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吴桂贤当选副总理，毛主席指示：工作上可以施行三三制

1974年12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玻璃窗外飘着雪，车间灯火通明。值完夜班的吴桂贤刚脱下口罩，又被厂办叫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省委负责人的一句话：“准备去北京，中央有重要会议。”电话挂断，她愣在走廊里半晌，棉袄沾满棉絮，鞋底却透出寒意。没人想到，这通电话把一名普通纺织女工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二十天后，她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那是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工作人员把一叠名单放到代表席上，名单里赫然有四个字——吴桂贤。有人低声问她：“知道自己排在副总理建议人选里吗？”她只摇头。大会正式选举前的酝酿会上，吴桂贤悄悄找周恩来说明心中顾虑，“我干不了那么大的事。”周恩来轻轻把茶杯放下，说了一句短短的安慰：“先让代表们作决定。”

1月17日，她获全票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此时她才三十六岁，是当时国务院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一名仍在一线领工资的工人干部。投票后的合影结束，警卫准备护送她离场。吴桂贤回头望了会场一眼，满眼茫然。她没带足粮票，更没带换洗衣服，身上只有四张夜班补助票和两张西安到北京的硬座车票。

住进中南海招待所后，第一件让她犯难的事不是国事，而是伙食。每月交伙食费、茶水费，加起来几乎等于她全部工资。她托人找炊事班长，请求降标，“就给我馒头和青菜，别多打肉。”班长愣了愣，“副总理不能这么吃吧？”吴桂贤坚定地点头。类似的小插曲接二连三：开会领文件，需要秘书，她嫌麻烦；办公楼安排警卫，她坚持拒绝。直到一次绝密文件差点滑进抽屉缝，她才同意配秘书，却仍坚持不设警卫。毛主席知道后并未责怪，反倒说：“她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必强求。”

真正让吴桂贤焦虑的，是岗位跨度带来的陌生。纺织机器的梭声她熟，却不懂部委协调的节奏。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问她：“感觉怎么样？”吴桂贤如实回答：“文件看得慢，讲话怕说错。”毛主席沉吟片刻，提出“工作上可试行三三制”：一年三分之一在中央办公，三分之一回原厂劳动，剩下三分之一到地方调研。对陈永贵、吴桂贤一并适用。

同年9月，经批准，她带着两箱子文件回到国棉一厂，再次站到熟悉的细纱机旁。“吴大姐回来了！”车间里欢呼。白班女工把刚换下来的机位让给她，梭子飞速穿梭，嗡嗡声盖过掌声。中午休息时，有人悄悄问：“当副总理是什么感觉？”吴桂贤低声说：“比看车难多了。”简单一句，自嘲又真实。

回厂并非作秀。她把在北京见到的国家棉纺供需数据整理成薄薄一本材料，领着机修工重调设备；她到仓库统计原棉吨位，提出减少纱支种类以降低浪费；她给国务院寄去请示，争取到急需的备件名额。三个月后，工厂日均产量提高6%，返修率降到5‰。老纺织工们说：“副总理的批文，比标语更管用。”

1976年初，中央让她再度进京。那时周恩来病重，吴桂贤去医院探视。病房里，周恩来拉着她的手，声音微弱：“生产不能停，工人是国家根基。”短短八个字，她记到随身小本上，后来每去一厂一矿调研，都拿出来念一遍。

“到地方走一走”这一条，她执行得更彻底。1976年—1977年间，她跑了山西、河北、辽宁十多家棉纺厂，看到陈旧机台停摆、原棉压仓、工人吃紧粮票的困境。她当场拍板：调北京、天津库存化纤3千吨支援东北；申请国家计委再核拨100万美元外汇，用于进口自调匀棉机。审批过程意外顺畅，因为她把每条数据算得明明白白。有人打趣：“这位副总理像个成本会计。”她不以为意。

连续奔波让她的胃病加剧。1977年夏天，叶剑英看望她，劝她回工厂静养一段时间。叶帅幽默地说：“你在北京，文件找不到主人；你在车间，机台找不到主人。干脆两头都歇半天。”吴桂贤笑了，“还是纺织车间吵闹声最治病。”

9月28日夜里，她和丈夫王振涛拖着一只黄军用挎包回到咸阳。厂门卫见到两人，先是愣神，随即喊：“快开电铃，吴大姐回来了！”那天夜班灯光比往常亮，一排排机台伴着梭声，好像特意为她而鸣。

她此后长期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把大半精力放在设备更新与职工培训。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请她南下筹建纺织—服装一条龙项目。同行的人多劝她别折腾，但她看中的是全新的市场规则与技术条件。那年六月，她调至深圳任公司副总经理，随后兼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五年间，把一家亏损700万元的小厂做成深圳纳税前十，“纺织女工出身”的故事在经济特区传开。

1993年，她主动从董事长岗位上退下来，理由写得极简单：“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公司档案里保存着她最后的批示：“现代企业不是靠荣誉，而是靠制度和效率。”没有一丝留恋字眼，却仍是纺织行当的语气。

解释她的选择，最恰当的或许是周恩来那句话——“工人是国家根基”。从细纱挡车工，到国务院副总理，再回到挡车工，她的轨迹看似循环，却把不同层级的经验交织成一条耐磨的棉纱：扎实、绵长、不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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