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当老板后全家吹捧17年,那年他出事没人敢沾边,我爸去送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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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七年来,我们家的亲戚们围着我三叔李解放时,嘴里只有一个称呼:“大老板”。

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带着甜味,还掺着敬畏。

他出事后,没人敢沾边,甚至叫他“那个罪犯”。

只有我爸李建国,拎着一个掉漆的保温饭盒,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监狱门口,一站就是七年。

现在,三叔出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人都请到了饭桌上。

“解放啊!你看看,哥说啥来着?吉人自有天相!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

大伯李卫国端着酒杯,硬是把这冰冷的气氛炒得火热。

“对对对!王者归来!”

姑姑和堂哥他们立刻附和着,举起了酒杯,一张张脸上堆满了失而复得的狂喜。

三叔一直没说话,他只是用指节,轻轻地敲着桌面。

等他们喊完了,他才抬起眼皮,淡淡地说:

“大哥,你确定我刚进去的时候你是这么说的吗?”

大伯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像是被速冻了。

三叔没再看他,他转过头,看着角落里沉默不语的我爸:

“二哥,这杯我敬你。”

说吧,他自顾自地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重重放下。

环视着满桌惊疑不定的面孔,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今天这顿饭,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把一笔账算算清楚……”



我记住三叔李解放这个名字,是在他变得有钱以后。

在这之前,他只是我爸的弟弟,一个在街上晃来晃去的瘦高个。

我爸叫李建国,三叔叫李解放。我大伯叫李卫国。

我爷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心里肯定装着国家大事,没想过这三个儿子后来会活成三种完全不同的人。

李解放不知道怎么就发了财。

那一年我十岁,他开着一辆黑色的、亮得能照出人影的车回到我们住的筒子楼。

车停下,整个楼道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

李解放从车上下来,穿着一身我叫不出名字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

他不再是那个瘦高个,他走路的样子,像是脚下踩着棉花,又像是踩着别人的脸。

他给我爸塞了一沓钱,钱很厚,用牛皮纸包着。

我爸李建国看着那沓钱,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最后还是推了回去说:

“解放,我用不着。”

李解放笑了,他笑起来声音很大,整个楼道都能听见说:

“二哥,你这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没出息。这不是给你用的,是给小平买糖吃的。”

他把钱硬塞进我口袋里,我感觉我的裤子都要被这笔钱坠掉了。

从那天起,李解放就不是李解放了,他是“三叔”。

我们家所有亲戚都开始围着三叔转。

大伯李卫国第一个跑去了三叔新开的公司,没几天就当上了“副总”。

他以前是个连算盘都打不明白的人,到了三叔公司,就负责每天挺着肚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姑姑李爱华以前在纺织厂上班,三叔有钱后,她就办了病退,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三叔的别墅,帮三婶王琴拎包,或者陪着打麻将。

她手上戴的玉镯子,比我吃饭的碗口还粗。

我家是唯一一个没从三叔那里捞到什么好处的。

我爸还在原来的工厂里当他的车工,每天一身机油味地回家。

我妈为此没少埋怨他。她说:

“李建国,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你就是个木头疙瘩。放着金山不要,非要守着你那破车床。”

我爸不说话,只是蹲在门口抽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

每年的春节,都是在三叔家过的。

他的别墅大得像个迷宫,水晶吊灯从很高的地方垂下来,亮得晃眼。

一大家子人,二三十口,围着一张巨大的圆桌吃饭。

三叔坐在主位上,像个皇帝。大伯和姑姑一左一右,像他的左丞右相。

他们比赛似的给三叔敬酒,说的话都带着一股甜腻的味道。

“解放,这家公司上市了,你就是我们李家的骄傲!”

“就是,我们老李家祖坟上是冒青烟了,才出了你这么个人物!”

三叔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喝得满脸通红,大手一挥,就给每个小孩发一个厚厚的红包。

轮到我的时候,他捏捏我的脸,说:

“小平,好好读书,以后想上哪个大学,三叔给你出钱。”

我爸和我妈就坐在桌子的最末端,几乎没人跟他们说话。

桌上的菜转到他们面前时,好吃的早就被抢光了,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

我爸不在乎,他只是埋头吃饭,吃得很慢。

有时候他会夹一块肉放进我碗里,低声说:

“多吃点。”

那十七年,我们家就像三叔这棵大树底下的一块石头,所有人都绕着我们走,偶尔还会嫌我们硌脚。



三叔的钱越来越多,多到像是一种病。

他给大伯的儿子,我堂哥李勇,买了一辆红色的跑车。

李勇连驾照都没有,就敢开着车在城里横冲直撞。

有一次撞了人,三叔打了个电话,赔了点钱,事情就没了。

李勇回来后,不但没害怕,反而更得意了,他说:“我三叔,就是规矩。”

