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仁被“双开”郴州连续五任书记落马！

2025年12月2日，湖南省纪委监委正式发布通报，第十二届湖南省委委员、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分党组原书记刘志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通报

这一重磅消息，为这场始于2024年12月28日的审查调查落下关键一笔。彼时，已从湘潭市委书记调任省人大岗位仅四个月的刘志仁，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成为二十多年来郴州连续第五位落马的市委书记。

刘志仁

作为这场持续腐败的“收官者”，刘志仁在主政郴州的三年间，上演了一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末日狂欢式”贪腐，其行为之疯狂、手段之隐蔽，堪称郴州官场腐败的“集大成者”。
刘志仁的个人经历，堪称一条从基层逐步攀升至地方主官的典型路径。
1986年7月，他从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毕业后，开启工作生涯；早年深耕水利、投资领域，从省水利水电厅科员逐步晋升至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经理，积累了丰富的项目投资与管理经验。2002年起，他转入机场建设运营领域，历任张家界机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还曾兼任省机场管理局局长，凭借专业能力获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为领域内公认的“专家型干部”。2016年12月，刘志仁告别深耕14年的机场系统，调任郴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7年1月正式当选市长，2021年3月接任郴州市委书记，2022年3月跨市升任湘潭市委书记，2024年8月调任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委员提名人选，直至同年12月主动交代问题接受审查调查。
郴州，这座湘南“有色金属之乡”，因连续五任市委书记相继折戟而沦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梳理这条触目惊心的腐败链条，每一环都带着权力变现的鲜明印记：
李大伦（1999-2006年任郴州市委书记）：作为链条起点，他在任期间垄断全市城建项目，与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联手构建腐败网络，直接开启了当地权力寻租的潘多拉魔盒，引爆2006年震惊全国的“郴州腐败窝案”，涉案官员达160余人。2006年5月被查，2008年一审获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戴道晋（2008-2011年任郴州市委书记）：接任后，非但未修复政治生态，反而弃守管党治党责任，大搞“数字政绩”和“家族式腐败”。2024年1月，退休三年的戴道晋被查；经查，其在郴主政及后续任职期间受贿超1.07亿元，退休后仍利用影响力受贿366万余元。2025年6月24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向力力（2011-2017年任郴州市委书记）：将腐败升级为“官商同盟”模式，与弟弟向明明构建商业帝国，垄断地产、矿产等暴利领域，通过低价转让国有资产造成数亿元国资流失，其“政商旋转门”模式严重污染当地生态。2019年5月被查，四个月后被“双开”，2020年因受贿罪获刑十五年。
易鹏飞（2017-2021年任郴州市委书记）：将腐败推向“卖官鬻爵”的新高度，明码标价干部岗位，任人唯私唯利，还通过“合法化”包装变相索贿，带坏全家搞“家族式腐败”。2023年2月被查，同年7月被“双开”，2024年3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获判无期徒刑，受贿总额达8140万余元，还造成4.48亿元公共财产损失。
2021年3月，刘志仁从郴州市长接任市委书记时，面前是四任前任接连落马的沉重警示，身后是千疮百孔的政治生态。但这位兼具工程专业背景与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主官，并未选择刮骨疗毒，反而精准拿捏当地矿产开发、土地出让、工程承揽的“寻租密码”，抱着“最后捞一把”的心态，上演了一场为期三年的“末日狂欢”。
据纪委办案人员透露，刘志仁深知郴州腐败盖子迟早会被揭开，其贪腐行为比前任更显疯狂，“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事都敢办”，将权力变现的路径玩到了极致。
刘志仁的贪腐，首先体现在对重大工程项目的“精准操控”上。
凭借早年在投资、机场建设领域积累的专业经验，他在任期间将“优化营商环境”“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施政口号异化为敛财遮羞布，尤其对自己全程主导的郴州北湖机场项目“格外上心”。这座被他吹嘘创造“郴州速度”的重点工程，从征拆到建设的每个环节都成为其利益输送的通道；他通过高频调度、现场办公等方式，看似解决施工难题，实则为关联企业量身定制招标条件，让特定关系人在土石方工程、配套设施建设中轻松获利。
除机场项目外，他还密集调度苏仙区许家洞温泉小镇、临连高速宜章段等重点项目，与天泰控股集团等企业高管频繁私下接触，以“政策倾斜”“流程简化”为诱饵，换取巨额利益回报。通报中“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定性，正是对其操控项目、变现权力的精准概括。
在构建腐败网络上，刘志仁更是青出于蓝。他深谙郴州官场“抱团腐败”的潜规则，与时任郴州市副市长黄峥嵘形成紧密利益共同体。黄峥嵘作为易鹏飞时期通过利益输送晋升的实权官员，分管自然资源、规划等关键领域，两人在土地出让、矿产审批等事项上协同操作，形成“书记拍板、副市长执行”的腐败闭环。
为巩固利益联盟，刘志仁还大搞“任人唯亲”，将重要部门领导岗位全部换上“自己人”，排挤异己、安插亲信，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独立王国”，互相包庇掩护。同时，他公私不分，利用职权为亲属所在单位吸收存款提供帮助，让亲属通过“资金拆借”“存款返利”等方式间接敛财，将“家族式腐败”的套路延续升级。
更令人不齿的是，刘志仁一边疯狂贪腐，一边精心打造“廉洁人设”。
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要守住廉洁底线”“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北湖机场建设总结中高调宣称建立“全过程跟踪审计监督”“6个方面29项制度规范”，俨然一副“反腐斗士”模样。但私下里，他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大量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组织原则缺失，刻意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企图规避监督。在预感自身难保后，他又与他人串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妄图对抗审查，其两面派行径暴露无遗。
2024年8月，刘志仁调任省人大岗位，试图以“平调”避风头，但仅四个月后便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主动交代问题，这场自导自演的“避险戏码”最终沦为笑柄。
刘志仁的“双开”与涉案移送，标志着郴州“五任书记落马链”的正式终结。这场跨越24年的腐败接力，从李大伦的“窝案模式”，到戴道晋的“退休敛财”，向力力的“官商同盟”，易鹏飞的“卖官鬻爵”，再到刘志仁的“末日狂欢”，本质上都是对权力的滥用、对责任的弃守。
郴州连续五任书记落马，核心症结在于历任主官均未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反而将前任落马归结为“手段不密”，导致腐败文化在郴州官场根深蒂固，“送礼跑官”“靠项目敛财”一度成为部分干部的“生存法则”。
如今，随着刘志仁案进入司法程序，郴州终于迎来了斩断腐败链条、重建政治生态的契机。但五任书记相继落马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政治生态的净化从来不是“换人”就能实现的，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扎紧制度笼子，以零容忍态度破除潜规则文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刘志仁的落幕，不仅是一场“末日狂欢”的终结，更是对所有手握公权者的郑重警示。全面从严治党没有“避风港”，反腐败利剑永不蒙尘，任何试图漠视前车之鉴、触碰腐败红线的行为，终将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前腐后继”的闹剧，再也没有上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