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因为潘汉年同样的预判，遭受了一场几近灭顶的无妄之灾

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1940年5月，四辆军用大卡车从延安出发，车上坐着的都是到各地开展秘密工作的中共精英，他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一路通关过卡，蜿蜿蜒蜒一直开到了陪都重庆，其中一辆卡车又马不蹄停的开往桂林。

这辆卡车上就有叶钟英、张志申、侯德华、朱月三、汤绮一行五人，他们受组织派遣，前往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他们辗转桂林、贵阳、重庆、香港等地后，终于在同年11月底来到了上海。

乔犁清代表组织安排他们住进了贝勒路福熙村48号（今黄陂南路710弄卫国新村）。

叶钟英是湖南长沙人，父亲叶江是中共早期党员，1931年任中共长沙巡视员时被杀害于长沙，母亲朱月三带着叶钟英姐妹隐姓埋名生活在长沙。

1938年长沙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朱月三带着叶钟英姐妹找到了八办，提出母女三人一同参加革命的要求，得到同意后，母女三人先后被送到延安。

16岁的叶钟英与姐姐都被选拔到无线电训练班参加学习。

据《叶钟英讲述潜伏上海两年半》记述，“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训后，我们就分别地被派了出去。我姐姐去了北方某地，我和母亲被派到上海。”

叶钟英化名朱萍芳，担任电台的报务员，“我们母女俩住在三楼，男同志（注：即张志申）住在亭子间，二楼住的是一个资本家，他家的两个保姆晚上都睡在过道上。”汤绮被安排住在底楼，掩护电台，张志申扮作汤绮的外甥。

侯德华为译电员，与乔犁青同住在马当路一家煤球店楼上的亭子间里。

叶钟英继续回忆道：“我负责的电台开始是准备跟延安联络的，可是开机后怎么都联络不上，为此我急得直哭。心想组织上安排我是跟延安联络的，现在一切都安顿好了，电台也架设好了，可就是联系不上，这可怎么办。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向组织汇报。上级派来了一个叫‘小李’的人，以后我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刘人寿，也是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的。

他来检查试机后得出的结论是功率不够，当时我使用机器的发射功率是40瓦。经过向组织汇报后，最后组织上决定我这部电台改方向跟香港联络。因为男同志在工作时间就要守在亭子间，过了一个时期组织上就安排这位男同志去学习机务，以后一旦机器出现故障他就能临时处理，这样人员的安排就更加合理了。于是每天晚上我就收发电报，第二天白天我母亲到复兴公园去接头，送出收到的电报、取回要发的电报。”

母亲朱月三在复兴公园接头的人就是交通员乔犁青，乔犁青从朱月三那里取回收到的电文，又将要发的电文交给朱月三。

这部刚建立的电台不能与延安联络，着实愁煞新人刘人寿，但难不倒牛人潘汉年。

于是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家里的电台再次被借用。

据刘人寿后来回忆（见陈邦本《“全能特工”刘人寿和他的妻子》）：“从1941年5月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止，我遵照汉年指示，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3楼设专事向延安拍发战略性重要情报的电台，我担任报务员兼译电员。由住在二楼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的夫人裘尔斯做掩护。她在一家外国医生的诊所当护士。”

这些“战略性重要情报”自然包括上海情报科日籍情报员提供的众多情报，包括苏德战争爆发时间、日军采取南进策略而非北进进攻苏联等等。

写到这里，应该要对希伯和秋迪夫妇作一介绍叙述了。

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都是德共党员、国际主义战士。

希伯参加过北伐军，与宋庆龄、巴林、史沫特莱、魏璐诗、耿丽淑、马海德、路易·艾黎、甘普霖等人在上海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他先后到过陕北、皖南、苏北、山东等根据地，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罗荣桓、陈毅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过深入广泛的报道。

据此，有些文章认为希伯还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裘尔斯协助丈夫开展工作，采购医药及医疗器械支援中共，也深入过苏北、山东等根据地，在日军即将对山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希伯不肯撤离，而让妻子裘尔斯提前撤到了上海，这成为他们夫妇的永别。

在惨烈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希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药就倒下去了……”这是希伯牺牲的真相，他的翻译也是这样自我殉难的。

汉斯·希伯成为第一个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欧洲人。

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曾这样评价过汉斯·希伯：“他是一名记者，却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在战场牺牲；他是一名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

希伯牺牲时，裘尔斯正在上海掩护刘人寿发报。

直到希伯牺牲四年之后，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有关部门才与秋迪联系上，把希伯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秋迪悲痛万分，立即来到大青山，冲着希伯牺牲的地方呼唤着他的名字……离开沂蒙后，她独自去了德国。”

“18年后，依然独身的秋迪·卢森堡忍受不住对丈夫的思念，又万里迢迢重返大青山，为希伯扫墓……1981年，年过六旬的秋迪又来了……她亲手采了一束鲜花放在希伯的墓前，含泪告诉丈夫：‘我老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了，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以后不能来看你，你要原谅我！’”

秋迪这次告别沂蒙后，直至92岁高龄逝世，再也没能回来。

潘汉年的失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租界，裘尔斯家的电台即停止了工作，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仍有潘汉年系统的叶钟英台，刘少文系统的李白台、郑执中台和杨建生台、中共江苏省委的李星峰台、浦东游击支队的王光台在继续工作。

