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仇敌当上总统，萨达姆绞刑时，他却说：绝不签字

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绞死了。绞刑场面没有正规审判的那种庄重，更多像一场混乱的报复秀。总统府里，几周前送来的那份死刑文件，曾被当成能决定生死的红本子摆在桌上——贾拉勒·塔拉巴尼没在上面签字。

执行当日正逢宰牲节第一天，现场人群嘈杂，录像像素差的手机拍下了全过程。画面里有人对着台上喊，有人骂，甚至有人高呼某些宗教派别的名字，气氛像是在报仇而不是在执行法律。萨达姆离开世界前还回了几句嘴，然后绞刑杆动了。那段视频一出，原本想表现为司法终结的场景，立即被很多人看成宗派仇杀的证据。逊尼派的愤怒立刻借此放大，感觉不是被审判，而是被羞辱。

回到几周前。2006年11月，一份判处死刑的文件被送进巴格达总统府，交到塔拉巴尼面前。按当时程序，处理像萨达姆这样的大案，需要总统层面的确认。外界的摄像头都对着总统府，什叶派、库尔德人、还有普通民众都等着看这件事走到哪儿。塔拉巴尼把文件推回桌上，说了三个字：我不签。很多人当场懵了，有人大骂，有人疑惑，有人说他糊涂。

事情比表面复杂。塔拉巴尼出身是库尔德人，年轻时是律师，后参加游击战争，带着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在山里打过多年仗。他见过太多血——尤其是1988年的“安法尔”行动和哈拉布贾化学袭击，那一幕他记得很清楚：几千条生命在几十分钟内被夺走，空气里弥漫着类似苹果味的毒气，城市像被掏空。再往前看，1982年的杜贾尔（Dujail）事件里，萨达姆下令屠村，148名男子被处死。这些都是塔拉巴尼和库尔德人记在骨子里的账。

这么看，塔拉巴尼拒签并不是心软。他早年是左翼律师，曾经在国际上签过反对死刑的声明，法律职业的底线是存在的。再往政治面想，他清楚一件事：如果一个库尔德出身的总统把萨达姆的死刑一笔签了，很多逊尼派会把这看成库尔德人的复仇，而不是国家法律的裁决。伊拉克那会儿已经分崩离析，各派势力互相猜忌，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报复”的举动都有可能点燃更大的冲突。塔拉巴尼想给国家留一个法理的缝隙，不想让判决成为挑起新一轮暴力的导火索。说句不太热闹的话，这决定里既有法律信念，也有政治计算。

不过塔拉巴尼的那一推并没有阻止结果。时任总理马利基以总理职权，找到法律的空子，再加上外部力量的默许或推动，绕过了总统的否决。2006年底，程序上被处理完，执行进入最后阶段。很多人觉得这是绕过程序的做法，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必然的结局。无论怎么看，现场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不再像法庭的公开判决，更像街头的私刑表演。

把时间线再往前拉一点。2003年，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把萨达姆赶下台。他被从提克里特的一处地洞里抓出来，形象从国民眼里的强势独裁者，变成了邋遢不堪的囚犯。随后几年里，伊拉克政局重整，2005年塔拉巴尼以库尔德派代表的身份被选为总统，肩负起在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之间做某种平衡的任务。那段时间，国家需要一个能在不同派系之间调和的人，塔拉巴尼承担了这个角色，尽管挑战巨大。

回头看萨达姆的统治路子，他从1979年正式掌权后，把权力集中到极点。高层清洗、公开处决、对异见者的严酷打压成了常态。对库尔德人尤其严苛，主政者视他们为必须铲除的“麻烦”。1988年安法尔行动是其中最血腥的一页，化学武器的使用让哈拉布贾瞬间成为灾难现场。塔拉巴尼那些年在山里带队抗争，亲眼见到的并非抽象的数字，而是真人真事的惨状。

杜贾尔案是法律层面用来定罪萨达姆的重要证据之一。1982年发生的一起暗杀未遂事件，遭到报复式的镇压，村里148名男人被处死。对审判者来说，这是明确的指控链条，对公众来说，这是无法抹去的伤痕。正是这些历史事实，构成了随后判决的基础，也让情绪难以平复。

执行后的效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逊尼派的愤怒没有被消化，反而被放大，很多原本对权力结构不满的人，开始寻求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几年后，伊拉克出现的极端组织得以在部分逊尼聚居区蔓延，利用那些被边缘化、被羞辱的情绪招揽人手。这其中的因果链并不是单一的，但萨达姆被处死以及处死的方式，确实成为了新的裂缝节点。

塔拉巴尼在总统位上坚持了几年，尽量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努力把三股对立的力量拉回到某种脆弱的平衡。2012年他中风，体力与政治影响力随之削弱。2017年10月3日，塔拉巴尼在德国医院去世，享年83岁。去世时，伊拉克依旧在战火与政治动荡中徘徊，那些他曾试图保护的东西仍旧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