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哥，我怕。”深夜里，弟弟建军抓紧了哥哥的手。
“不怕，有我。”建国轻声安慰。
他们作为连体人共生了四十一年，是彼此的影子，也是彼此的全部。
然而，当分离手术摆在面前，残酷的现实却是只能活一个。
家人最终含泪选择了看起来更健康、更爱笑的弟弟。
他们以为自己选择了“生”，放弃了“死”。
可当主刀医生带着无尽的疲惫走出手术室时说出的一句话，却让整个世界瞬间崩塌......
01
四十一年前，河北小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秋日午后，一声并不响亮的啼哭，没有给王家带来丝毫的喜悦。
产房的门被推开，护士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为难和同情。
王父凑上前去，看到的却是两个被包裹在一起的婴孩。
他们是兄弟，胸腹紧紧相连，仿佛是造物主开的一个残忍玩笑。
王建国和王建军，就这样以一种无法分割的姿态，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医生说，他们是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可对这个贫寒的家庭而言，他们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从那天起，王家的天就塌了一半，摇摇欲坠。
另一半，是父母用血肉和钢铁般的意志，硬生生撑起来的。
他们学会了用三条腿走路，左边是哥哥建国，右边是弟弟建军。
最初的几年，每一次挪动都是一次摔跤，每一次摔跤，都伴随着母亲无声的泪水。
父亲下班后，就在家里那片小小的水泥地上，用布条绑着他们的腰，一遍遍教他们如何协调。
建国总是先迈出左腿，稳住重心，然后建军才笨拙地跟上右腿。
他们的步调，是在无数次跌倒和互相埋怨中，磨合出的生命协奏。
哥哥建国，性格像深秋的湖水，沉稳，话少，眼神里总藏着超越年龄的思虑。
弟弟建军，则像夏日的骄阳，活泼，爱笑，是兄弟俩与这个好奇又残酷的世界沟通的那扇窗。
他们的家，在国营工厂分配的一栋老旧家属楼三层，没有电梯。
那道狭窄陡峭的楼梯，是他们童年时期每天都要征服的珠穆朗玛。
上楼时，建国在前，用手扒着扶手，一步步向上挪。
下楼时，建军在前，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速度，生怕滚下去。
邻居们从最初围观看热闹的指指点点，到后来熟视无睹的擦肩而过，最终都化为了一声包含复杂情绪的叹息。
王父在工厂的铸造车间，干着最累最脏的活，汗水浸透的工服从未干过。
王母则包揽了所有能找到的零工，糊纸盒，纳鞋底，一双手动个不停，指关节早早变得粗大变形。
他们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用在一个身体，两个灵魂上。
兄弟俩的衣服需要特制，母亲总是在灯下缝到深夜，一针一线都密密麻麻。
他们的床铺是父亲用木板加宽的，被子也是两条缝在一起的。
所有东西都是双份，又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两份。
他们从未分开过，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哪怕一秒钟。
建国喜欢在窗边看书，一看就是一下午，阳光把他的侧影拉得很长。
建军就好动，坐不住，他会不耐烦地晃动身体，可他从不开口打断哥哥。
他会找些别的事情做，比如拆开一个坏掉的收音机，研究里面的线路。
建军喜欢听评书相声，听得哈哈大笑，整个身体都跟着颤。
建国通常面无表情，但嘴角偶尔会勾起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他们没能上学，学校的大门对他们紧闭着，理由是“不方便管理”。
他们的知识，都来自建国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和建军拆了又装的旧电器。
日子就像门口那条被无数脚步压得发亮的石板路，平淡，坚硬，看不到波澜，也望不到尽头。
他们以为，一生就会这样，在那个小小的维修铺里，在旁人异样的眼光中，相依为命地过去。
直到第四十一个年头，那台运转了太久的、精密的二人机器，发出了濒临崩溃的异响。
最先感觉到不对劲的是建国。
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疲惫，一种从骨头缝里丝丝缕缕渗出来的无力感，仿佛身体被掏空了。
他以为只是年纪大了，没有在意。
接着，建军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他总是在大笑或是说话快了之后，突然喘不上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有一次，一个老主顾来店里取修好的电视，和建军开了个玩笑。
建军笑得前仰后合，笑着笑着，声音就断了，他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息，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
建国立刻停下手中的活，扶住他，轻轻拍着他的背，眼神里满是担忧。
从那以后，建军的脸色时常发白，那张总是挂着笑的脸，像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
他们共用的那部分身体，开始隐隐作痛。
那疼痛很奇怪，说不清具体位置，只觉得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沉甸甸地往下坠。
他们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
做了一系列复杂的检查后，一位年长的医生看着那些黑白片子，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共用肝脏的功能正在严重衰竭。”
这个诊断，像一把冰冷锋利的锤子，狠狠地敲碎了王家维持了四十年的、脆弱的平静。
