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读史时都会有个困惑:古代中国的饥荒似乎从没断过,史书里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屡见不鲜,可反观古代西方,我们却很少在通俗认知里看到类似的粮食危机。
难道他们真的得天独厚从不用为肚子发愁,直到我翻遍欧洲中世纪史料才发现,这根本是个历史误会,西方不是没饥荒而是那些饿殍遍野的苦难,要么被文字垄断掩盖,要么被历史传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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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是没饥荒,只是苦难没被记录
很多人对西方古代的印象,多半来自骑士小说或宫廷剧,里面不是比武招亲就是贵族宴会,好像面包和葡萄酒永远管够,可真实的历史里,饥饿才是底层民众的日常底色。
最典型的就是1845到1852年的爱尔兰土豆饥荒,这场被称为欧洲近代最严重的饥荒灾难,根源是马铃薯晚疫病,一种真菌让地里的土豆全烂成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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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爱尔兰人90%的食物来源都是土豆,灾难一来,整个社会瞬间崩塌,短短七年间,爱尔兰人口从800万锐减到600万,一百多万人直接饿死,还有一百多万人被逼着漂洋过海逃到美洲。
当时纽约的贫民窟里,一半以上都是面黄肌瘦的爱尔兰难民,更讽刺的是,饥荒最严重的1847年,爱尔兰出口到英国的小麦和燕麦反而创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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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主宁愿把粮食运去换钱,也不愿低价卖给濒死的佃农,可就是这样一场惨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进入大众历史记忆,反而不如中国贞观之治里夹杂的饥荒记载清晰。
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错觉:好像中国总闹饥荒,西方却一片太平,这不是个例。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饥荒就像季节性流感一样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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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的法国,连续三年霜冻导致小麦颗粒无收,巴黎街头每天都有几十具饿殍被拉走,教会的登记簿上只简单写着死于匮乏。
16世纪的德国,因为气候变冷引发的小冰期,十年里爆发了七次饥荒,有些村庄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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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散落在教会档案、领主账簿的边角,从没像中国史书那样专门开辟五行志记录灾异,更不会有文人墨客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流传千古的诗句。
西方饥荒之所以隐形,说白了就两个关键原因,全和记录有关,一是没能力记:中世纪的欧洲全是封建领主割据,连统一的国家都没有,更别提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和灾害档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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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子饿死几十人,对领主来说不过是少收点租子,犯不着专门写下来,二是没人愿意记:当时西方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会写字的只有神父和贵族,他们的笔要么用来记录宗教仪式。
要么用来歌颂领主的功德,谁会在乎佃农的死活,反观中国,从商周时期就有专门的凶荒记录制度,春秋战国的史书里,某地大饥的记载比比皆是,连灾情严重程度都写得明明白白。
我们觉得中国饥荒多,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把每一次苦难都认真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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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饥荒多,却能扛住的核心原因
先明确一点:古代中国饥荒多,有客观原因,咱们疆域大,气候复杂,黄河动不动就改道,北方旱、南方涝是常事,自然灾害一来,粮食肯定要减产。
但说中国动不动就饥荒却没亡国灭种,反而人口越来越多,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两套抗饥法宝,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和独一份的赈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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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和西方最本质的区别:西方遇到饥荒只能认命,中国却在想办法扛过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垄耕法,把土地分成高低相间的垄和沟。
下雨时雨水顺着沟流走,不会淹了庄稼根,天旱时把沟里的土翻到垄上,能保住土壤里的水分,这种看似简单的耕作方式,却能让粮食产量提高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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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的技术,西方直到18世纪才从中国引进并推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漫撒子播种,种出来的庄稼长得东倒西歪,遇到灾年直接绝收。
到了汉代,赵过又发明了代田法,把土地分成三块轮着种,一块种庄稼,一块养地力,一块留着备荒,就算遇到小灾小祸,也不至于颗粒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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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技术是抗饥的硬武器,那一套成熟的赈灾体系就是软铠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明白,民为邦本,老百姓活不下去,江山就坐不稳。
