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封存不可滥用：当以“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为唯一界限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司法实践中，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立本有其合理初衷——聚焦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挽救，避免其因心智尚未成熟时的过错终身受限，为其回归社会预留容错空间，这是法律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具象体现。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却被随意扩大适用范围，模糊适用边界，沦为部分违法者规避惩戒的“挡箭牌”，滋生出“封存即免责”的错误认知，导致违法成本大幅降低、侥幸心理蔓延，严重冲击法律的权威性与社会公平正义，绝不能为违法犯罪行为开绿灯。

所谓“封存记录让法律乱成一锅粥”的吐槽，本质上是对制度滥用的强烈不满，根源在于适用边界的模糊化。部分人错误认为，只要涉及违法记录，无论主体身份、行为性质，都可申请封存，甚至将封存等同于“抹去过往”，即便再次违法，也能凭借“无记录”的表象逃避应有的惩戒。更有甚者，将违法犯罪事实等同于“个人隐私”，宣称他人无权置喙，一旦被质疑就以“侵犯隐私”为由起诉追责。

这种认知的核心谬误，在于彻底混淆了“合法隐私”与“违法事实”的本质界限：个人财产、住址、通讯记录等未触及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受到法律严格保护，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违法犯罪行为绝非“隐私”——其本质是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直接侵害，属于应当被记录、被监督、被追责的公共事务范畴，是不可隐藏、不可篡改的客观事实，绝非可以随意遮蔽的“个人秘密”。

过分扩大违法记录封存范围，本质上是对违法行为的另类庇护，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试想，若将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之外的违法者记录随意封存，受害者难以知晓加害人的过往劣迹，无法提前防范二次伤害；用人单位（尤其是教育、安保、医疗等直接关联公共利益的行业）无法合理预判从业人员的行为风险，可能埋下重大安全隐患；更严重的是，“违法可封存”的错误导向会彻底削弱法律的威慑力，让部分人产生“反正记录能藏，犯错无关紧要”的侥幸心理，进而陷入“第一次、第二次甚至多次违法”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法律不仅无法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初衷，反而会沦为违法者的“遮羞布”，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让守法者寒心，让违法者嚣张，最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事实上，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核心价值，本应聚焦于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认知能力、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其违法行为往往带有冲动性、偶然性，而非主观恶意主导的恶性犯罪。对其违法记录予以封存，是为了避免其在成长过程中因一时过错被贴上“违法者”标签，遭受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歧视，保障其平等发展的权利，这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共识与社会伦理。但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的“扩大适用范围”（如将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成年人的轻微违法记录也纳入封存）、“模糊适用标准”（如对主观恶意较大的违法行为随意放行）等问题，导致制度彻底走样变形。

法律的威严不容亵渎，制度的适用必须有清晰的边界。要纠正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滥用乱象，核心在于明确其唯一适用主体——仅针对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除此之外，任何年龄段、任何类型的违法犯罪记录，均不应被随意封存。一方面，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适用边界，明确规定“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之外的任何主体，其违法犯罪记录不得封存”，对严重违法犯罪、多次违法、主观恶意较大的行为，无论主体年龄（除未满14周岁外），一律不予封存，确保法律的惩戒力度不打折扣；另一方面，要厘清“隐私保护”与“公共利益”的界限，即便是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封存记录，在涉及后续违法犯罪侦查、公共安全重大风险预判等场景下，也应赋予相关部门查询权限，同时明确其他主体的违法记录在必要时的披露义务，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法律的温度，绝不能凌驾于法律的底线之上。违法记录封存的初衷是“宽容”，但宽容的对象只能是心智未熟的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而非所有违法者；人文关怀不等于放弃惩戒，更不等于为违法犯罪开脱。我们既要坚守未成年人保护的底线，给予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也要坚守法律的基本原则——违法必担责、过错必追责。唯有将违法记录封存的边界严格限定在“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这一唯一主体，杜绝制度滥用，才能让法律既有人情味，又有威慑力；既保护公民合法隐私，又严惩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任何试图扩大封存范围、将违法记录等同于“隐私”、为违法犯罪开脱的行为，都是对法律的误解与亵渎，必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与法律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