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记者如何迎接AI挑战

一、AI挑战的实质

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挑战已有诸多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质是挑战新闻业百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即以理性报道客观世界。新闻是镜子，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隐喻。“作为镜子的新闻在专业的客观性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假定记者的主要功能是充当记录者、观察者和抄写员，可靠地关注事态的发展。”之所以可靠，是因为记者有理性，有能力“按照新闻发生的本来面貌加以报道”，“新闻记录真实世界事件的功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职业考量”。偏偏这一职业考量，受到AI面对面的挑战。

——挑战客观报道。目前，AI在体育、娱乐、财经、地震或天气预报等报道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可以生成“最简可行报道”，即用足够信息完成对客观事实的报道。苏黎世传媒集团还利用文本生成机器人“报道瑞士2222个城市对各种提案的投票情况”。被挑战的还有突发事件报道。如东京初创企业JX通讯社，用AI搜寻社交媒体上的突发新闻，自动创建“事故、自然灾害和其他事件紧急信息的新闻快报”。

或认为这是机遇，是人机协作的内容生产。但追问一句：机遇主体是谁？以新闻业为主体，必须支付3种额外成本。一是经济成本。追踪“瑞士2222个城市对各种提案的投票情况”，这个AI系统的建设、维护与升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竞争成本。东京科技公司来抢突发新闻的蛋糕，如果媒体也“下场”，甚至几家媒体“参战”，就会加倍提升竞争成本。三是精神疲劳成本。人不是机器，心理与生理一样会产生疲劳。2222个城市的AI系统能否持续运行，谁也无法回答。同时，追踪社交媒体的突发事件，这样的即时报道不会给记者带来多少职业成就感。如此持续从事令人不安、不快、无聊的工作，更易抵达心理努力的上限，精神疲劳的表现就是力不从心、失误增加、工作效率降低。当然，人机协作能够给新闻报道带来某些机遇，如让AI去人所不能靠近的地方。但机遇与挑战有大小主次之分，别把杈丫当大树。

——挑战多媒体传播。媒体融合努力多年，有个无庸置疑的成就：一条报道，多媒（或多平台）传播。报刊增音视频，广电加图文，还有百家号、企鹅号、抖音号、快手号等。然而，AI有了自动化文字转视觉平台，检测到文字报道的主题，即可添加相关视频和图片，几秒钟就有一条多媒体报道，反之亦然。BBC将视频处理成文字，再利用语音技术自动生成另一种语言，连翻译都自动化了。然而，这又有机遇与挑战之辩。AI基本原理是公开的，新技术不归谁专有，率先者或有“先发优势”，但追随者迅速跟上，不久将陷入“我也来”的模仿包围。没有哪个竞争者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没有谁比别人差得很远。技术“军备竞赛”内卷化，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易陷入行业僵局。

——挑战事实核查。2000年代，起于美国的事实核查，将原作为新闻生产的一道工序，演变为一场“新闻改革”运动，让不少人寄予厚望。然而，“脸书目前删除的虚假账户和垃圾帖子的数量大约为每季度10亿条”，其内容监控规模之大，“没有人工智能辅助根本无法完成。脸书和其他公司的此类监控需求推动了大量研发”。因为“随着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变得越发强大和自动化，界定和清除虚假信息的过程正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职能”。全社会都在被AI监控，事实核查早已不是新闻界的“独家”。

——挑战深度报道。以上挑战皆为已然，还有将然，即AI将给回答以“为什么”为核心的深度报道带来挑战。康德早已论证，观察者生活在一个什么（whatness）、哪里（whereness）、何时（whenness）以及为什么（becauseness）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强加给观察者的，其组织我们的感官体验，我们是这些体验的解释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是论证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如何组织世界，撞击我们的感官。那么，人类与AI观察世界的共同之处，是捕捉客观事物的表征。AI已能报道“什么”“何时”“何地”，随着生成式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推理生成，下一步，它为什么不能报道“为什么”？