医生说，以本地的医疗条件，他们束手无策。
“能撑多久，看天意了。”医生最后叹了口气。
天意，这个词对他们来说，何其残忍。
回到家，那个小小的维修铺第一次提前关了门。
屋子里死一般寂静。
深夜里，母亲坐在床边，抚摸着他们相连的身体，泪水无声地滴落在被单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父亲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劣质的香烟，呛人的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佝偻得像一座即将风化的石山。
建军第一次没有笑，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紧紧地抓着建国的手，那只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他低声说：“哥，我怕。”
建国用另一只手覆上他的手背，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不怕，有我。”
绝望的浓雾笼罩着这个家，几乎令人窒息。
就在这时，一丝微弱的光，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艰难地透了过来。
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远房亲戚，辗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美国休斯顿有一位名叫彼得森的医生，是全球最顶尖的连体人分离手术权威。
这个消息，像一根投入深渊的救命稻草，被全家人死死地攥住了。
可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天堑——手术和治疗的费用，是一个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王父王母没有任何犹豫。
他们做出了一个沉重的决定。
卖掉这个家，这栋承载了他们半生心血和儿子四十年所有记忆的房子。
房产中介来看房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她眼神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怜悯和好奇，在兄弟俩身上来回扫视。
建军窘迫地低下了头，感觉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身上。
建国却抬起头，迎着那目光，平静地看了回去，直到那个姑娘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
房子很快卖掉了，拿到钱的那天，王母攥着那张银行卡，手抖得厉害。
亲戚朋友们也纷纷伸出了援手。
这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社会公益，只是最朴素的血脉亲情在涌动。
大伯拿出了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小姨送来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每一张钞票，都带着普通人的体温和沉甸甸的期盼。
凑够了第一笔费用，一家人怀着一半是希望、一半是恐惧的心情，踏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那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对兄弟俩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煎熬。
狭窄的经济舱座位，让他们无法舒展身体，每动一下都牵扯着彼此。
建国把大部分空间都让给了建军，自己蜷缩在一个极为别扭的角度，几乎半个身子都悬在过道上。
空姐每次经过，都会投来复杂的目光。
建军睡不着，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让他心烦意乱。
他低声问身边的哥哥：“哥，你说我们真的能分开吗？”
“能。”建国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却像一颗定心丸。
“分开了……你会不会不习惯？”建军又问。
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建军以为他睡着了，只听见气流拂过机翼的声音。
“总要习惯的。”建国最后说。
02
飞机在休斯顿降落。
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楼，宽阔如河流的马路，以及各种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光鲜亮丽，和他们那个灰扑扑的、被遗忘在时间里的小城，格格不入。
医院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冷，像一座白色的迷宫。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水味道，干净，却也隔绝了所有的人情味。
彼得森医生是一个高大严谨的白人，蓝色的眼睛像最精密的扫描仪，锐利得能看透人心。
他带着一个庞大的医疗团队，对兄弟俩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地毯式的全面检查。
那些冰冷的、巨大的仪器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发出单调的嗡嗡声。
数据流像瀑布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央处理电脑。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一家人住在医院附近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里。
