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称他“小开兄”，却终写“从此不能信用”，对他寒了心

晚年的毛主席，对不少在革命历程中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展现出了包容与谅解。有人曾在路线斗争中与他针锋相对，有人因工作失误造成过损失，最终都得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唯独对一个人，毛主席却格外决绝。这个人曾是他口中亲切的“小开兄”，在隐蔽战线立下过汗马功劳，最终却被他亲笔批示“从此不能信用”。

此一人，便是潘汉年。

上世纪30年代初，二十几岁的潘汉年接手中央特科情报科，成为陈赓的继任者。彼时的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小开”这个称呼在上海地下党中传开，既是对他外形的描述，也暗含着对他工作能力的认可。

30年代的上海是座“孤岛”，日军、国民党特务、汪伪势力盘根错节，地下工作者每一步都如踏在刀尖上。潘汉年的主要对手，是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一个心狠手辣的“大魔头”。

1939年秋，李士群和胡均鹤为留后路，摆出“联蒋联共”的姿态。经组织批准，潘汉年开始与二人接触。这段时间里，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挖出了大量日军战略动向的核心情报。

毛主席对这份工作成果十分满意，在往来电报中，特意用“小开兄”这个称呼，足见对他的信任与欣赏。没人能想到，这份深厚的信任，日后会因潘汉年的一个决定彻底崩塌。

1943年，形势骤然紧张。潘汉年得知汪伪军将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急需掌握具体情报。就在这时，李士群和胡均鹤提出，要带他去见汪精卫。

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这在当时是足以震动全党的大事。可情况紧急，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潘汉年咬咬牙，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在胡均鹤陪同下走进了汪精卫的公馆。

这场会面并没有实质内容，潘汉年全程只用应付之词周旋，此后也再无接触，我党在政治和组织上没受任何损害。真正的问题，出在会面之后。

潘汉年没把这件事告诉组织。他或许觉得会面毫无成果不必提及，或许是担心挨批评，总之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便被他压在了心底。这一压，就压出了大麻烦。

1945年，重庆国民党突然抛出消息，造谣潘汉年与汪精卫勾结。延安方面对此一无所知，一时间陷入被动。潘汉年这才慌了神，意识到隐瞒的后果有多严重。

他立刻动身去见毛主席，想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可真站到毛主席面前，他却紧张得语无伦次。毛主席见状，反倒先开了口，语气温和：“你不用紧张。你在敌后的工作中央都清楚，对你完全信任。外面的谣传，中央会为你澄清。”

随后，延安接连发声斥责国民党造谣，以中央名义为潘汉年正名。毛主席等于亲自为他做了担保。可潘汉年看着主席信任的眼神，先前鼓起的勇气又泄了气。知识分子的那点虚荣，让他没能说出真相——他怕承认见过汪精卫，会辜负这份信任，会毁掉自己的名声。

这个秘密，被他又藏了十年。

1955年3月，全国党代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毛主席在会上特别强调，高级干部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说清，中央一律欢迎。

这句话像块石头，砸在潘汉年心上。他知道，再也藏不住了。他找到陈毅，把1943年的往事和盘托出，并写下书面材料。陈毅看完勃然大怒，骂他“简直糊涂，不可饶恕”，立刻带着材料赶往中南海汇报。

毛主席打开材料，越看脸色越沉。那个他曾亲切称呼“小开兄”的人，那个他公开担保过的人，竟然背着组织和汪精卫见面，还隐瞒了十年。信任瞬间崩塌，他拿起笔，重重写下“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不久后，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捕，开始了漫长的隔离生活。1977年4月14日，他在孤寂中含冤逝世。直到多年后，中央经过细致复查，才正式为他平反，证实他始终忠于党，与汪精卫会面是特殊情况下的工作需要，没有任何背叛行为。

潘汉年的悲剧，从来不是因为见了汪精卫，而是因为对组织的隐瞒。毛主席可以原谅工作失误，可以包容不同意见，但绝不能容忍对组织的不忠诚——哪怕这份“不忠诚”，只是源于一时的犹豫和虚荣。

人生难免犯错，可有些错误，一旦触及原则底线，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会。这或许是潘汉年的故事，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