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祖父许德珩：与孙中山、陈独秀发生“冲突”

1948年，祖父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他在文章中写道：“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

回想当年，在国家危急关头，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高举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旗帜，勇开思想解放的先河。他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我的祖父许德珩也列身于他们之间。

01、投身五四运动，对结果感到不满

1915年暑假，祖父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次年3月，曾祖父突然因病逝去。这突然的变故使祖父受到打击，并失去了生活来源。眼看无法继续学业，蔡元培校长伸出援手，交给祖父一份课余工作——翻译《蒙古史》，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进项。这样，祖父的学业才得以延续。按照当年的物价，对于那些出身豪富的同学们来说，十块大洋仅够他们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项用以养活自己的“救命钱”。那段时间，祖父在校门外的简陋饭铺里与工人们一起吃最便宜的火烧、素面，每个月再从收入里节省出五块大洋寄给曾祖母。在这样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中，祖父迎来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然闪烁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为第二天的游行还在忙碌准备。为了书写标语，他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每当祖父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为了救国，我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5月4日中午，北京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们齐聚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宣读了同学们委托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向国人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集会后，学生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大伙被军警阻挡在使馆区外，虽经两个多小时的交涉，仍无法进入。大家遂推举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经研究，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他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而入。他们打开大门后，同学们一拥而进。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后大家感到非常气愤，有人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随之燃起熊熊大火。不久，大批军警蜂拥而至，同学们感到事态严重，纷纷撤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我们不得。但是，当时现场秩序混乱，没有什么人听他的话。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军警把他与易克嶷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这是祖父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幽默地说：一般咱们家乡的农民把家养的猪送到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当时，祖父他们真的以为会被枪毙，于是，他们俩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意义不可估量。但是，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感到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曾致信曾琦说：

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

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祖父曾告诉我：五四运动时期，他负责编辑的《国民》杂志曾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李泽彰同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胡适先生看到杂志后曾问李泽彰：“你快毕业了，翻译《共产党宣言》，你将来还做不做事？”李泽彰听后立即停止继续发表。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老调重弹，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这一次，姑父邓稼先问祖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继续读北大，还差两个月就毕业了。当时您这么干，真的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2、与孙中山、陈独秀发生“冲突”

祖父经常说，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他是非常敬佩的，因为在他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孙先生是个永远向前的人；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五四运动的产生。他们都是青年人的表率。祖父十分景仰孙先生，但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他敢于在孙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

1919年8月，他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孙先生的上海寓所拜访，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祖父就对门卫说：“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而不是来求见总统的。”孙先生接见了他们，在客厅落座后，孙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同时认为武装斗争是必要的，并表示愿意向学生们提供500支枪，把学生们武装起来。听孙先生如是说罢，祖父大胆地顶撞了孙先生。他说：“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群众被学生的行动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孙先生静静地听完祖父的大胆“直言”，表示愿意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洋政府。通过这次谈话，祖父对孙先生更加敬佩了。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孙先生则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被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祖父曾经回忆说，他与陈先生之间发生过一场误会。那是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先生与李大钊先生来校执教。陈独秀先生担任文学院长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并总是让别人代为签到后感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严惩”。但是，他把应该受到处分的人误记成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个人。祖父告诉我说：他这个穷学生，每天的课余时间不是花在教室看书就是去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有炭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他怎么会旷课呢？所以，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的布告栏上有处分你的牌子”时，祖父虽不相信是真的，但还是跑到布告栏前去看个究竟。看到处分三人的告示后，祖父愁眉不展，俞平伯、杨振声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祖父按捺不住，冲上去把写有他名字的处分告示牌从布告栏上面摘下来摔到地上，把牌子摔坏了。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了，以为有人要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一块处分牌。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摘下来摔在地上。他气愤地说：“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当然不能示弱，命人第三次将牌挂上。按照当时北大的校规，学生连续三次受到处分就要被开除学籍。事情传到蔡校长那里，他对陈先生说：“这个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其中一定有原因，我们是否先调查一下再处分他？”经过调查，果然发现祖父他们三个是冤枉的，陈先生马上收回了成命。从这件事后，据说陈先生与祖父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事情本身和蔡先生的处理方式那里受到了启发，陈先生与祖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举行集会欢送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先生莅临并发表讲话，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03、以“劳动者教育”为终身事业

祖父最热爱的职业是教书。20世纪30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是“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他填写的是“教书”。他常说：“既要教书，又要育人。”祖父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育人，他总是以他的气质、精神来影响、教育青年。

1927年1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祖父结束了七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将我祖父的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与祖父都是留法时期的学友，他闻知祖父在中山大学任教，遂请我祖父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上海、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利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的讲台传播社会主义。施复亮和夫人钟复光是祖父、祖母的挚友，更是我家的常客。施奶奶当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我曾多次听她讲述她们女生队学员听我祖父讲课时的情形。她说：“在操场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讲新的社会理论，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

1931年初，祖父到北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北平的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并因此而遭到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先生鼎力营救才得以被释放。

段君毅爷爷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最爱听你爷爷讲演，因为他最敢讲话，他的讲演切中时弊，为青年人指引方向。“一二·九”运动中，当爱国青年们看到祖父祖母走入他们的游行行列中后深受鼓舞。祖父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昂首前进，每个人的棉衣都结了一层冰。

记得祖父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三位，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36位同学，将祝贺祖父百岁寿诞的贺信送到他的身边。同学们在信中说：

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到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末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祖父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很多学生在祖父的影响下，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者：许进 本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