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为什么冯雪峰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

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借用国际电台

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借用孙夫人这部电台后，启用了冯雪峰带来的密电码，李云先前的密电码作废，她告别了电台机要员工作，成为驻守机关的联络员并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

郑育之成为冯雪峰的交通员，而她的丈夫周文则做了冯雪峰的秘书、译电员，郑育之从艾黎家取回电文交周文译电后，于每天早上七点钟将电文送到李云家，冯雪峰以及之后到上海的潘汉年每天早上来到李云家看电文。

鲁迅曾两次拿出钱来，叫冯雪峰为陕北的毛润之买点东西，冯雪峰交代周文去买了火腿、香烟、围巾等物，周文担任冯雪峰的政治交通员出差去西安时，把这些物品带到西安，再由西安地下党带到陕北。

宋庆龄于1936年6月正式向冯雪峰提出更换联络员的要求，据李云的回忆录和相关史料，主要原因有：董健吾自陕北之行后，经常以各种理由向宋庆龄索要财物，并“在外面用孙夫人的名义胡吹乱说，到处搞钱”，小交通董惠芳也向宋庆龄提出给她买一辆自行车的要求，更让宋庆龄不能接受的是董惠芳“在学校的登记簿上，竟然写上宋庆龄是她的保护人。”

李云于是成为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直到1939年她奉调去延安。

潘汉年于1936年秋到上海后，动员董健吾去根据地，董健吾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竟对潘汉年说：“你开除我党籍我也不去。”

老资格的中央特科成员，往返陕北多次，护送冯雪峰到上海，又护送斯诺、马海德到西安、安排毛氏兄弟安全抵达巴黎，间接使张学良坚定联共抗日决心的董健吾从此“与党疏远”，红色牧师“就此自动脱党而去。”

解放后，董健吾靠在澡堂给人按摩敲背以维持生计，这大概就是与领导作对、不服从组织分配、不坚决跟党走而导致晚景凄凉的最生动写照。

1936年9月，蔡叔厚通知涂作潮，让他即刻启程前往西安，这是周恩来发来的调令，为的是让机务高手涂作潮协助刘鼎在西安建立电台，联通张学良公馆与陕北的无线电台。

差不多在同时，被宋庆龄切断联系的史沫特莱受刘鼎邀请，也到了西安。

几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四面受敌、遭遇重重围堵的工农红军和中共中央再次绝处逢生，避免了“再次长征”，从此在陕北安定下来。

根据李云的回忆录，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这份电报除通报西安张杨兵谏事件外，“同时提出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

“大约过了几天，中央又发来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内容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关于后来的这份电报，在《宋庆龄推动二次国共合作的卓越贡献》（作者：张梅玲）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9日电告在沪之潘汉年，要其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之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中共中央在几天之内，从拘蒋、杀蒋到释蒋、联蒋，也来了一个急转弯，相信看了此文，你对其中原因已完全了然于胸。

潘汉年按照中央指示，让李云“去宋庆龄那里代他约时间，向她转达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宋庆龄听后非常高兴，于当天下午两点会见了潘汉年，当潘汉年说不知该向谁转达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时，宋庆龄笑笑说，子文刚刚来问计于她，美龄也打来电话要她帮忙，你就去南京找他们兄妹俩吧。

在宋庆龄的鼎力相助和周密安排下，使潘汉年抵达南京后“直趋宋美龄公馆，向她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望她赴西安劝蒋抗日，和平解决，保蒋安全。这进一步促成了宋氏兄妹下决心赴西安救驾。”

这部设在“外国朋友”家中的秘密电台，为中共完成了它最具历史价值的使命。

冯雪峰的移交

路易·艾黎的住处遭租界巡捕、包探、电力公司组成的检查小组搜查后，电台即被转移到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家里，中共的报务员田宝洪（田保洪）干脆就住在了他们家里。

老王（或许就是田宝洪的化名）自己装配的、不能呼通陕北的收发报机也搬到了这里。

但长久借用挤占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总不是办法，为能修好上海那台无法使用的电台，自然就想到了硬件高手涂作潮。

1937年元旦前夕，在陕北云阳的红军总部，李克农把涂作潮找去谈话，交待说：“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对上海熟悉……”

接着李克农与潘汉年、涂作潮两人当面商妥在上海如何接头等事情后，涂作潮去向周恩来辞别。

周恩来一番嘱咐后交给“木匠”一支自来水笔，告诉他这支自来水笔中藏有一封给张学良的信，要他到上海后把它交给潘汉年，然后由潘汉年转交给张学良。

涂作潮到达上海，仍化名蒋贵庭，住进了新闸路新闸旅馆。

这是涂作潮第四次到大上海，

第一次是从长沙木匠铺到上海恒丰纱厂打工，

第二次是从莫斯科到中央特科搞电台，

第三次是从苏区九路突围后，英雄落难、孤身只影找到了蔡叔厚，

这次是受李克农指派到上海继续搞秘密电台，

等他第五次到上海的时候，已是接收两大电讯公司的解放军军代表了。

涂作潮抵沪一周后，与后到的潘汉年接上了头，并把水笔交给了潘。

根据指示，涂作潮在新闸路某弄租了一亭子间安顿下来后，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一天，王少春领着田宝洪找到了涂作潮，告诉他需要修理一部电台。