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床就占去了一半空间。
父母不会外语，不敢出门，每天就守在房间里，对着两个儿子发呆。
他们从国内带来了几包咸菜，配着从超市买来的、最便宜的白面包，这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
那是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唯一能抓住的、熟悉的味道。
终于，彼得森医生通知他们去办公室开会。
那是一间非常宽敞的房间，巨大的落地窗外，是休斯顿繁华的城市天际线。
可屋内的气氛，却比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凛冽刺骨。
彼得森医生将一沓厚厚的、打印着各种图谱的报告放在桌上，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的声音通过一个华裔女翻译员，清晰地传到王家人的耳朵里，每个字都像一块冰，砸在地上。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也糟糕得多。”
他转身，打开了墙上的显示屏。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幅兄弟俩身体内部的三维成像图，上面被各种颜色的线条和模块标记得密密麻麻。
“他们不仅共享了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肝脏组织，更致命的是，有一条极为关键的主动脉血管，在他们体内紧密地交织、相连。”
他用激光笔，指着图中一条粗大的、标为红色的血管。
“这条血管，几乎是他们整个下半身血液循环的枢纽。”
王父紧张地搓着手，身体前倾，小心翼翼地问：“那……那手术还能做吗？医生？”
彼得森医生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寻找一个不那么残忍的措辞。
“能做。”
他吐出这两个字，让王家人的心里猛地一松，仿佛溺水的人抓到了一块浮木。
“但是……”
这个转折，又让他们的心瞬间被提到了嗓子眼，悬在半空中。
“手术的最终目的，是分离。而分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切断这条共生的主动脉，然后为他们各自重建独立的循环系统。”
“以我们目前最顶尖的技术，在切断之后，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为两个人同时建立起稳定有效的血液循环。”
“这就像一场残酷的资源分配。”彼得森医生的比喻冷酷而精准。
“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停留在王父王母那两张布满风霜的脸上。
“我们必须将主要的健康器官组织，以及那条重建后更有可能存活的血管通路，优先分配给其中一人。”
“而另一个人……”他停顿了一下，“他的生还几率，将会微乎其微。”
翻译员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她还是忠实地把这句话翻了出来。
“您的意思是……二选一？”王母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彼得森医生点了点头，语气不容置疑，“你们必须决定，我们要‘救’谁。”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窗外的车水马龙，城市的繁华喧嚣，在这一刻都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整个世界，都缩小到了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缩小到了这道生与死的、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上。
建军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他下意识地死死抓紧了建国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哥哥的肉里。
建国的手很稳，他反过来握住弟弟，用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的手背，掌心传来干燥而坚定的温度。
在整个宣判的过程中，只有建国，从头到尾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惊慌。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神幽深，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故事。
回到那间逼仄的旅馆，气氛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
没有人说话，空气凝固得像水泥。
母亲坐在床边，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滑落，她不敢哭出声，只能死死地咬着自己的手背，压抑着巨大的悲恸。
父亲蹲在窗前，背影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苍老，他没有抽烟，只是用手一下一下地、缓慢地捶着自己的额头，发出沉闷的声响。
这是他们为人父母四十一年来，遇到的最残忍的审判。
手心手背都是肉，要如何亲手割舍掉一半？
建军把头深深地埋在被子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困兽般的呜咽。
“我不选！我不分了！我们回家！”他从被子里发出闷闷的声音。
“不回去，就是一起死，死在这儿。”建国的声音从他身边传来，平静得可怕。
“那就一起死！总比让我看着你……或者你看着我……”建军说不下去了，后面的话被哽咽堵住。