当然，AI带来的挑战不会限于以上这几点，具体有两个原因：一是技术无法预测，尤其是AI。机器翻译曾停滞不前几十年，然而通过技术和计算能力的融合，其实现了惊人发展。短短数年，大致相当于双语人士翻译能力的人工智能就被开发出来。二是技术使用有“睡眠者效应”，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如何发挥新技术的作用，各行各业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更换设备并进行试验。而这两个原因，又从技术角度旁证，新闻业亟需一种新的理论。该理论首先要解释AI挑战的意义。基辛格等认为：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以“理性”界定人性，现在AI也有理性，甚至超越人类理性。这正是AI挑战新闻业的关键：长久以来，我们以人类理性报道客观世界，包括客观报道、事实核查、深度报道以及多媒体传播，确立了新闻业对客观事实的管辖权；现在，人工智能以机器理性，来抢夺新闻业的管辖权！

二、人文进步人性观

迎接AI带来的挑战，前提是明确“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理性思维正在放弃其作为世界现象的唯一发现者、认识者和分类者的头等地位”。基辛格等强调：“为了厘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侧重点可能需要从‘以人类理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进而告诫，“如果我们未能像前人那样全力以赴地去理解人性，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将注定让我们迷失其中。”

理解人性，就是人性观，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何以为人？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新闻业值得注意的是史蒂芬·平克论证的人文进步人性观。什么是进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生存好过死亡，健康优于疾病，温饱胜过饥寒，富足强于贫穷，和平好过战争，安全胜过危险，自由优于专制，权利平等强于偏见与歧视，识文断字好过目不识丁，文化胜过无知，智慧强于愚蠢，快乐好过痛苦。与亲朋好友、文化自然的亲密接触胜过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如果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进步。

生存、健康、温饱、富足……尤其它们的追求过程：尊重生命、防治疾病、摆脱饥寒、贫穷和无知……大千世界、车载斗量的事实，多适合新闻业。平克继续说，“很明显，它体现的是人文主义价值观……大多数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生存和快乐放在首位，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先决条件。”“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实现这些人类繁荣最大化的目标，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正是人文主义确定了我们应该用自身的知识去努力实现的愿望。它为现状补充了愿景。它将真正的进步与单纯的精通区分开来。”

“人文进步人性观”是笔者的概括，兼取李泽厚先生论人的内外两方面，即内在的人性（human nature）与外在的人文（human culture）。平克倒没用这一概念，他是将这种人性观同另两种人性观——悲剧观和乌托邦观对立起来。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人性观作为元新闻话语如何影响新闻业，形塑新闻报道。

人性悲剧观源远流长，其认为：人类天生就在知识、智慧和美德方面存在局限，所有的社会安排都必须承认这些局限性。人性悲剧观由霍布斯、康德、伯克、亚当·斯密、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写道：“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由天使来管理人们，那么政府既不需要外部控制也不需要内部控制。”由此引出杰斐逊的新闻观：人民通过报纸监督政府。再引出普利策的“新式新闻事业”：“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穷人之举。”

人性悲剧观作为“元新闻话语”，就这样影响和形塑新闻观、新闻报道。“元”的前缀，一般指对规律的探研。“元新闻”最早由梅洛-庞蒂提出，指大众传播文本编码的主导哲学理论。再由马特·卡尔森扩展为“元新闻话语”，指新闻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种种文化-政治边界。人性悲剧观作为新闻报道的主导哲学理论，凝聚为一句话：坏消息就是好新闻。尤其在美国，经黑幕揭发时代（“扒粪者”）、解释性报道兴起、调查性报道盛行至“水门事件”爆发，这一新闻观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受‘水门热’影响，各媒体的新闻编辑部以美国报纸历史上少有的狂热热衷于制作新闻调查节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报纸获普利策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调查性报道。”然而，顶峰后就是下坡路。1980年代，报纸发行量逐步下降，电视新闻的观众数下降得更快。这就是稍后被新闻界忧心忡忡讨论的“新闻回避”或“信息回避”现象。