姑姑李爱华的女儿,我表姐,学习不好,连高中都没考上。

三叔直接把她送到了国外,说是去“留学”。

每年光是学费和生活费,就够我爸妈干好几年的。

姑姑每次跟别人提起这事,都把下巴抬得高高的,她说:

“我们家孩子,天生就不是在国内受苦的命。”

三叔的妻子,三婶王琴,彻底变成了一个阔太太。

她唯一的烦恼,就是今天该戴哪一套首饰,或者去哪个国家旅游。

她看我妈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旧社会的佣人,带着怜悯和一丝不加掩饰的嫌弃。

有一次她来我们家,坐下时用手帕擦了擦凳子,那个动作让我记了很多年。

这十七年里,三叔的好,像雨水一样往下浇。

但雨水只浇那些长得高的、会开花的植物。

像我爸这种沉默的土地,一滴都分不到。

我爸也不想要。

三叔有时候会想起来,给我爸换个工作,或者给我们家换个大点的房子。我爸都拒绝了。

他说:“我在厂里干惯了,自在。这房子住了几十年,有感情了。”

三叔听了,摇摇头,说:“二哥,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那语气,不是惋惜,而是一种盖棺定论的宣判。

我慢慢长大,从小学到中学。

在学校里,同学都知道我有个有钱的三叔。

他们羡慕我,觉得我应该有花不完的零花钱。但我没有。我穿的还是我妈做的布鞋,用的还是最普通的铅笔。

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因为他说我是个“假富二代”。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

回家后,我爸没骂我,也没打我。他给我洗干净脸上的泥,然后问我:

“为什么打架?”

我说:“他说我们家穷,是装的。”

我爸沉默了很久,给我递过来一个苹果。他说:

“小平,别人说什么,不重要。我们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手是用来吃饭和干活的,不是用来打人的。”

那时候我不懂他的话。我只是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爸太固执,太不合群。

如果他肯像大伯和姑姑那样,弯一弯腰,我们家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不用再穿带补丁的衣服,我妈也不用每天为几毛钱的菜价跟小贩争吵。

家族的聚会,我越来越不想去。

因为在三叔的别墅里,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

堂哥李勇会向我炫耀他新买的游戏机,表姐会用法文跟我说“你好”,然后咯咯地笑,笑我的无知。

大伯和姑姑会拍着我的肩膀,用一种长辈的口吻教训我:

“小平啊,要多跟你三叔学学,别像你爸,死脑筋。”

我看着我爸,他就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酒。

那酒是三叔从国外带回来的,很贵。

但我看我爸喝起来,跟我爷喝两块钱一斤的散装白酒,没什么两样。

他脸上没有享受,也没有痛苦,只是一片空白。

我当时想,我爸这个人,可能是天生就没有感情的。他对三叔的富有无动于衷,对亲戚的冷落也无动于衷。他就像一个钟,每天固定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准确,但冰冷。



那座用钱堆起来的大厦,倒塌只用了一个晚上。

那天我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出去,说我妈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我爸出了什么事,一路狂奔回家。

可推开门,看见我妈坐在凳子上哭,我爸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的烟头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山。

我妈看到我,哭得更厉害了。她说:

“小平,你三叔……被抓了。”

我愣住了。三叔,李解放,那个在我们家族里像神一样存在的人,怎么会被抓?

后来我们才知道,三叔的公司牵扯到了一起巨大的经济诈骗案。

他被当成主犯,直接带走了。新闻上,电视里,都在播这件事。

三叔那张曾经意气风发的脸,被打上了马赛克,标题写着“商业巨骗落网”。

一夜之间,天就变了。

最先有反应的,是亲戚们。

那个曾经几百条信息响个不停的家族微信群,瞬间死寂。

没有人说话,连一个表情符号都没有。好像所有人都同时断了网。

第二天,大伯李卫国就召集了所有亲戚,在我家对面的小饭馆里开了个“紧急会议”。

我和我爸没被邀请。我从窗户里,能看到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地走进去。

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

只知道会议结束后,大伯第一个给三婶王琴打了电话。

电话里,他义正言辞,说自己早就觉得李解放做生意有问题,劝过他很多次,他不听。

现在出了事,他作为公司的“副总”,其实也是受害者,是被蒙蔽的。

姑姑李爱华动作更快。她把三叔送给她的那些名牌包、首饰,全都打包藏了起来。

有人问起,她就说:

