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毛主席工作至深夜，封耀松给他烤芋头充饥，厨师得知后怒斥

1954年4月14日凌晨一点，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窗棂透出一缕昏黄的灯光。春寒还在，北京城里安静得只剩风声，而书桌前的毛主席正翻阅厚厚的经济草案。自朝鲜停战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押在“一五”计划的框架上，已经整整七个小时没离开座位。

封耀松守在门口，听见室内偶尔传来轻咳，心里直犯嘀咕：下午到现在主席一口热饭都没动，再熬下去可不成。可毛主席一忙起来，最怕人打断思路，进门劝一句既担心惹他不高兴，又怕耽误公事。封耀松来回踱了几圈，终究没敢推门。

翻回三年前，杭州汪庄招待所里，彼时的韩阿富第一次见到主席。西湖醋鱼端上桌后，毛主席微笑点头：“鱼肉鲜，小韩手艺好啊。”一句话让这名杭帮菜师傅红了耳根。也正因为那顿醋鱼，韩阿富被调到北京，同程汝明、侯贵有一起成了主席的“御厨”。

程汝明起初吃过苦头。第一次做红烧肉，他图省事淋了酱油，结果一道菜原封不动退了回来。毛主席解释得很直白：“小时候家里做酱油，缸里常有蛆，我一闻那味儿就倒胃口。”程汝明挠头了好几天，最后想到用老冰糖配盐，再辅以八角桂皮上色，色泽照样通红，入口却没半点酱油味。那之后，“无酱油红烧肉”成为中南海餐桌的固定菜品，稍有宽裕还会随专机送到外地会议现场。

主席的口味其实不挑。河虾、泥鳅、辣椒炒腊肉，只要原料新鲜就行。“跟老百姓一样吃饭，安心。”他常这么说。可到了54年，财力紧张，猪肉配额也得精打细算，能端上一碗肉已经是难得的犒赏。更多时候，夜半加班只能喝口热茶充饥。

凌晨两点，批改好的文件堆在桌角。毛主席揉了揉太阳穴，终于抬头喊：“耀松，肚子有点空，你去弄点东西。”声音不高，却透着倦意。封耀松推门而入，小声答应。听到“弄个烤芋头就行”，他松了口气：这活儿简单，不会惊动后厨，也不耽误时间。

厨房昏暗，封耀松挑了几个拳头大的小芋头，扒去浮灰，塞进炉膛炭火边缘，一面守火，一面掂量着时间。芋头外皮焦黄时，侯贵有循声赶来，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皱眉：“你就给主席吃这个？要是噎着怎么办！”封耀松连忙解释是主席自己点的，侯贵有仍觉得不妥，嘴里嘟囔“胡闹”，却也帮忙翻动芋头，火候到位才递给封耀松：“趁热送去，别烫着。”

菊香书屋里，文件还摊着。封耀松掀开帘子，见主席靠椅而坐，眼睛半阖。他悄悄把芋头放在搪瓷盘里，轻声提醒：“主席，烤好了，趁热吃。”毛主席睁眼笑了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芋香扑鼻，似乎连困意也淡了几分。“味道不错，你们也别饿着，留两个给值班的同志。”短短一句，已是习惯性的体贴。

话音刚落，主席低头继续批文件。封耀松退出半步，才发觉夜色更沉。窗外榆树影晃动，偶有鸟雀惊起。盘里剩下半块芋头，被主席夹在指间，他边啃边标注，笔尖沙沙作响。侯贵有站在走廊尽头，看见这一幕，重重叹了口气，回身又去熬了一小锅菜汤——他嘴上责怪封耀松，心里却明白，能让主席填肚子就好，别的计较都是多余。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上午的工作例会上，毛主席把那份批改完的文件递给周总理，说了句玩笑：“芋头补脑，效率不错。”会议室里一阵轻笑，却没人真当笑话。众人心里清楚，国家百废待兴，每一分精力都弥足珍贵，而领袖把自己也放在最节俭的位置，这份自律才是最有分量的示范。

后来提起那夜，封耀松常说：“主席不讲究吃，可是饿不得；咱们能做的，就是让他少饿一顿。”韩阿富也附和：“他爱红烧肉，却总想着别人先动筷。”几句家常，没有豪言，映出的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朴素、克己又顽强的工作面貌。

红烧肉的香气，或者炉火中烤芋头的淡淡甜味，都只是过眼瞬间，真正留住历史的，是那个年代的艰辛与专注。1954年的北京，夜风彻骨，书屋灯火却将下一步国民经济蓝图一点点勾勒成形。封耀松、韩阿富、侯贵有，这几个普通名字，与那盏灯一起，见证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