为什么回避？“当人们想知道某些信息的时候，通常是出于以下两个理由。首先，信息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感觉。信息可能会带来喜悦、欣喜、惊讶或宽慰。其次，信息可能具有工具价值。它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想选择的，或者避免我们想避免的。”换言之，新闻信息或者有用，或者愉快，人们才想知道。侧重披露坏消息，对相关人员有用，对无关人员无用，且不愉快。数据科学家卡莱弗·利塔鲁对1945―2005年《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每篇文章，以及1979―2010年来自130个国家经过翻译的文章和广播进行“情绪挖掘”，即通过对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数量和语境进行统计分析，评估一篇文章的情感基调。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变得越来越消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纽约时报》逐渐变得郁郁寡欢，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回升，但也只是一点点，21世纪的前10年则又陷入更为低迷的情绪之中。同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体也变得越来越悲观。”报道悲观与人性悲剧观相吻合，但与“大多数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生存和快乐放在首位”的人文进步人性观不吻合，这成为新闻回避的重要原因。

作为元新闻话语，人性悲剧观后果如此，人性乌托邦观又如何？后者认为：人类心理方面的局限性源于社会安排的人为缺陷，不应该让这些缺陷妨碍我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追求。赞同并论证后者的著名人物有：卢梭、戈德温、孔多塞、托马斯·潘恩、乔治·萧伯纳、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等。人性乌托邦观在新闻业早有体现，但风靡全球，是因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兴起。2000年建立的韩国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com明诏大号：“每位民众都是记者。记者不是特殊族群，任何想找出新的发展并写成报道，供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记者。”规模化UGC起于博客，“对媒体的敌意推动了博客的发展”。“人们对媒体的愤怒由来已久：政治党派对媒体的偏见早有不满，商人也因很难让自己的产品获得新闻报道而怨气十足，至于人民大众嘛，最觉生气的就是每次对记者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结果最后出来的报道中只用了其中的三四句。”传统媒体的以上不足，是社会安排的人为缺陷，于是要追求更加美好的“人人是记者”世界。

UGC，对“新媒体的潜力相当自信……对他们抛弃的旧媒体世界则充满了鄙夷……贴上一个歧视性的标签‘the MSM’（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可因这歧视，随之抛弃了传统媒体的重要成果，即普利策所谓“新闻事业的一条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消息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执人性悲剧观，认为报道对象有人性缺陷，记者亦然，要靠新闻界的自律与他律来核实事实，由此形成以事实为中心的报道形态。而执人性乌托邦观，则认为许多自律与他律都是社会缺陷，只要每位民众“找出新的发展并写成报道，供他人分享”，就是好的！

普利策严禁的“随心所欲”，穿越时空呼啸而来。UGC，报道了一些传统媒体漏报的新闻，但更多却是捕风捉影、真假难辨。那就依靠参与：先播发，让“人人是记者”来核实，据说这叫“迭代式新闻”，由此形成以参与为中心的报道形态。但人性是有天生缺陷的，人人是传播者，结果是“双假”的泛滥，包括“故意误导”他人的造假与相信自己分享的信息为真而“误传误报”。

以参与为中心的报道，因算法进入人机互动。利用互联网链接结构的算法也执人性乌托邦观，认为参与就是好，互动、热点或流量就是好，故要算法优先助推。结果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危险期，公众总是能够被一些后来证明是错误的热门话题信息煽动”，马克·佩恩说，“信息化时代已让位于虚假信息横行的伪信息时代。”

两种人性观各有流弊。平克提出，根据现代科学，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观点更为复杂和深奥。人性非本善，有内生的作恶动机，如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这是人性的“心魔”；人性非本恶，有内生的向善动机，如共情、自制、道德感……这是人性的“天使”。人性的进化，是天使压制心魔的斗争。“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人性不变！”你第几次听到这陈词滥调？又或新鲜得经不起推敲的隐喻：“现代人是使用石器时代的大脑生活在21世纪。”说得客气些，这与大量历史事实不符。让欧洲闻之色变，崇尚冒险、劫掠和杀戮的维京海盗，现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睦邻友善、遵纪守法的公民。平克所谓避免“再犯”错误，无论对个体或群体，都是人性进步的证明。因而，人文进步人性观有历史依据，有科学证明，我们且将其用于新闻。