“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远房亲戚。他给的东西,我早就还回去了。”

堂哥李勇那辆红色的跑车,也被悄悄卖掉了。他说那车是租来的,现在合同到期了。

那些曾经在三叔公司里挂着各种“经理”、“总监”头衔的亲戚们,一夜之间全都“主动离职”了。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早就看透了李解放的为人,不屑与他为伍,所以才离开的。

仿佛在一夜之间,三叔李解放就成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十七年的锦衣玉食,那十七年的卑躬屈膝,都像是做了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所有人都急着把梦里的痕迹擦干净。

只有我爸,听着这些消息,他一句话没说,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

出来的时候,眼睛布满了血丝,对正在抹眼泪的我妈说:

“别哭了。我去看看。”

我妈拉住他,说:“李建国,你疯了?现在谁敢沾他?你还去?”

我爸说:“他是我弟。”

这四个字很轻,但很有分量。我妈松开了手,蹲在地上,哭得更伤心了。

她不是为三叔哭,她是为我们这个家,为我爸这个一根筋的男人哭。

我爸开始四处奔波。他去咨询律师,律师开口就要一大笔钱。

我爸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低着头,去找他那些老同事、老朋友借。

很多人家门都不让他进,说他是在给“诈骗犯”帮忙,晦气。

我第一次看到我爸求人。他站在别人家门口,腰弯得很低,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

他嘴里重复着:“求你了,就当借我。我以后,砸锅卖铁也还你。”

他借来的钱,对于三叔的案子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那是我们家的全部。



三叔的案子很快就判了。

因为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他被判了十五年。

三婶王琴在判决下来之前,就和他离了婚,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去了国外,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栋像迷宫一样的别墅,被法院查封了。里面的东西,被一件件搬出来拍卖。

我们家,也成了亲戚们躲避的对象。

他们觉得我爸去帮三叔,就是“拎不清”,是“傻子”。他们怕我们家会找他们借钱,怕我们会把霉运带给他们。

有一次在街上,我遇到了大伯。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转过身,假装在看路边的风景。

我叫了他一声“大伯”。他身体僵了一下,没有回头,加快脚步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街上主动跟亲戚打招呼。

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和那些亲戚断了联系。仿佛我们也被关进了另一座监狱,一座由人情冷暖砌成的监狱。

我爸像是老了十岁。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但他什么都没说,生活还在继续。

他还是每天去工厂上班,只是下班后,他会多打一份零工,去帮人修电器。

他要还债,还要供我上学。

三叔被关在离我们市很远的一个监狱里。我爸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送饭之路。

每个周六的早上,他都会起得很早。

我妈会提前做好几样菜,都是三叔以前爱吃的。红烧肉、炒土豆丝、再加一个荷包蛋。

菜做得很简单,但我妈放的油盐都恰到好处。

我爸会小心翼翼地把菜装进一个不锈钢的保温饭盒里。

那个饭盒很旧了,外面的漆掉了一大块,但里面被我妈刷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爸就拎着饭盒,去坐长途汽车。

单程就要四个小时。来回就是八个小时。

他到了监狱,把饭盒交给狱警,然后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跟三叔说几句话。

每次探视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他每个星期都去,风雨无阻。

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长途车都停运了。

我爸就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车一通,他就坐上了第一班车。

我问过他:“爸,你为什么非要送饭?监狱里没吃的吗?”

我爸看着我,说:“有。但那是犯人饭。我送去的,是家里的饭。不一样。”

他又说:“你三叔那个人,好面子,心气高。在里面,吃不上家里的饭,他的心就死了。心死了,人就没了。”

我似懂非懂。

那七年,我去上大学,放假才回家。每次回来,都觉得我爸又老了一些。

他的手上,除了机油的痕迹,又多了很多烫伤和划痕,那是他晚上给人修电器留下的。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贫,我妈很久没买过新衣服。

但我们家很安静。

没有人再为钱吵架,也没有人再羡慕别人。

有时候我爸从监狱回来,会坐在饭桌上,一个人喝点酒。他会告诉我三叔在里面的情况。

第一年,他说,你三叔不说话,就是看着我,眼睛是红的。

第三年,他说,你三叔话多了一点,问我身体怎么样,问你学习怎么样。

第五年,他说,你三叔看起来平静多了,他让我别去了,路太远。

第七年,他说,你三叔让我告诉你,好好工作,别学他。

七年,三百六十四次探视,三百六十四次送饭。我爸用八年的时间,走完了两万多公里的路。这条路,比红军长征还要孤独。



三叔出狱那天,天气很好。我和我爸开车去接他。车是借来的,一辆很旧的面包车。

监狱的大门是灰色的,很高。

上午十点,那扇沉重的铁门发出“嘎吱”一声,开了一道小缝。

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旧衣服,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他头发白了大半,人瘦得像一根竹竿。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有些不适应。

