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与陕北红军组建15军团，军团长为何不是刘志丹，是徐海东？

1935年9月中旬，从鄂豫皖苏区一路转战豫鄂陕抵达陕北的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这对于两支部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意味着西北的革命力量又增强了。

在此后，红25军与红26军、27军各编一个师，组建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这样的领导配置，明眼人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

我们知道陕北根据地的发展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率领部队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逐渐发展为两块根据地，分别是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在后来成立红26军和27军。虽然是军的建制，两支部队也才几千人，但此时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很好。

1934年，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26军，刘志丹是军事负责人；陕北根据地成立陕北游击队，谢子长为总指挥。1935年在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刘志丹被选为军事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两根据地部队作战。

可以说在西北刘志丹的影响力和威望越来越高，作为一支转战到陕北的部队，徐海东、程子华为何能成为西北部队军事主要负责人呢，这是有复杂原因在里面的。

在红25军未到陕北之前，西北地方与部队主要干部存分歧矛盾。

陕甘边区特委与陕北特委分属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北方局，后改为驻北方代表领导。从1934年两个根据地开始更多联系，协同作战。陕北特委负责人宣读了上级对红26军是“右倾机会主义”等几顶帽子，让陕甘特委以及26军上下不满意。

张秀山回忆录说陕北根据地的负责人传达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指示”甚至给北方代表、上海临时中央局写报告，说红26军和陕甘特委是“右倾”。不及，北方代表派朱理治，上海派聂红钧到西北工作。两位上级开始对西北革命发挥作用，可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认为他们没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去了解，而是听信极个别的意见。

1935年9月中旬，随着红25军会师，情况发生变化。召开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中央代表团”，会上主要说了红26军的问题，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为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对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彻底改造，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刘志丹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被撤去，聂洪钧为接替。同时，将红25军、26军、27军各改编为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

也就是说上面派来的两位负责人，对西北工委以及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不信任，甚至要用一些错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与正确的路线进行斗争，刘、高、张、习等都被扣上帽子。像最擅长阶级斗争的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后，似乎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对“反右”斗争的执行很果断。

如果没有所谓“反右”斗争，作为西北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即便两支部队会师，合并在一起，刘志丹都会毫无顾忌成为军事负责人，而不是副职。

第一，他在西北的威望很高，在干部和群众眼里成为一名旗帜。旗帜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第二，对西北的人情、地形，敌情非常熟悉，更能在当时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

就在西北革命危机关头，中央抵达陕北，了解西北的革命形势和现在的问题后，派王首道，贾拓夫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制止错误做法，并全面接管工作。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干部们获救后，都对中央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后来的刘志丹恢复工作，担任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率领部队东征时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