说，他的投机嗅觉确实灵敏，此举竟意外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赏识，还给了他一个官做。

解放战争期间，王凤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率部疯狂进攻赣榆解放区。解放军海滨一团忍无可忍，迅速反击，一战就将其部队大部歼灭。王凤鸣见势不妙，再次发挥了他脚底抹油的本事，狼狈逃窜。

关于王凤鸣最终的下场，有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一说他后来被黄百韬的兵团收编，在淮海战役的碾庄战场上，被乱炮轰死，也算是死得其所。另一说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随残部逃离了大陆，在异乡了此残生。

无论结局如何，这个从罗荣桓身边走出的叛徒，终究没有被亲手绳之以法。这成了罗荣桓元帅心中长久的一大憾事。一个曾经寄予厚望的下属，最终沦为他最痛恨的敌人，这其中的曲折与教训，实在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