他就是李解放,我三叔。

他看到了我们,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走过来。

我爸走上前,没有拥抱,也没有说话,只是接过了他手里的塑料袋。

三叔看着我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

他站得笔直,对着我爸,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爸扶住了他,说:“回家吧。”

回家的路上,三叔一句话都没说。他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

七年了,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高楼更多了,汽车也更多了。

他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可却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流泪。

回到我们家,那个狭小但干净的筒子楼。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着。

桌上摆了四五个菜,跟七年前我爸送去的饭菜一模一样。

红烧肉,炒土豆丝,荷包蛋。

三叔坐在桌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他咀嚼得很慢,很用力。

吃着吃着,他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一滴一滴,掉进饭碗里。

他抬起头,看着我妈,沙哑地说:“二嫂,谢谢。”

我妈眼睛也红了,她说:“谢什么。快吃吧,都凉了。”

那顿饭,我们三家谁都没有多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三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帮我妈扫地,擦桌子。

他话很少,但眼神不再是刚出来时的迷茫。他的眼神变得很平静,像一口深井。

有时候他会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个星期后,他突然对我爸说:“二哥,我想请大家吃顿饭。”

我爸愣住了:“请谁?”

三叔说:“兄弟姐妹。所有亲戚,都请来。我想谢谢他们,当年那么‘照顾’我。”

“照顾”两个字,他说得很重。

我爸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但三叔的脸像一堵墙,什么都看不出来。

我爸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他说:“好。”

我爸开始打电话。他一个个地打过去。电话那头的反应,我都能猜到。

大伯在那头说:

“解放回来了?哎呀,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不是坏人!行,我一定到!”

姑姑在那头尖叫:

“天哪!我弟回来了!我得赶紧去看看他!吃了多少苦啊!”

他们似乎都忘了,这七年,他们是怎么躲着我们家的。他们也忘了,自己当年说过什么话。现在,他们又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凑了过来。

他们大概是好奇,好奇三叔是不是还藏着钱,或者,只是想来看个热闹。

饭局定在一家很普通的饭馆,三叔特意挑的。他说,就在这,挺好。

那天,亲戚们都来了。大伯,姑姑,堂哥李勇,表姐……全都穿得整整齐齐。他们一看到三叔,就围了上去。

“解放,你可算回来了!想死我们了!”

“瘦了,瘦了太多了!在里面肯定受苦了!”

他们一个个,表情真挚,眼含热泪,像是排练过一样。



三叔坐在主位上。他没有像十七年前那样,享受众星捧月的虚荣。

他很平静,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给每个人倒酒。

大伯,姑姑,堂哥……一个都没落下。

“大哥,这些年,家里都好吧?”

“姐,我外甥女在国外还习惯吗?”

他问的都是一些家常话,绝口不提过去的事。

亲戚们一开始还有些拘谨,看到三叔这个态度,渐渐地就放开了。

他们以为,三叔还是以前那个“好说话”的李解放。

酒过三巡,气氛热络了起来。

大伯喝得满脸通红,开始“忆苦思甜”,拍着三叔的肩膀,说:

“解放啊,当年你出事,我这心里,就像刀割一样!我天天为你担心,头发都白了不少!”

姑姑也抹着眼泪说:“就是啊,我那几年,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天天在家里给你烧香,求菩萨保佑你早点出来。”

堂哥李勇也凑过来说:“三叔,你不知道,你不在,我们家都没个主心骨了。现在你回来了,我们就有底气了!”

他们说得越来越起劲,仿佛这七年里,他们才是最痛苦、最煎熬的人。

我爸坐在一旁,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我看着这些人的嘴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本以为三叔会发火,会揭穿他们的谎言。但他没有。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一点没变。

等到所有人都说得差不多了,包间里稍微安静了一些。

三叔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们以为,高潮要来了。三叔要开始诉苦了,或者,是要找他们借钱东山再起了。

三叔环视了一圈,然后从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个旧布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很厚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放在桌子中间的转盘上,慢慢打开。

里面不是钱,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而是一沓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纸。

他一张一张地,把那些纸拿出来,铺在转盘上。

大伯凑过去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凝固了。姑姑也伸长了脖子,她看清那纸上的字之后,手里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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