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国条款”重响东瀛：中国为何引而不发？

作者｜时事热点观察者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海局势与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挂钩的露骨言论，犹如向东亚投下了一颗外交震撼弹。中方反应迅速而凌厉，除了一系列外交反制，中国驻日使馆更是在社交平台罕见援引《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明确指出若日本以军国主义国家状态复活侵略政策，中国有权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对日动武。这一基于国际法的强硬警告，将历史的聚光灯重新打在了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身份上，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叩问：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上的不断挑衅，手握法理和历史优势的中国，为何展现出引而不发的战略定力？这究竟是实力不济的“儒性”，还是更高维度的战略清醒？

一、 “敌国条款”重响：一次直戳历史脊梁的法理亮剑

高市早苗的言论，远非普通的外交失礼。它公然将中国内政与日本安全捆绑，粗暴干涉中国核心利益，是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与挑衅。对此，中方的回应是立体的。除了外交上的严正交涉和“必将迎头痛击”的军事警告，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亮出《联合国宪章》第53条与第107条构成的“敌国条款”。

这一条款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留给战胜国的特殊法律工具，旨在防止德、日等“敌国”的侵略政策死灰复燃。它授权战胜国为“防备此等国家再施其侵略政策”，可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直接采取行动。中方此次明确援引，是一次精准的法理“点穴”。它清晰无误地告知日本及国际社会：第一，日本的战败国身份及其军事权利所受的限制，是具有最高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国宪章》所明文规定的，不容遗忘或篡改。第二，日本当前在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加速军事化、公然干涉台海的危险动向，已经触碰了“再施侵略政策”的红线，中国完全有权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日方对此辩称，“敌国条款”已被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定为“过时”。然而，国际法学理清晰指出，一项条约条款不会因“过时论”而自动失效，其废止必须经过《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极其严格的修正程序。更何况，正如朝鲜代表曾在联合国指出的，与经历了彻底去纳粹化、深刻反省的德国不同，日本对其历史罪责的清算远未完成。从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到如今妄言武力介入台海，日本的行为不断证明，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并未根除，“敌国条款”所预设的预防性立法动机在东亚依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 琉球之问：未竟的清算与错失的历史窗口

中方的法理亮剑，自然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日本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的核心——琉球群岛（日称冲绳）。用户提问中提及的与那国岛，正是琉球群岛最西端的岛屿，距离中国台湾岛仅约110公里。日本近年来在此加强军事部署，将其变为监控台海的前哨，本质上是在复活其军国主义的地缘战略遗产。

从国际法和历史事实看，琉球地位存在重大争议。1879年，日本以武力强行吞并了独立的琉球王国。二战后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土地均应被剥夺。据此，琉球在战后理应脱离日本控制。历史也的确如此，战后琉球由联合国托管，美国行使行政权。然而，冷战格局扭曲了正义。1952年，美国在排斥中国、苏联等主要战胜国的情况下，与日本非法缔结《旧金山和约》，并在此后于1972年将琉球的“施政权”私自交还日本。中国政府早已明确，这份排斥主要当事国的所谓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它完全不能构成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

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国曾有机会以更有利的方式解决琉球问题。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两次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将琉球交予中国管辖。然而，出于对日后中日再生恩怨的担忧以及战略短视，蒋介石两次以“中美共管”为由婉拒，导致《开罗宣言》最终文本只字未提琉球归还。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在当时就极力主张收回或托管琉球，并警告“如琉球果仍还日本，则若干年后，台湾必有再度被侵之虞”。这一跨越时空的远见，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因此，当前日本对琉球的控制，建立在非法条约和冷战遗产之上，其法理基础是脆弱的。中国学界和民间对琉球地位未定的讨论，有着坚实的历史和国际法依据。中国完全有理由就此提出质疑。但中国没有选择以激进的“占领”方式来打破现状，这背后是基于对现实战略格局的深刻洞察和更为成熟的全局考量。

三、 战略清醒：不行使“占领权”背后的多维博弈

在实力与法理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引而不发，展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清醒。这绝非怯懦，而是在复杂地缘棋局中追求最优解的智慧。