新闻业执人文进步人性观，扬弃人性悲剧观，实现揭露社会弊病、增加人文进步的愿景，尤其体现在新闻叙事上。杰克·哈特分析非虚构写作：一个自恋狂枪杀了自己的孩子。新手或许就写一个坏人的故事，但反社会者不会教我们如何生活，广大读者也不可能产生共鸣。老手写的主人公是个检察官，历尽艰辛把杀人犯送进监狱，还和妻子收养了罪犯的两个孩子。哈特说：“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写坏人，只是主人公要另选他人。”主人公要讨人喜欢，“读者期待的是那些具有英雄气概，或者至少是可爱的主人公。”略作引申：我们多年讨论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建设性其实就在于新闻叙事，将坏人坏事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英雄斗坏人坏事，不就是建设性舆论监督？！

新闻业执人文进步人性观，扬弃人性乌托邦观，则要讲好人性天使压制人性心魔的故事。其报道形态，不再以“事实”或“参与”为中心，而是以“叙事”为中心。善恶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机构的冲突、人物内心的冲突，“无冲突、不成戏”，多丰富的故事素材！应对AI挑战，新闻界讨论智能媒体，何为智能？计算机科学家阿伦·纽威尔和赫伯特·西蒙指出，智能的组成包括：确定目标；评估当前情况并判断与目标的差距；应用一系列操作以减少这些差距。直言之，智能是面对障碍做出决策，并努力达到目标的能力。智能媒体的细胞是智能报道，智能报道的基因是叙事情节。所谓情节，即主角有一个目标，他/她克服障碍去追求目标，对情节的这种标准定义与对智能的定义完全相同。受众通过主人公的目标行动、使用的手段、得到或正或负的结果，来领悟生活智能、克制命运的随机性。新闻业执人文进步人性观，要以叙事为中心化解人工智能的挑战。布兰登伯格大声说：“重要的并不是别人是否赢——别人有时可能会赢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是你是否赢！”

三、人类记者两种视野

人文进步人性观，落实到新闻报道要靠千千万万的记者。人类记者之所以能落实，是因为其有两种视野：事实视野与人性视野。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曾分析作家如何展现社会现实与个体生命的复杂关系，后人总结为“两种视野理论”。作家格非阐释：作家的第一视野会触及重大的社会现实。在现实面前，作家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受器”，发现并提出问题，反映并表现现实。把作家换为“记者”，记者的第一视野即事实视野。

格非继续说：作家的第二视野所覆盖的范围相对说来狭小又琐屑。它直接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问题。第二视野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自身的认识、反省、追问。移论记者，第二视野即人性视野。记者常说的“人文关怀”“人性光辉”“暖新闻”……源头即人性视野。巴赫金认为：伟大作家无不具备两种视野。化解AI挑战，称职的人类记者都得具备两种视野。

之所以说“称职”的人类记者都得具备两种视野，是因为AI记者没有人性视野！回顾前面分析康德的几个W，即理性与客观事实的几个重要方面，都遇到了AI挑战；把康德的几个W与拉斯韦尔的5个W传播模式相比较，人的因素——谁向谁说明显缺位。发现这一空缺，即能找到化解挑战的方向，确立人文进步人性观。记者的人性经验，报道对象的人性经验，是人性视野的核心维度，也是AI永远缺位的“心智软件”。两种视野是人类记者独有的专业知识。

——两种视野用于新闻选题。人民日报记者胡洪江，读到昆明一家都市报报道“陆良八老”——陆良县8位年逾古稀的老人31年种树护林的事迹，产生采访冲动；但又听到对“八老”的异议，犹豫不决。他出差云南，走进“八老”种树地，“这里是喀斯特山区，漫山遍野都是石头，又是高寒山区，要在这里挖坑种树，可不容易”。