涂作潮按约定日期来到裘尔斯的住处，见到了那部无线电台，经过“木匠”两天时间的修理，电台终于能与延安呼通。

冯雪峰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电台与中央联系，但他在整顿特科和文委的工作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文委书记周扬等人抵制冯雪峰的领导，一定要冯雪峰拿出中央的介绍信来，否则恕难从命。夏衍等人也对冯雪峰先找党外、后找党内表示不满，并认为冯雪峰仅靠拢鲁迅这样塔尖式的大人物，而把作为基层的他们忽略了。

冯雪峰让王学文、周文等人去做工作，也没能做通，于是冯雪峰继周扬解散左联之后，解散了文委，又把王学文调去陕北，成为他到上海后的两大工作失误，得罪人头太多后，冯的工作更难开展。

王学文离沪赴陕前，将手上的特工人员全部移交给徐强，其中就包括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日籍情报员以及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最后一脉骨血，如高原、季明、卢志英、殷扬（扬帆）、郑文道（程和生）、钱明（张友渔、尤迁、景若南）、李德生、刘钊等等。

这些人员成了上海情报科的核心骨干，特别是日籍情报员加入后，与东京的拉姆扎小组声息相通，生死相依，在抗战前期获取了大量诸如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纪要、日本大本营会议决议案等最高等级的绝密情报，使上海情报科成为中共当时最牛气的情报机构。

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文委的邓洁满肚子委屈到延安后，就向中央反映了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和现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7年4月4日，洛（甫）、毛（泽东）、博（古）联名致电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为建立沪方工作，决调刘晓、刘少文两同志，请即电调并令即日起身来中央，以便随周出去。”

1937年4月下旬，中央军委机要科外交组机要员朱志明接到科长叶子龙的通知，让他即刻从延安赶到西安，向周恩来报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对朱志明说：“现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开通了电台联络，有报务员，但没有密码和译电员。现在派你去上海做机要工作。上海是白色区域，从延安派人去很不容易，你要做长期打算，安心工作……”

几天后，朱志明随刘少文乘上火车，于1937年5月上旬抵达上海。

在指定的接头机关里，朱志明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李克农、王少春、潘汉年、冯雪峰等人，李克农指着徐强对朱志明说：“你以后就住在老金家里。”

朱志明便从浙江路的神州旅社搬到了浦石路杨家弄15号的二楼亭子间里，在这幢二层楼房里，一楼是一个掩护性质的五金店，住着一对夫妻，二楼则住着徐强、李云一家。

住进徐强家后，朱志明立即启用了带来的新密电码，并传达了军委领导的指示：为保密起见，译电员与报务员之间不得自行联络，由交通员负责电文的传递。

冯雪峰之前使用的密电码自此作废，徐强直接受刘少文的领导，李云换下郑育之，再次担任传递电文的交通员，周文也不再担任上海西安之间的政治交通员，改由老交通熊志华担任。

在此期间，周文、郑育之夫妇担任了王稼祥赴苏疗伤前在沪候船期间的掩护工作，也顺利完成了护送丁玲前往陕北的工作。

冯雪峰由此向刘少文完成了情报、电台、交通工作的移交。

6月11日，冯雪峰收到署名洛甫的电文：“刘晓同志将于日内动身来负责党的工作……此事绝对秘密，一切由刘面谈。”

数天后，刘晓、张毅夫妇抵达上海。

不久，刘晓电告延安，要求增派干部，延安派刘长胜来到上海，郑育之的二姐郑玉颜后来成为刘长胜的夫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变更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由李克农、潘汉年先后担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

刘晓专门负责地下党的组织工作，重建了中共江苏省委（辖江浙沪皖等地区），在重建后的江苏省委班子里，已看不见原临时工委三人领导小组之一冯雪峰的名字了。

冯雪峰后又与博古在南京发生争执，认为与国民党的谈判是投降行为，书生意气浓的冯雪峰赌气返回上海，未得潘汉年等人同意，就回义乌老家专门从事创作去了，由此脱离党组织两年，后在家乡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徐市集中营达两年之久。

经同学郭景唐的多方奔走和鼎力营救，冯雪峰终于得以保外就医，于1943年5月到了重庆，六年多的时光一晃而过，他在组织中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