1942年夏，住在福熙村48号的叶钟英已感觉到危险的临近，因为“有时有陌生人来找人，有时是有人来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等等。最后日本鬼子的无线电测向车就停在马路边的弄堂口了。”

叶钟英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交通员乔犁青，“上级听了我的汇报就立即叫我撤出，把我和我母亲安排到一个倾向共产党的人家暂住，地址是劳勃生路，即现在的长寿路大自鸣钟附近。”

叶钟英母女搬出此处后，电台由张志申担任报务员，组织上又安排孟述先、苏利民夫妇通过正常的房屋转租手续，住进这里掩护电台，孟述先特意关照保姆，夜晚未经他的允许不能开门。

除此之外，还在张志申的房间里装了警铃，开关是一枚钉在孟述先夫妇房内墙上的钉子，为防注目，特意在钉子上挂了一件衣服。

只要楼下钉子一按，三楼张志申房间的警铃就会发出警报。

新任报务员张志申是陕西富平人，1938年6月参加八路军，次年进入延安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虽然他参加革命时间较短，但为人沉着机智，善于应变，警惕性高，他掌管电台后，在木板夹墙的支柱中挖了一个能隐藏电台的洞，每天发报完毕即将电台藏进洞里后再将夹板恢复原样，这个夹板旁边又是一个放热水瓶、水杯的案几，外人无从察觉。

这些预防保护措施，在后来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拯救了张志申甚至整个密台小组的生命。

叶钟英撤离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保姆急切叫醒孟述先，随之孟述先听到一阵阵的敲门声，苏利民随即摁下钉子，三楼正在发报的张志申发现警报，迅速熟练地将发报机拆卸后藏进洞里，恢复档板，摆好水瓶水杯，熄灭电灯，将蒙灯的灯罩和窗前当作厚窗帘的毯子取下，一口气完成后，躺在床上假寐。

日军的便衣侦探在翻译的带领下，层层搜查，忙乱了半天，除了扯掉室外一根天线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种天线，当时有收音机的住户几乎都会装一根。

如此惊险的一幕，张志申自然向乔犁青汇报，黄景荷得知后，赶到马当路侯德华的住处，通知他紧急撤离。

侯德华二话不说，随即收拾一下便撤离了住处，跟黄景荷转乘公共汽车，来到康梯路（今建国东路）一个居民家中隐蔽起来。

他这一隐蔽就隐蔽了半年，直到有天大雪纷飞，“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穿着入时、宽大的头巾包得只露出眼睛的少妇，直往屋里走来”为止。

乔犁青通知张志申在原地再坚持几天，张志申表示：“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损害组织。”

这个通知来自于潘汉年的决定，他认为从敌人搜查了附近好几处房子这一情况看，敌人尚未锁定电台的准确位置，认为如果立即撤出，反而会暴露目标并累及担任掩护任务的地下党员，所以主张再观察几天再说。

从这几天的观望中，我们再次领略到张志申的机敏，叶钟英继续讲述道：“有一天，我想去找那位男同志了解一下情况，走到杜美路，现在叫东湖路，看到他从对面走过来。当他走近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看到他使眼色，就估计有问题了。

我也没吱声，没跟他打招呼，目光也没有朝他看，而是扫了一下他的身后，看到有人跟着他。于是我就径直走去，跟他擦肩而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就站在杜美大戏院即现在的东湖电影院外面看海报。他可能也猜到我想知道情况，就又从我身后走过，轻声地说：‘昨天晚上来了，你别说话。’听了他这句话，我就慢慢地离开了那里，以后他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张志申在知道自己被跟踪盯梢的情况下，至少做对了三件事：

一是使眼色示警，二是明白自己的同志想要了解情况，三是告知情况后不忘提醒对方不要开口。

鉴于张志申被跟踪盯梢这一情况，电台自然停止工作，乔犁青、张志申不久后即撤离上海，转移到华中根据地，设在福熙村的电台也就此终止。

这次的侥幸脱险，全赖张志申的巧藏电台、被跟踪盯梢时的机敏应变和孟述先的防护措施，而非潘汉年的判断正确。

而上海情报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因为潘汉年同样的预判，遭受了一场几近灭顶的无妄之灾：佐尔格的东京拉姆扎小组被破获后，东京警视厅后来发现了尾崎秀实与中西功等人有关联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于1942年6月16日同时在上海和南京抓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21天后，其他日籍情报员被捕。

在此紧急情况下，钱明三次向组织报警，但潘汉年、吴成方仍没让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紧急撤离（哪怕是搬搬家），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坐失了长达43天的撤退良机。

中西功、西里龙夫在被捕43天后，终于扛不住酷刑，招供了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是令人痛心的场面，除少数几人得以幸免脱身外，大部分成员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集中逮捕。

日本方面将此案命名为“中共谍报团案”。

郑文道（程和生）为实现自己誓死保护组织和中西功的誓言，在被捕时跳警车，在审讯时跳高楼，英勇牺牲。

西里龙夫后来访问中国时，特意到郑文道跳楼殉难之地凭吊哀思。

叶钟英在回忆她的撤离时说“194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和我母亲坐轮船去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北撤的时候……我是去山东的。以后就是跟着第三野战军一路打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