下山途中，枯枝上的刺戳破了我的裤子，在我的小腿上留下一个红疙瘩。

……就在那一瞬间，时空交错，我对老人们当年上山种树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会。我顿然萌生出一定要采写好这篇报道的强烈愿望。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能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育成这茫茫林海！

记者的人性视野基于共同人性，即所有健康的人类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相通，经历同样的人生难题，提出同样的现实疑问，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塞缪尔·约翰逊写道：“我们都为同样的动机所驱使，为同样的错误所欺骗，因希望而充满活力，因危险而停滞不前，因欲望而心神不宁，因贪恋欢愉而误入歧途。”AI肯定不会“心神不宁”，但它没有希望，不会渴求，也无感觉；它没有意图、动机、道德或情感，也不会反思如何“误入歧途”……缺乏人性视野，它连新闻选题都报不出来，所以AI能够代替人类记者吗？！

——两种视野用于报道形态。“我国第一座千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在酒泉开工”，当时各大媒体已报道了一个多月，中国能源报记者费伟伟独辟蹊径，写自己到酒泉下的锦屏二级电站采访。汽车沿着锦屏河边临时修建的简易公路蜿蜒而行，尘土飞扬。

忽然，前方出现一队放学回家的少先队员。

只见他们礼貌地退到路边，身后就是波急浪宽的锦屏河。当我们的车子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在呛鼻的车尘中，他们突然站正了身子，齐刷刷地举起小手，庄严地，向我们行礼，致以少先队员神圣的敬礼！

……开车的师傅说，每次在路上碰到这些孩子时，他们都会敬礼。同行的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们，工程开始之前他们曾和当地政府做过沟通，学校老师对孩子们说，这些从山外来施工的叔叔、伯伯们，是来给我们送电的。有了电，我们就和山外一样，可以在电灯下做作业，就能看电视。所以孩子们见了我们总是特别亲。

文中纳入了报道对象的两种视野。事实视野：少先队员敬礼；人性视野：孩子见我们特别亲。而记者的两种视野，环绕聚焦于报道的结尾：“锦屏二级电站要装8台60万千瓦的机组，再过三年，首台机组就可发电。那时，那些少先队员们，就能在明亮的电灯下，温习高中的课程了。”

对于记者视野，我们多年在“体验”“写活”“第一人称”中兜圈子，似乎收效不大。赵毅衡教授论“叙述者二象形态”：有时是具有人格性的个人，有时呈现为叙述框架，这一观点值得注意。框架叙述常被称为“第三人称叙述”，人格叙述常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一篇文本，往往有这两种叙述者形象。但一般而论，框架叙述是普遍形态，人格叙述是特殊形态。赵教授进而论框架叙述的要点：

1.设立一个“叙述者框架”，把叙述文本与实在世界或经验世界隔开（引者按：经验世界弱水三千，我的框架只取一瓢饮）。

2.框架内的材料，不再是经验材料，而是通过媒介再现的携带意义的叙述符号（以两种视野“重置”经验材料，凸显其事件意义与人性意义）。

3.叙述元素经过选择，大量“可叙述”元素因为各种原因被“选下”（从新闻叙事看，重要选择标准是媒介叙事能力：报刊擅图文，广电长音像，与叙事擅长相悖的材料，只有割爱）。

4.留下的元素经过时空变形，组成卷入人物与变化的情节（时空变形组成情节，是引导受众认知的基本手段。或拨动时间变形——以概括叙述加速：每次碰到孩子，他们都会敬礼；用铺陈细节减速：突然站正、齐举小手、庄严行礼、神圣的敬礼！或寓意空间变形——叔叔送来和山外一样的电灯）。

5.受众理解叙述文本的时间向度与伦理意义（3年后，一个二级电站如此；其一级基地呢？将满足多少期盼的眼神）。

框架叙述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一条报道通常涉及5方：记者、报道对象、受众、记者任职的媒体、报道对象的属地或组织。5方都有人性经验，都是记者人性视野的观察维度。叙述框架，便于将多方人性纳入报道。“陆良八老”的报道如此结尾：“由于‘八老’目前的生活条件都不算宽裕，陆良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决定，组织县里12家省级文明单位对‘八老’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陆良县人民医院也将为他们开通免费就医的绿色通道，并免去8位老人在该院就医的所有费用。”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人性的体贴，看得人心暖暖的——好的报道，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两种视野用于媒体策划。特指媒体策划活动并予以报道。美国“9·11事件”100天，一家电视台如此策划。