建国后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均受到冲击。

曾做过冯雪峰交通员的郑育之在其回忆录《多年的愿望》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75年的一天，郑育之辗转找到嗓子已经沙哑的冯雪峰，两人谈了许多情况后，冯雪峰高兴的告诉郑育之一件事，并让她绝对保密：“周扬同志一出来（指隔离）就来看我，拥抱着我，握着我的手哭了。”

当郑育之问为什么周扬会来看他时，冯雪峰说：“他现在的处境，了解到他过去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时过境迁四十年，周扬的无言忏悔或许是冯雪峰逝前最感欣慰的事。

1976年的大年三十，当夜幕降临、爆竹声声时，冯雪峰病逝。

曾嫁夫胡也频、冯达、陈明的丁玲，以后每到除夕夜爆竹声响，便会喃喃自语：“雪峰就是在这个时候死的。”

李白备胎转正

1937年7月，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找来红军通讯学校二期的学生李白（原名李华初），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博古同志将去南京配合周副主席与国民党谈判，派你随博古同志去南京，按周副主席的指令建立电台。

李白随博古一起到南京，但在南京设立中共公开的通讯电台遭到国民党的阻挠，李白遂被派到上海筹建预备电台。

为给这个预备电台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掩护身份，李克农与同住一处的救命恩人、同乡前辈单志伊进行了商量。

李克农（李泽田）、阿英（钱杏邨）、王少春（宫樵岩）在芜湖大观山民生中学干革命时，单志伊是该校的校董，也是警察局的顾问，某天警察局长喻为樵给单志伊看一份缉捕名单，李克农、阿英、王少春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单志伊一面以烟茶水果稳住喻局长，一面让儿子单惠民急往学校向李克农等人报信，后又向他们接济逃难的盘缠路费，由此李克农等三人皆称单志伊为救命恩人，均对其极为尊重、执礼甚恭。

单志伊一家迁上海后，其子单惠民以开诊所谋生，单家也仍继续接济生活宭迫的王少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克农任上海八办主任，住法租界福煦路多福里21号（“李公馆”，今延安中路504弄），见单志伊一家住在华界不安全，将其一家老少接到李公馆二楼居住。

住在二楼的还有刘少文以及从徐强家搬来的机要员朱志明，此时的朱志明面黄肌瘦，经单惠民诊断为肺结核，于是天天为他打针治疗。

李白到上海后，化名李霞住进新闸旅社，李克农、刘少文派王少春、涂作潮、田宝洪分头与李白接头。

田宝洪与李白接头时，方知两人还是浏阳同乡，又都是十五六岁就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均感到分外亲切。

李克农与单志伊商妥后，派人租下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单志伊一家、李白就都搬了进去。

自此，房子的一楼是“单惠民诊所”，二楼是单志伊一家的住处。李白以单家亲戚的名义住在三楼。白天，他将100瓦的电台拆卸后放在两个皮箱里，与二楼单家的箱子存放在一起，晚上要收报时则将皮箱拎到三楼自己房间。

此时作为备用电台负责人的李白工作很轻松，只是抄收新华社新闻，王少春担任了报务员田宝洪、李白与机要员朱志春的交通员，每天走动于裘尔斯家、单志伊家和李公馆之间。

据朱志明的回忆文章《我的机要工作生涯》记述，

这段时间通过他译电上报中央的重要情报有“侵华日军分布各地的部队番号、人数、官员名单、武器装备、作战部署；

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反应，上海社会名流思想动向、重要言论；

外国对中国抗战的反应；英美法等国政府对我国抗战态度；

上海的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等变化；国民党调往淞沪和其他抗日前线部队的情报；

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勾结日寇进行密谈的情报。”

上海华界沦陷后，租界成为一片“孤岛”，上海八办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相继撤离上海，朱志明搬到了贝勒路148号，与李白同住。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全军仅有电台34部，远远不能满足军事和情报工作的需要。

新四军曾花费3500大洋购买了一台15瓦的电台，申光得知此事后，向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建议去香港采购无线电器材后自己进行装配，这样花3000大洋就可以装配10部15瓦的电台。

王诤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批准拨款3万大洋给申光。

申光遂于1937年底启程奔赴香港，在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的协助下，采购了可以装配100部小型电台的器材、40部手摇发电机等设备；又在宋庆龄及其弟弟宋子良的帮助下，顺利免税通过香港海关，经八路军交通运输科王超北、龙飞虎、邱南章等人的承运下，历经艰辛将这批器械设备经越南、广西、四川等地辗转运抵陕北。

装配了这100部电台后，中共开始在各大城市铺设电台，申光奉命在武汉建立电台，因缺少熟练的报务员，田宝洪从上海被调到武汉，并很快升任台长，他后来又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报务员，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时，田宝洪已是中央军委总台台长。

田宝洪调走后，李白的电台成为上海地下组织与延安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李白短暂的轻松生活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1年的紧张危险的潜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