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生的不得志

很多古代书生大多郁郁不得志，一生穷困潦倒。他们往往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可以修齐治平，可以为皇帝分忧，可以拯民救世，却偏偏志大才疏，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事。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读书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只是能够立功的门客少之又少，而能够立功的门客跻身权贵阶层，成为其他门客羡慕的对象，甚至还要豢养门客，为自己服务。大多数做了门客的书生郁郁不得志，总是认为自己有平定天下的志向，也有平定天下的谋略，只是权贵不采纳而已。其实他们大多带有个人偏见，志大才疏，并不了解当时社会形势，也不像权贵那样高瞻远瞩，能够看得更高更远，能够总揽天下大局。他们总是为一计一策而沾沾自喜，却分明不知道这一计一策在权贵眼里根本不算什么，甚至只是小计策，小计谋，根本不算大智慧。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始终存在，也就始终低人一等，并不能和权贵平起平坐。而能够在历史关键时刻拯救权贵命运的门客少之又少，能够为权贵出谋划策，让权贵升官发财的门客少之又少。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战国说客，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总是左右摇摆，谎话连篇，被称为运用纵横术的人，实际上只是充当说客的政客而已。他们摇三寸不烂之舌，善于根据形势说事，善于维护主人的利益，当然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政治利益，自身也可以接受封赏。只是大多数说客并不能顺利完成政治使命，只是随声附和，或者感觉郁郁不得志，被人豢养一生，也就没什么大的追求了。

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书生们大多拼命读书，要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他们读的都是圣贤书，要向圣贤看齐，或者说要立志做天下的圣贤，而不会做庸庸碌碌的人。在那样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或者说读不起书。农民要花费三代以上人的努力，才可以供养一个书生，让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但书生读了圣贤书之后，就要向圣贤学习，却始终发现自己只是在思想上接近圣贤，却并不能像圣贤一样付出实际行动，治理天下。他们想要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考中之后做了官，手中有了权力，就可以像圣贤一样治理天下了，起码可以为老百姓谋一些福利。可是他们真的做了官，就发现官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理想，很可能他们书生时期过于幼稚，或者说受到了圣贤书的影响，以为官场就是理想之地，所有的官员都会像圣贤一样为天地立心，为百姓谋福利。其实做了官之后，他们才发现官场黑暗。官员要善于搜刮民间财富，搞各种各样的运作，起码要把银子送给上级，升官发财，而不可能总是两袖清风。两袖清风的官员会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以至于他们郁郁不得志，以为自己有安邦定国之志，有济世之才，却偏偏不被皇帝重用。其实他们犯了政治幼稚病，总是喜欢冒进或者喜欢参加一些社会革新运动，而官场的秩序早已经稳固，甚至像铁桶一样，容不得丝毫改变。

一旦改变官场的秩序，就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当然会遭到反对。而改革者也是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一员，也会触及自身的利益。虽然他们大公无私，有着为天下苍生着想的伟大抱负，但其他的官员并不想被触及利益，不想把手中的优质资源分给老百姓。皇帝也是这样想的，当然会支持那些反对变法的人，支持那些保守派。官员变法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很有可能是为了统治阶级更有力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要逐渐扩大这种利益，让老百姓顺带沾光。越是这样，越容易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支持。倘若在变法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初衷，或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就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很可能会触动官员的利益，也可能触动皇帝的利益。皇帝迫于形势，迫于舆论影响，可能表示暂时支持，但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清算，把变法派全都清算干净。不管是唐朝王叔文的改革，还是宋代王安石变法，都有这方面的倾向，也最终归于失败，而参与变法的官员大多被贬谪。皇帝不允许某个官员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允许借着变法的名义，颠覆现有的制度体系。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其实他低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古代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并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上层建筑不想改变，当然也就不改变了。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能够传播，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来源于统治阶层的支持，因为当时的皇帝要利用这种改变了的儒家道术统治天下。倘若没有统治阶级的支持，仅凭董仲舒一个人提出来，这样的思想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根基，也不会获得权力系统的加持，根本不可能实行。秦代的法家思想实行，也和统治阶级的支持有关系。而很多不被支持的思想家总是郁郁不得志，就像春秋末期的孔子一样，到诸侯国兜售自己的思想，想要获得权力系统的加持，却最终没有任何一个诸侯采纳他的思想。无论是孔子还是屈原，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大多郁郁不得志，而这种不得志的理念似乎成了一种文化的遗传，或者说成了一种文化特征。很多知识分子都郁郁不得志，主要还是没有获得权力的加持，不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不是著书立说，开馆授徒，就是归隐临泉，要学陶渊明，要退守精神的港湾，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富贵。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写道：“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渐消磨，遇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说的是一生郁郁不得志的郁达夫，其实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的小说写的不错，小说中的古体诗都是他自己写的，被认为现代作家中写古体是最好的一个。他没有成为伟大政治人物，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历史上的书生往往是这样，想要功成名就，却没有立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就像李白一样，想要功成身退，最终功未成，身也未退。他们郁郁不得志，总是认为自己可以治理天下，其实只是没有受到权力系统的污染，没有看到官场的黑暗，也没有看到社会制度以及发展的趋势。倘若他们在官场中翻滚了多年，被皇帝贬谪之后，就会有清醒的认识。天下哪有那么容易治理的，连皇帝都无能为力，就更别提一介书生了。说到底，郁郁不得志的书生自视甚高，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还不自知，当然也就容易酿成人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