一大堆年轻的妈妈和准妈妈聚到了一起，她们的丈夫全都死在这场劫难里，她们怀抱中的孩子、还有那些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都没见过自己的爸爸。一个个大眼睛的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妈妈们一起哭着、笑着，彼此安慰着。摇曳的烛光照着一张张挂着泪滴的笑脸，看着让人心酸，更让人感动：自己在饱尝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来安慰他人。

恐怖不是新事物，各国恐怖刺杀史不绝书。然而，当代恐怖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是袭击平民，制造社会恐慌；二是网络意见极化，总有人同情恐怖分子，并在网络信息茧房中膨胀仇恨。上述节目聚焦年轻妈妈和没见过爸爸的孩子：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大眼睛的孩子失去了爸爸……冲突个人化了，刺痛每位观众的心；也概括化了，悼念无辜受害者，其在道德上是黑白分明的，任何对恐怖分子的同情与辩护都土崩瓦解。一张张挂着泪滴的笑脸互相安慰，让大家告诉大家，从家人之爱扩大到社会之爱……节目之成功，并非它讲了“反恐”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因为那些哭着笑着的年轻妈妈与无辜孩子的童心，以爱与光明对抗仇恨与黑暗，在善恶冲突的人性真相面前，受众感悟到平时感悟不到的东西，与恐怖分子的斗争放大为生死攸关的抉择。这就是策划活动报道与一般事实报道的重大区别：策划能以媒体的人性经验选择活动焦点，安排叙述框架。

“所有被称为伟大的故事，都来自伟大的创意”，分析《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的威廉·布隆代尔说，“几乎在所有伟大的故事创意中，都有一种人性的展现。”人性没有绝对的定义，每一代人都会根据自己最关心的事和当时的境况去定义。启蒙运动以理性定义人性，是要寻回和续写被黑暗时代打断的历史。迄今为止，洞悉人性主要靠哲学与艺术。然而，新闻执人文进步人性观，记者兼具事实与人性两种视野，以千千万万及时深入生动的新闻叙事“报道”人性，让时代的变化、人文进步的人性表征为具体而微的万千事实，又为进一步勘探、挖掘、认识人性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洞悉人性扩展为三路大军：哲学思辨人性；艺术想象人性；新闻报道人性。

四、现代化新闻叙事

这节标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现代化的新闻叙事；二是新闻叙事“的”现代化。

——对现代化的新闻叙事，现代化是报道对象。报道中国式现代化，不适用人性悲剧观，不能简单认定坏消息是好新闻；也不适用人性乌托邦观，不能单纯相信UGC或算法代表民意。从全球来看，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潮流，是因为其既有可衡量的进步，又有人文价值的愿景。史蒂芬·平克指出：“在一个没有英雄神话的世界里，唯一能够拥有的进步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却容易忽视的进步。”他分别讨论：寿命、健康、食物、财富、贫富差距、环境、和平、安全、恐怖主义、民主、平权、知识、生活质量、幸福、理性、科学、人文主义……以大量数据证明，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在进步，人性也在进步，两者如影随形。

