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上三生路》：讲一个现代感的杜柳传奇

◎刘彦君

国家话剧院新近出品的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在保留原作文化底蕴与思想深度的基础上，通过具有时代性的多重视角构建叙事，拉近了古代与当代的距离。它在传统戏剧的现代表达、经典题材的创新演绎、不同艺术元素的融合运用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展现了洋溢着青春热情的新样态。

讲述故事升维到探讨“讲述”本身

对待《牡丹亭》这部天花板级的戏曲作品，《牡丹亭上三生路》的主创没有进行亦步亦趋的复制，也没有进行颠覆性的解构，而是小心翼翼地从自身及同代人所共有的孤独、迷茫出发，从他们对爱、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出发，从现代人的兴趣点出发。编导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调整了故事的整体布局，提取原作中那些与“惊梦”“寻梦”“还魂”等有关的片段，重构为“三生路”的主线，并辅之以人设、细节、语言等方面的加工与改动，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至情故事，转化为每一个现代个体都可能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自我觉醒之路。熟悉故事的观众在感受到《牡丹亭》深厚文化气蕴的同时，获得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最明显的改动，是在《牡丹亭》构建的“人——鬼——神”三重世界的寓言基础上，强化了间离效果，将写书人、读书人和书中角色置于同一舞台之上，形成审美张力，直接对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过程进行揭示与解密，迫使观众从情感沉浸转向理性思辨，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种套叠式的叙事框架设计，为观赏搭建了新的入口，让作品从讲述故事升维到探讨“讲述”本身，从而产生多层次的意义。

至情故事焕发个人价值光彩

添加杜丽娘嗜酒和柳梦梅卖梨的人设和细节，也是主创对原作进行现代化表达的一种尝试。原作中的杜丽娘是恪守礼教的太守千金，过着规规矩矩的日常生活；而《牡丹亭上三生路》中的女主刚一亮相，就因为醉酒而摔了一跤。这种微醺的、非理性状态的设计，为她后续摆脱现实束缚、将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对爱与美的渴望突然爆发出来，提供了铺垫。

柳梦梅在原作中的核心身份是饱读诗书、心存大志、准备进京赶考的文弱书生；而该剧中那一段柳梦梅和仆人老郭卖梨时，关于梨的香甜及烂在地里的果子的争辩，分明是给他添加了一个“卖梨小贩”的社会身份，将他改造成了一个“行动派青年”。这使他从一个略带距离感的古代才子，变成了一个可触摸可感知的现代“奋斗者”。这种处理打破了才子佳人的刻板模式，让人物更丰满，让爱情冲突更具现实感，也让《牡丹亭》这个古老的至情神话，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关于平等、奋斗与个人价值的光彩。

在该剧中被整合的还有人物的语言。胡判官一边文绉绉地吹嘘自己“写不尽四大洲转轮日月，也差的着五瘟使号令风雷”，一边则因不耐烦高喊着“下班，下班”。一人分饰两角的演员脱下花神服饰，换上汤显祖戏服，一边吟诵着杜丽娘典雅的台词，一边又用现代语言对观众讲述：“玉茗堂中，我日日浇灌玉茗花，就是山茶花。它开得绚烂，败得突然。每每看到它以盛放的姿态突然整朵掉下，难免伤情。但，有这样一天，有这样的一朵花，它让我觉得，一切皆好。”剧中人物语言半文半白、半古代半现代的混搭，为作品添加了喜剧色彩，也使我们感到主创在感情和人性层面沟通古今的努力。

视听语言成为心灵绽放的意象

牡丹花在舞台上的铺排和运用，是贯穿全剧、深化意蕴的一个核心意象。它与杜丽娘的身份、性格、命运，以及作品立意紧密交织，不仅推动了戏剧动作的持续发生，定义了杜丽娘大家闺秀的绝世美貌，更是隐喻她被压抑的青春欲望和“花开不及时”的生命焦虑。

主创对于传统书法、绘画等舞台语汇的运用，也都是个体心灵的具象化呈现。这些视觉语汇有点有面、虚实结合的延伸，与明显带着昆曲《牡丹亭》旋律的音乐一道，让观众感到时间的流逝、情感的流动，以及那种能够穿越古今的心灵绽放的华彩。

可以说，《牡丹亭上三生路》的艺术表达方式，建构了传统经典作品与现代审美充满生机的互动，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想艺术空间，在一个新的坐标上重新思考世界、艺术与自我。

摄影/柴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