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庆龄找到毛主席，并为一人求情，毛主席：有一个要求

1945年初冬，苏州高等法院大门紧闭，冷风裹着枯叶在青石路面上打旋。押解车停下，穿灰呢大衣的陈璧君抬头望了一眼阴沉的天空，随后被推入审判席。几小时前，她还是“第一夫人”；此刻，编号“20304”才是她的新身份。

回到四十年前。1905年，南洋槟榔屿码头熙熙攘攘，16岁的陈姓少女挤进同盟会的临时演讲棚，听见台上的青年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一刻，她血脉里涌出的，是理想与激情。少女很快被吸收入会，成了分会里最年轻的“核心成员”。也正是在那条窄窄的长廊，她第一次与名声正旺的汪兆铭对视，一个眼神，命运的阀门随之打开。

几番辗转，日本东京。刺杀团、手枪、击剑课，全都写进了两个人的青春简历。缺钱时，她掏零用；遇险时，她充当联络。旁人说汪兆铭文弱，她偏要信“文弱里藏着大计”。1911年清廷放人，汪出狱穿过人群径直抓住她的手，两人在上海举行婚礼，气派得像是一场革命庆功宴。

然而命运拐弯从不打招呼。1938年重庆灯火昏黄，政坛暗流汹涌。汪精卫在“和谈”与“抗战”之间踱步，迟迟难决。有人统计，那年他开了八次碰头会，前七次皆无结论。到第八次，陈璧君站起身，只一句：“走吧。”一句话，把丈夫推上汉奸名单的首位，也把自己牢牢绑上了战车。

1944年冬，汪精卫在日本病亡。陈璧君携骨灰回国，靠着残余势力苟延残喘。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她在广州宅邸里彻夜失眠，左手握着旧日电报，右手紧攥蒋介石早年私信。正因这些把柄，郑介民布下连环局，把她骗上珠江小艇，铁门锁死，悬念终结。

法庭上，五桩罪状逐条宣读，陈璧君昂首反驳：“我有枪毙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心。”最后判决无期。她嘴硬，牢门却硬得多。提篮桥监狱的灯，一盏一盏熄灭，陈璧君在夜里听见铁窗外的汽笛声，长而尖锐。

时间来到1949年9月，北平秋意微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宋庆龄与何香凝在休息室低声商量：“她在狱里熬了四年，身体快垮了，总要给条生路。”两人步入中南海大门，见到毛主席。他们开口说明来意，空气略显凝重。主席缓缓掐灭烟头，说道：“一个要求——必须承认错误，写份声明。”简单一句，既是底线，也是机会。

离京后，宋庆龄动笔给狱中的老友写信。信送到病房，陈璧君沉默良久，灯光里她的侧脸憔悴得难以辨认。最终，她回了一封短柬：拒绝。理由依旧——“不认罪，何来声明”。

1954年，第三次病危。监狱把她送进上海瑞金医院，每日注射进口青霉素，药费高得惊人。护士帮她翻身时，她感慨了一句：“没想到还会有人这么对我。”那声呢喃，比任何政治攻势都直抵人心。病愈归监后，她主动要求参加缝纫劳动，针脚生疏，却从早缝到晚，嘴里嘟囔：“别人能做，我也能做。”

再过三年，医生在病例上写下“多发性心血管疾病”。她第七次住院，管教陪在床边，半夜换冰敷。陈璧君有一天忽然说：“谢谢你们，我欠下的太多。”谁也没料到，这句话就是她此生最后的让步。

1959年3月17日清晨，病房窗外蒙蒙细雨。陈璧君合眼前，叮嘱把骨灰送往香港，与汪氏旧墓相伴。十几个字的遗嘱写完，她轻轻放下笔，再无声息。编号“20304”随之注销，一段跌宕命途在提篮桥终章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