笔者曾论述现代化进步有宏观社会变革与微观日常生活。中国各地社会变革有六大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这是“发展报道”的世界。中国百姓日常生活有十二支柱，即衣食住行、性健寿娱、学（教育）劳（就业）权（权利）保（环保），这是“亲密新闻”的世界。以本地“第一要务”为核心的六大发展报道；以百姓“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十二大亲密新闻，是中国现代化报道的主流新闻。这清单与平克各项有异有同，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处。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报道，切勿把来之不易的进步与奇迹的自行发生混为一谈。格雷马斯的“行动者”理论，区分过程事件与情节事件。如果只是回答“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一个“过程”，其中人物是“受动者”。如果回答“他做了什么”，那才是一个“情节”，人物是“行动者”。因此，“他病了”不是情节，仅仅是陈述一种状态；“他笑了”才是情节，通常要讲笑之后紧随的行动。行动者是施事者，一个主角，一股驱动力量，有意图地推动事物追求变化，其身心两方面的努力造就情节。如果情节缠杂善恶冲突，人性天使压制人性心魔——主人公的心魔，同伴或对手、外围帮助者或反对者的心魔，都是绝好的故事题材。平克说：“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独创性、同情心和良性的制度。把我们往回拽的是人性的黑暗面与热力学第二定律。”进步不是线性的，其间掺杂回旋、停滞与倒退，只要我们创造的比摧毁的多一点，那就是进步。进步也不等于完美，旧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带来新问题、产生新需求，促使行动者保留成果，再进一步……如此报道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不是夸夸其谈、自鸣得意，而是把行动者的事实与人性的进步，通过报道转化为公共话语，以便我们进步得更多、更好。

——新闻叙事的现代化，新闻叙事是主体。现代化是“一化百化”，许多进程同时发生并相互加强，新闻叙事也要现代化。人性观作为元新闻话语，几百年来是自发地、曲折地起作用，让自发成为自觉，需要将其作为构成性规则。

戴维·莱夫分析新闻工作有本质区别的两类规则：一是规定性规则，是采取特定行动的规则，如普利策要求“准确、准确、再准确”；二是构成性规则，它促生或构成了事物或某种状况，是关于一个做法为什么那样做的规则。假设我们问普利策：为什么要准确？他可能回答：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不准确，就是失实、渎职。构成性规则充当了规定性规则的最终辩护，其陈述，代表行动的本体论基础。

两类规则的区分来自哲学家约翰·塞尔。其论构成性规则有两个特征：一是“构成性规则的创建似乎有可能创造新的行为形式”；二是“构成性规则常常具有这种形式：X在语境C下算作Y”。兹用于新闻报道。

一是批量创建新业务，以新闻选题为中介。塞尔说：“为了恰当地解释一种人类行为，我们必须假定，它是按照规则做出的，即使行事者自己可能无力陈述该规则，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按照规则行事。”这可以解释，自发的元新闻话语为何缓慢、曲折地对新闻实践起作用。塞尔继续说：“行事者知道如何做某事只能根据这个假定才能合适地解释……他之所以做了他所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存在这条规则。”执人文进步人性观，让无意识成为有意识，可以新闻选题为中介，成批创建新闻业务。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选题遴选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调查性，第二是故事性，第三是命运感。”调查性指事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故事性要求有曲折跌宕的情节；命运感是必须有人物，必须关注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沉浮。这样的选题标准，保证了节目的定位与品牌塑造。为什么？塞尔论构成性规则管控行为的两个标志：“我们一般把偏离模式的行为看成是错误的、有缺陷的，而且，规则……能自动地覆盖新案例。面对他从前没有见过的案例，行事者知道如何应对。”《新闻调查》每周两次选题会，枪毙或修改一些选题，通过或称赞一些选题。该与不该，均促使记者按照规则寻选题，生产一批元新闻话语“自觉构成”的新报道。

二是用报道陶冶人性，以新闻叙事为中介。塞尔论构成性规则的第二个特征：X在语境C下算作Y。Y项，标识造成的后果；C项，本文的语境即新闻叙事；X项，即人性。直言之：人性在新闻叙事语境下作为陶冶行为。陶冶者，教化培育也。陶冶人性常用于文艺，几乎不用于新闻。重要原因之一，是几百年来一直坚持以事实为中心的报道形态，近几十年又发展成以信息为中心。而“信息生产涉及一道重要的压缩程序——其实应该说有好几道重要的压缩程序……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是叙事……如今则是讯息……如今的媒介像极了计算机内存用的字节（byte），它是被压缩过的。”媒介变成信息字节，情况就被极端地改变了。报道信息，“差不多等于必须被实时——与事件连续的、其实根本就很难和事件分开的一个时间——生产出来，就这个意义来讲它是‘索引性’的。”