“活着，总比死了强。”建国一字一句地说，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建军心上。
那一夜，父母彻夜未眠。
他们在黑暗中，像放电影一样，回忆着两个儿子的一生。
他们想起建军从小就爱笑，嘴甜，会讨人喜欢，在邻居和亲戚面前，总是他代表兄弟俩说话，看起来总是那么有活力，那么有“生命力”。
他们又想起建观从小就沉默寡言，懂事得让人心疼，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让着弟弟，像个小大人一样，默默地守护着他。
在他们朴素而又偏颇的观念里，生命力更旺盛的那个，活下去的希望似乎也更大一些。
让更“有希望”的那个活下去，让他替另一个看遍这个世界，替另一个走完剩下的人生路。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黑夜里的藤蔓，疯狂地滋长，紧紧地缠绕住他们濒临崩溃的理智。
这似乎是他们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深夜，当建军因为哭得太累而昏沉睡去时，建国轻轻地把父母叫到了床边。
旅馆的灯光昏暗，只开了一盏床头灯，照得他脸上的轮廓格外分明。
“爸，妈。”
他很少这样正式地称呼他们。
“救建军吧。”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仿佛这是一个早已深思熟虑的、最终的决定。
“他爱笑，他怕黑，他离不开人。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好。”
“我这辈子，也够了。能看着他自己走走路，能看着他以后娶妻生子，我就放心了。”
“我活得够久了，也够本了。”
这番话，成了压垮父母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母亲再也忍不住，扑过来抱住他们两个，哭得撕心裂肺，将半生的委屈和痛苦都哭了出去。
父亲猛地转过身去，面向墙壁，一个年过六旬的、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肩膀剧烈地颤抖，发出了压抑的、痛苦的呜咽。
03
第二天，王父拿着那份薄薄的、写满外文的手术同意书，感觉它有千斤重。
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那支笔。
在翻译员的指引下，他找到了需要他签字的地方。
在“优先保障生命体征”的选项后面，他看到了两个他熟悉到骨子里的名字，被打印成了冰冷的铅字。
王建国。
王建军。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小儿子那张总是带着灿烂笑容的脸。
然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在“王建军”后面的那个小小的方框里，画下了一个颤抖的、扭曲的钩。
落笔的瞬间，他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
手术被安排在三天后。
那三天，是他们生命中最漫长，也是最残忍的告别。
兄弟俩说了很多很多话，比过去四十年加起来说的都多。
他们聊起童年时，为了省钱买一本连环画，两个人共吃一个烧饼的窘迫。
他们聊起青春期时，身体的笨拙和内心的骚动，以及对隔壁班女孩的朦胧好感。
他们聊起维修铺里遇到的各种奇怪的客人，那个总是不相信他们技术的刻薄大妈，那个每次都多给钱的善良大爷。
建军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
建国就用那只空闲的手，一遍遍地给他擦眼泪。
“以后，你要自己走了。”建国说。
“我走不动。”建军哭着回答，像个无助的孩子。
“走得动的，你的腿，一直都比我的有力气。”建国看着他的眼睛说。
进手术室的前一天晚上，建军一夜没睡。
他一直睁着眼睛，在黑暗中，贪婪地看着身边哥哥的轮廓，想把他的样子，他的呼吸，他的心跳，全都刻进自己的骨血里。
建国却睡得很沉，呼吸均匀，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仿佛即将走上祭坛，接受献祭的，根本不是他自己。
手术当天，天还没亮，他们就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准备区。
在通往手术室的那道厚重的、蓝色的门前，他们要进行最后的告别。
父母已经哭得没有力气，只是抓着他们的手，一遍遍地、沙哑地喊着他们的名字。
“爸，妈，别哭。”建军强忍着泪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等我出来，我就能抱你们了。”
建国深深地看着父母，眼神里满是眷恋和不舍。
他张了张嘴，千言万语涌到喉头，最后只化为一句最简单的话：“照顾好自己。”
然后，他转向建军，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微弱的声音说：
“替我，好好活。”
那扇厚重的门，在他们面前缓缓关上。
“咔哒”一声，隔绝了两个世界。
门外，是无尽的等待和撕心裂肺的祈祷。
门内，是冰冷的刀光和决定生死的血色。
手术室外的走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墙壁是冰冷的白色，灯光也是冰冷的白色。
那个红色的“SURGERY IN PROGRESS”灯牌，像一只冷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睛，高高在上地注视着走廊里那两个渺小的、焦灼的灵魂。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它不再是一分一秒地流逝，而是变成了一种粘稠的、令人窒息的胶状物。
每一秒，都像一把生了锈的小刀，在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慢慢地、来回地割。
王母靠在冰冷的墙上，嘴唇早已干裂，口中无意识地、反复地念叨着两个儿子的乳名，“大宝，小宝，大宝，小宝……”