从商周时期开始,朝廷就有了荒政制度,规定丰收年份要多存粮食,灾年要开仓放粮,秦汉时期设立的常平仓,就是专门的粮食储备库,粮价低的时候官府高价收粮,防止农民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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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高的时候低价卖粮,不让商人囤积居奇,到了明清,地方上又出现了义仓,由乡绅和官府共同管理,粮食从民间募集,专门救济本地灾民,连运输成本都省了。
这些制度可不是摆样子的,全是实打实的救命符,唐太宗贞观元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朝廷不光开仓放粮,还组织灾民迁移到洛阳就食,路上给每个人发粮食和路费,不让一人饿死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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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河南闹蝗灾,官府一边组织上万农民扑杀蝗虫,一边免除灾区三年赋税,还从江南调了百万石粮食过来,把灾荒损失降到最低。
反观同时期的西方,领主遇到灾年只会做两件事:要么涨租子,要么把灾民赶出领地,让他们自生自灭,有学者统计过,工业革命前,同样是大饥荒,西方的致死率是中国的五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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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饥荒多,但扛灾能力更强,这才是关键,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还有一套预防大于治疗的理念,比如鼓励农民种植粟、黍这些耐旱耐涝的作物,作为水稻、小麦的补充。
家家户户都有存粮的习惯,官府还会教导农民制作干菜、腌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全民抗饥的意识,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张弹性的生存网,就算遇到大灾,也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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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应对逻辑,决定文明命运
面对饥荒中国和西方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中国的逻辑是向内解决:既然土地会闹灾,那就搞技术提高产量,既然粮食会不够,那就建粮仓存粮,既然老百姓会饿肚子,那就朝廷出面救。
这套逻辑的核心是守土安邦,把人留住,文明才能延续,西方的逻辑则是向外逃避:土地养不活了,就驾着船去抢新土地,粮食不够了,就去新大陆找新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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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看似能解燃眉之急,却从来没解决过根本问题,他们能找到新土地,却建不起稳定的农业和赈灾体系,饥荒还是会周期性爆发,新航路开辟的背后,就藏着饥荒的影子。
15世纪的欧洲,人口不断增长,可粮食产量却没跟上,动不动就闹饥荒,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贵族们看着老百姓饿肚子,不想着怎么提高产量,反而组织船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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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找到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国家,或新的肥沃土地,哥伦布发现美洲最初的目的就是寻找能种植粮食的新领地,后来欧洲人把土豆、玉米这些美洲作物带回欧洲,才暂时缓解了粮食危机。
可这种向外扩张的模式,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能占领新土地,却建不起稳定的农业体系和保障制度,饥荒还是会周期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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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里,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衰落,都和粮食问题脱不了干系,古埃及依赖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壤,可后来尼罗河改道,土壤逐渐贫瘠,粮食产量锐减。
又没有成熟的赈灾体系,人口大量流失,文明慢慢就断了,古巴比伦地处两河流域,曾经农业发达,但过度开垦导致土地沙漠化,遇到干旱就无法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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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战乱不断,没人有心思搞农业建设,最终被黄沙掩埋,古印度同样是因为土地退化和缺乏有效的粮食保障,一次次被外族入侵后,文明的火种没能延续下来。
只有中国,靠着技术+制度的双重保障,在一次次饥荒中保住了人口基数,要知道,文明的延续靠的是人,只要人还在,文化、技术、制度就能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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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每次饥荒后,都能快速恢复人口和农业生产,就是因为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保障体系,而西方直到工业革命后,随着化肥的使用和农业机械的普及,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加上现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才真正摆脱了饥荒的威胁,但这已经比中国晚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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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古代中国动不动就饥荒,西方却好像没有,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西方没饥荒,是他们的苦难没被记录,也没人真正在乎。
我们觉得中国饥荒多,是因为我们把每一次灾荒都刻进了历史,更因为我们在一次次饥荒里学会了如何应对,记录苦难,是为了不再重复苦难;主动抗灾,是为了保住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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