索引性的事实或信息报道，常被称为“干货”，与丰满幽微的人性经验南辕北辙。不同于AI拼命追求的“具身智能”，人性经验是“肉身智能”，包括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暗示和直觉以及我们的肢体语言……还包括我们有瑕疵的道德，有限的理性和知识，偏见、误解与文化臆断，屡屡受挫的沟通，我们与朋友、邻里、同事、亲人、仇人的利益冲突……信息生产的压缩程序，把这些一道一道地压缩掉——这陷入了“去人性化”的抽象！报道缺失人性内容，谈何陶冶？！

陶冶人性，报道形态要从以事实或信息为中心转向以叙事为中心。新闻叙事有3种声音：记者的声音（记者两种视野）、受众的声音（根据其关心报道什么）与人性的声音（人性经验呈现为叙述情节）。把受众吸引到报道面前的，不仅有发生了什么事，更有通过事件表征的人性经验（记者、报道对象、受众、记者任职的媒体、报道对象的属地或组织的人性经验），关心后者的人比前者多得多。

“陶冶”是个隐喻，通过“心语”发挥作用。心语是比母语更基础的思维语言。“人们并不是依靠英语、汉语或者阿帕切语进行思考的，而是依靠思维语言”，即心语。心语是“潜语言”或“前语言”。怦然心动；蓦地会意；“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一股寒战抑或暖流窜过心头，可说不出缘由……都是描述心语状态。赵毅衡教授认为“心语假定”，即存在一种非交流的“思想语言”或“内部语言”。这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经过霍布斯、洛克、伯格森、弗洛伊德、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的论述，直到史蒂芬·平克，才“从认知学的心理实测给予此说以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心语假说的首要目的是解释思想和心智如何获得意义，而这个问题是困扰哲学和心理科学的根本问题。”赵教授还论述，符号学家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也是心语说的前驱。其认为“思维-符号”的构成原则是“双线展开”，即联想延续与神经运动。这可将“陶冶”进一步理论化：叙事情节作用于受众大脑的神经脉冲；激活其人生经验，获得故事的意义即作为潜语言的“心语”；对报道展开联想，延续注意或留下记忆。直言之，受众通过新闻叙事获得意义的过程，就是陶冶人性的进程。

一场“AI大觉醒”，不管喜不喜欢，我们都正在亲历。AI与人共存的世界已经到来，而且会加速发展，进而带来新问题——机器愈来愈“吃掉”人的工作。“人擅长什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做的？”“人何以不自杀？”——这是人工智能引发的时代之问，几代人会绞尽脑汁来回答。与哲学的思辨、艺术的想象不同，新闻是以非虚构叙事，报道恒河沙数的此时此地此人此事的回答，与受众共享一个有情有义、易于理解、与平凡事物和生活环境紧密相连的人性世界。“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这是我们希望的前进方向。其途径则是承担新的社会功能，即报道与陶冶人性，回答时代之问，拓展新闻业的管辖权。

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把职业与工作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是职业对工作的合法控制权。新闻业的管辖权，是报道“受众公共生活是怎么样的”。其中，以理性报道客观世界部分，已然或将然被AI夺去。人与机器，欲在客观报道、事实核查、深度报道、多媒体传播上争高低，不妨听听维纳的告诫：“让我们记住，不管我们对于自动机之有无感情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想法，它在经济上完全和奴隶的劳动相当。而任何一种同奴隶劳动竞争的劳动都必须接受奴隶劳动的经济条件。”

高屋建瓴，反思问题的“整体”或“根基”；纲举目张，改变原有的理论和实践。能AI所不能，以新闻叙事及时深入生动报道“人性经验是怎么样的”，更好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戴高乐说：“只有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方才显出英雄本色。”人类如此，职业如此，矢志不渝的个人亦然。

作者 ｜张立伟

来源 | 《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

值班编辑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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