王父则在走廊里来回踱步，那段不过十几米的路，他走了成千上万遍，脚下的地板仿佛都被他踏出了一道无形的、深刻的沟壑。
他们不敢去想手术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不敢去想那冰冷的金属器械如何划开他们儿子的身体。
不敢去想一个生命如何被强行地、血淋淋地从另一个生命上剥离。
十个小时过去了。
十二个小时过去了。
十五个小时过去了。
天色由白转黑，再由黑转为黎明前最深沉的藏蓝。
走廊尽头的窗外，休斯顿的璀璨霓虹已经熄灭，城市陷入了短暂的沉睡。
父母两人一夜未合眼，脸上布满了疲惫和近乎绝望的灰败。
就在他们几乎要被这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的等待彻底压垮时。
手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道缝。
一道刺眼的光从里面泄露出来，让他们因长久处于昏暗中而无法适应的眼睛，感到一阵生疼。
主刀医生彼得森走了出来。
他没有摘下口罩，身上的绿色手术服还沾着大片斑驳的血迹，有些地方的血迹已经干涸，变成了暗褐色。
他的脸上，写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极致的疲惫，以及一种更复杂的、沉重如铅的情绪。
他径直走到王家父母面前。
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们。
然后，在父母那两双充满着期待、恐惧、哀求的目光中，他缓缓地、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不忍，摇了摇头。
那个动作很轻，很慢。
却像一座无形的大山，轰然一声，狠狠地压在了王家父母的身上，压碎了他们最后一丝精神支柱。
王母的眼神瞬间空洞了，世界在她眼中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和声音，身体一软，就要沿着墙壁瘫倒下去。
王父一把扶住妻子，他自己的腿也在剧烈地颤抖，几乎站立不稳。
他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伸出手，死死抓住医生的手臂，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失去血色，他嘶哑地哀求道：“医生，我的小儿子……建军他……是不是没挺过来？”
他不敢，也无法说出那个词，那个代表着一切希望终结的词。
冰冷的走廊里，只有消毒水的味道和妻子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小兽悲鸣般的抽泣声。
彼得森医生疲惫的眼神越过他，望向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窗，那目光里有种巨大的、令人心碎的沉重。
他看着眼前这张因绝望而彻底扭曲的脸，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沙哑而艰难，通过身边同样神情凝重的翻译员传出来，带着一种冰冷的金属质感。
“不，先生，你误会了。”
王父僵住了，抓着医生手臂的手，不自觉地松了半分，大脑一片空白。
“王建军还活着。”
这句话，就像在不见天日的地狱里，突然照进了一丝微弱的光亮。
“手术从技术上来说……是成功的。”彼得森医生补充道，语气却没有任何喜悦。
王父的大脑完全无法处理这巨大的信息转换，巨大的悲喜交加让他几乎无法思考。
活下来了？
他们选择的建军，活下来了！
可……可既然活下来了，医生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他为什么摇头？
一个极其可怕的、他不敢深想的念头，像毒蛇一样窜上心头，他声音发颤地追问：“那……那您为什么摇头？我……我的大儿子……建国他……”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接受那个从他们做出选择时起，就注定要来临的结果。
他们选择了建军，就意味着放弃了建国，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
彼得森医生看着他，眼神里的沉重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浓厚，甚至带上了一丝怜悯。
“我们严格按照你们签署的手术同意书，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将所有的生机都倾向了王建军。”
“我们牺牲了王建国的循环系统，保住了王建军。”
医生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冷静地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
王父麻木地点了点头，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这是意料之中的、剜心般的代价。
“但是……”
又是这个词。
这个让人的心瞬间悬到半空，然后重重摔下的词。
“在手术的最后阶段，当我们成功分离了他们的身体，并且为王建军建立起独立的血液循环系统时……”
彼得森医生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说出的话，会耗尽他所有的职业素养和力气。
他投下了一枚真正的、足以毁灭一切的炸弹，将王家人心中刚刚升起的那一丝丝微弱的希望，炸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我们才通过最精密的生命体征实时监测发现了一个被他们独特的共生系统，完美地掩盖了整整四十一年之久的真相。”
“一个我们所有术前检查，包括最先进的影像学技术，都未能发现的、致命的真相。”
王父的心脏狂跳起来，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他整个人如坠冰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