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张培梅要求阎锡山处决王靖国，阎却说道：杀他以后靠谁？

1934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考评榜前挤满了各地将领，而榜首“王靖国”三个字格外扎眼，蒋介石握着这份榜单，亲自将两万元奖金递到这位晋军将领面前，话里话外都是拉拢之意。可王靖国只是拱手作揖，婉言谢绝了这份来自南京的青睐，他转身便带着行囊返回山西。而王靖国面对老蒋的这份忠诚也让阎锡山对这位老乡更加信任。

王靖国的发迹，就是晋军体系中典型的五台人成长途径。

1893年，王靖国出生在山西五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家庭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但里外里最关键的还是他和阎锡山都是五台人。

1918年王靖国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科毕业时，也怀揣着“治军救国”的念头投身晋军，他从最基层的连长做起，和部队士兵一起摸爬滚打。

王靖国的发迹说起来有一些戏剧化，据说有一天突降大雨，晋军各部慌乱回撤，唯有王靖国带领的连队，哪怕泥水没过脚踝，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列，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回营房。

说来也巧，这一幕恰好被阎锡山看到了，这位“山西王”向来重视军纪与细节，从此对这个同乡后辈多了几分留意。

在民国军界，派系壁垒相当严重，同乡、同学、同门这些“人情纽带”，往往比真才实学更能打通晋升之路。而王靖国恰好占尽了这些优势，他与李服膺、傅作义、赵承绶等人义结金兰，成了阎锡山麾下赫赫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而这个身份也成为了羁绊了他几十年的岁月。

在阎锡山的势力延伸到绥远时，王靖国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上升期”。

1930年中原大战落幕，晋绥军进行整编，王靖国被任命为第70师师长，驻守在绥远的包头。不久后，阎锡山又提出绥西屯垦计划，他自己挂名绥西屯垦督办，却把实际事务都交给了王靖国去办，让王靖国用70师师长的身份兼任会办。这忙一来，王靖国成了绥西真正的“当家人”，他也成为了声势煊赫一时的绥西王。

王靖国在包头设立了督办公署，他把麾下的70师拆成28个屯垦队，分散在包头河西、临河、五原一带，一边驻军设防，一边开荒种地。

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王靖国屯垦事业就让他彻底掌控了绥西的军事与经济命脉。为了巩固势力，王靖国又干脆成立“绥西垦业银号”，发行了五种面值的券币，强行要求当地百姓使用。

然而王靖国的券币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就是赤裸裸的搜刮民间财富，可王靖国不管这些，毕竟他手中部队需要军费，他的势力也需要钱来维持。

绥西地区的商界自然不愿吃这个亏，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抵制这种“霸王纸币”。王靖国见状，立刻露出了军阀的强硬本色，他一边派人拉拢商会会长，许以好处；一边调动军队，枪杆子直接架到了商户门口。

这样一番软硬兼施之下，没人再敢反抗，王靖国的金融体系就这样离谱的在绥西站稳了脚。到1934年，王靖国升任第十九军军长，“绥西王”的名号也就这么被叫响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位绥西王在抗战中的表现实在是一言难尽。

1937年9月，忻口会战就在眼前，王靖国奉命驻守崞县，任务是坚守十日，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

这次战役中日部队实力差距悬殊，城破之时，王的部队伤亡惨重，王靖国只能带着残部撤出崞县。这次失利，多少还能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可1938年2月的隰县之战，却彻底暴露了王靖国和他手中部队的短板。

当时，王靖国奉命驻守石口镇，拦截西进的日军。战前部署时，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肯定是大麦郊，于是把主力都调到了那里，对川口镇只留了少量兵力防守。

可日军偏偏不走寻常路，其主力沿着公路迂回，直扑川口镇。等王靖国反应过来时，川口阵地已经被突破，旅长赵锡章在突围中阵亡。

更让人不齿的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身为军长的王靖国竟然临阵脱逃，导致各部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最终全线溃败。

这场败仗，彻底激怒了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张培梅是晋军里出了名的“铁面判官”，他一生信奉“军纪如山”。得知王靖国的所作所为后，他拍着桌子表示道：“只有砍了这个军长的脑袋，才能扭转晋南的危局！”

张培梅一次次向阎锡山请命，要求严惩王靖国，可阎锡山却始终不为所动，王靖国是他的心腹大将更何况之前已经杀了一个李服膺，在杀掉王靖国的话，自己手中的绝对心腹又要少一个，这种结果他是接受不了的。

张培梅看着阎锡山的态度颇为愤怒，他自己身为执法总监，却连最基本的军纪都无法维护，所谓的“法治”，在“人治”和派系利益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于是在1938年2月25日，心灰意冷的张培梅服毒自杀，他没留下什么激昂的遗言，可他的死，却成了对晋军内部“任人唯亲、军纪废弛”最沉痛的抗议。

对于王靖国，其说他是一个军阀将领，不如说他是阎锡山的一个家将。无论外面是什么样的诱惑，他始终把“效忠阎锡山”当成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让他在晋军里站稳了脚跟，却也称为他悲剧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