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赓因病逝世，徐向前得知后问聂荣臻：有两点，我想不通

“1961年3月17日早上，北京八宝山，老徐捏着黑呢礼帽低声说：‘我就想不明白，老陈怎么会倒在病床上？’”话音刚落，寒风穿堂而过，送别人群瞬间安静，只剩下花圈纸带拍打石阶的声响。

追悼会结束，徐向前把手里的体检档案一份份摊在大厅长桌上：1954年、1955年、1956年……直到1957年那张突然变红的标注——心肌梗塞早期征兆。他盯了很久，眼圈越来越红。对比那几年陈赓在延安赤膊洗冷水澡、爬香山不喘气的情景，他实在难以把“铁人”和“心脏病”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时间往前拨回到1957年春。那一次常规体检，军医拿着心电图反复确认后才小心劝告：“大将军，左冠状动脉狭窄，必须歇一歇。”陈赓笑着摆手：“心脏嘛，多跳几下就通了。”旁人都当作玩笑，他却真的把医嘱抛在脑后。从那一天起，南海岸线上多了一个总是拄着拐杖却步子很快的身影；基建工地上多了一位半夜打手电查看进度的“工程处长”；舟山群岛的风浪里，多了一位在船头记录浪高的老兵。

在国防科委里，副手回忆他常说一句口头禅：“手里急事，先干再说。”这样的节奏，让身体原本轻微的堵塞一点点加重。1960年冬，他突然按住胸口，却以“胃痉挛”糊弄过去。那一次，是徐向前紧急打电话给海军总院，才让他躺上检查床。但检查完第二天，他又悄悄去了湖南老家。

这一趟回湘乡，原本说好三天，硬是走了七天。饿瘦的孩子、空空的米缸、戳破表面文章的那句“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了我，你们也别想”——现场工作人员形容，他一句话说完就靠在门框喘了整整一分钟。回京后，他四处张罗，把十辆退役军车、十匹军马和几车子旧装备调往湘乡，挂的还是“军训示范队”的名目，方便尽快批下来。

1961年1月，他被劝去上海华东局招待所“休假”。实际情形呢？上午散步、下午座谈、晚上写材料，一天也没闲过。宋庆龄同他谈起海防，他又摸出地图比划线路；粟裕想回忆往事，他翻书找数据；李克农咳嗽，他帮忙联系呼吸科专家。三人自嘲是“病友互助会”，约定“谁先康复谁请客”，没人想到这句玩笑变成永远的遗憾。

3月15日下午，家里只剩妻子傅涯和小女儿。陈赓弯腰接书包时突然胸口如被石头砸中，话卡在喉咙，脸色煞白。救护车到时，他已经无法说话，只艰难抬手想摸妻子脸颊，连这动作也没完成。翌晨八时四十五分，心脏停止跳动。

噩耗飞向全国。上海休养的粟裕、李克农乘最快的车赶来，眼泪止不住。广州开会的周总理在电话那端沉默半分钟，只说“我马上订机票”。毛主席听秘书报告时沉吟许久，说出四个字：“猛将易折。”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回到那张长桌前，徐向前望着聂荣臻，声音嘶哑：“第一，延安冬天老陈光着膀子洗冷水澡，如今却说走就走，这身子骨到底怎么败的？第二，他才五十八啊，不算老，怎么就脱不开身呢？”聂荣臻用袖子抹了把泪，只留下半句：“老陈是闲不得的人。”再无解释。那一刻，两位老战友都明白，答案早写在陈赓过去四年的行程单里——从海防到科研，从家乡到边陲，几乎没有一页是空白。

傅涯整理遗物时，翻出厚厚一摞湘乡来信。有人说“白米饭吃上了”；有人说“军马下个月就能犁地”。信纸发黄，字迹歪斜，却字字透着盼头。可寄信的人并不知道，那个惦记他们吃穿的“陈将军”已经被盖上国旗，长眠京郊。

疾风劲草，锋芒过盛往往首先折断。陈赓的一生注定高燃，也注定短暂。徐向前那两点疑问，看似关乎医学，归根结底指向同一个词——担当。对于国家、对于军队、对于乡亲，他选择了不顾己身，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