首先，是避免落入“代理人战争”陷阱的深远考量。 美国有长期策动代理人战争的传统，其核心逻辑是让代理人冲在前线消耗对手，自己则躲在幕后掌控全局、获取最大利益。当前的日本，正被美国塑造为“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美国推动日本军事松绑，从“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其意图之一就是打造一个有能力在东亚前沿对抗中国的“强大代理人”。如果中国因领土争议或历史问题与日本陷入高强度军事冲突，甚至升级为战争，则正中美国下怀。中国将不得不消耗巨大国力与一个被武装到牙齿的“代理人”缠斗，而美国则可坐收渔利，并可能联合更多盟友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因此，保持战略定力，不被日本的挑衅带入消耗战的节奏，是中国顶级战略智慧的表现。中国的应对之策是“强自身”，即持续加速军事现代化，尤其是提升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确保在任何冲突中能让干预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从而从根本上慑止战争。

其次，是实施“精准反制”与维持“斗而不破”的平衡艺术。 中国的回应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套精准的组合拳。在法理上，援引“敌国条款”是高位亮剑。在经济上，中国拥有诸如稀土出口管制等“外科手术式”制裁工具，能精准打击日本的高科技和军工产业，同时保持核心经贸关系的“斗而不破”，为关系转圜留有余地。在军事上，中国海空军力的常态化和突破性巡航（如舰机前出琉球附近海域），本身就是最有力的主权宣誓和实力展示。这种“敲打与诱导”并存的策略，目的是让日本决策层清醒认识到挑衅的严重后果和与中国合作的现实利益，从而约束其右翼冒险冲动。

再次，是“分化敌”与“扩盟友”的高明外交手腕。 中国清晰地认识到，日本的挑衅行为是其国内右翼政治势力与美国外部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策略是区分对象。对于日本政府内的右翼分子，予以坚决揭露和回击；但对于日本民间和平力量及经济界，则保持沟通与合作，利用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日贸易额远超日美）来制约其战争冲动。同时，中国积极深化与韩国、东盟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广泛的伙伴网络，防止被孤立。更重要的是，中方善于利用美日同盟内部的矛盾。历史上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打压日本经济的教训犹在，近期双方在军费分摊、武器部署上亦不乏分歧。揭露美日同盟的不平等本质，有助于促使日本社会反思其是否甘愿永远充当美国的战略棋子。

最后，是超越零和博弈、着眼塑造未来秩序的地缘智慧。 中国当前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并确保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被中断。在东海、台海方向，中国通过海警船的常态化巡航和有效的海空管控，已逐步掌握了维权主动权，这是一种成本更低、可持续性更强的“实际控制”。相比之下，一次激进的军事占领行动，虽能带来短暂的舆论轰动，却会彻底颠覆地区格局，将中国拖入一场前景莫测的全面对抗，消耗用于民族复兴的宝贵战略资源。中国的选择，是坚守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秩序，通过持续的力量存在和坚定的外交斗争，一点一滴地巩固自身的法理和事实优势，等待历史机遇的水到渠成。

四、定力之下，是驾驭历史的自信

综上所述，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的频频挑衅，中国援引“敌国条款”却引而不发，展现的绝非实力不济或所谓的“儒性”，而是一种基于强大实力、深厚法理和高超战略思维的综合自信。

这是一种“手握王牌，但不轻易摊牌”的定力。中国清楚地知道自身权利所在，也完全有能力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但中国更深刻地认识到，当今大国博弈的胜负手，已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攻城略地，更在于战略意志的比拼、国际人心的向背和长远发展格局的塑造。中国不在历史旧账上采取单边冒险行动，恰恰是为了牢牢掌握塑造东亚未来的主动权和道义制高点。

中国的战略，是保持一种强大的、可升级的威慑，让任何挑衅者都明白“玩火者必自焚”的绝对后果；同时，又以巨大的战略耐心，推动地区国家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和平秩序。这背后，是对国家发展命运的绝对负责，是对地区人民福祉的深远考量，是一个成熟大国在穿越惊涛骇浪时应有的沉稳与智慧。时间，终将站在历史正义与战略清醒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