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遵义会议的三个军团政委，为何只有一人在建国后未获重用？

说起来，在遵义那座小楼里决定中国革命往哪儿走的人，拢共二十个。

掰着指头数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这些名字，现在挂在墙上，印在书里，谁都认识。

可名单上偏偏有个叫李卓然的，就跟混进明星堆里的素人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都得愣一下，寻思这谁啊？

要知道，当时他的位子可不低，红五军团政委，跟聂荣臻、杨尚昆是平级的。

能坐在那张桌子边上，就说明他不是一般人。

可为什么后来，历史的浪头打过来，别人的身影越来越高大，他的影子却越来越淡，最后几乎看不见了？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他的故事，前半辈子是把油门踩到底，后半辈子却像是挂了空挡，慢慢滑行，身上还背着个卸不下来的大包袱。

李卓然的底子，搁当时绝对是顶配。

他年轻时跟周恩来他们一块儿在法国做过工，后来又被送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正儿八经学过军事。

能出国见过世面，又懂军事理论，这种人在早期的队伍里，那是宝贝。

1929年一回国，他就被派到中央苏区，给毛泽东当办公室主任。

这活儿不好干，但李卓然干得特细。

他发现毛泽东有个习惯，爱从敌人的报纸里找信息，分析形势。

那会儿苏区跟个孤岛似的，消息闭塞。

李卓然就下了死命令，让前线的人不管仗打得多紧，只要缴获了报纸，必须第一时间送过来。

就这么个小事儿，等于给毛泽东开了个天窗，能瞅瞅外面的世界到底啥样。

俩人的信任，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攒起来的。

更难得的是，后来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后头被撸了军权，日子不好过，很多人都绕着他走。

可已经调到别处的李卓然，偏偏专门跑去看他。

这种时候还能上门的人，毛泽东心里都有一本账。

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打败了，红军只能挪窝，开始长征。

博古和那个德国顾问李德，把行军搞成了搬家，坛坛罐罐什么都带着，走得又慢，成了人家追着打的靶子。

队伍损失大得吓人。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卓然接了个烫手山芋，跟董振堂一起，带着红五军团给全军殿后。

殿后部队，说白了就是全军的“铁屁股”，专门用来挨打的。

红五军团这个“铁流后卫”的名号，是拿一条条人命换来的。

他们得跟中央纵队隔着一两天的路，像条疯狗一样，死死咬住屁股后头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追兵，让主力能喘口气。

湘江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

为了让大部队过江，红五军团的弟兄们跟疯了一样往前顶，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填进去，好多人连江边都没摸到就没了。

有一次敌机轰炸，炸弹跟下雨似的往李卓然的指挥部砸，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警卫员、参谋一个个倒下，自己却在烟和血里头站了起来，身上连块皮都没破。

从江西走到贵州，这一路，李卓然和他的兵，就是用身体在给中央红军铺路。

他们是离死神最近的一群人，所以对博古、李德那套瞎指挥，恨得牙根痒痒。

1935年1月，李卓然拖着一身疲惫和硝烟味进了遵义城。

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等着他。

毛泽东听说他到了，自己还发着高烧，立马让人把他请到自己屋里。

屋里没啥客套话。

毛泽东裹着被子，开门见山就问：“卓然同志，后卫部队怎么样？

说说实话。”

李卓然一肚子的火和委屈，这下全倒了出来。

他嗓子沙哑，说的全是前线的真事儿：“部队伤亡太大了，好多连队打光了都没人补。

弟兄们对‘三人团’的打法意见非常大，说这是拿人命开玩笑。

士气很低落…

他把一路上的憋屈、战士们的抱怨，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毛泽东听着，脸色越来越沉，最后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神里都是火：“卓然同志，你说的这些太重要了！

明天开会，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当着大家的面讲出来！

让那些坐在后方办公室里的人听听，前线到底是什么样！”

第二天的会，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博古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说什么“敌人太强大”。

李卓然听不下去了，他站了起来。

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就讲故事，讲红五军团怎么在一个叫光华铺的地方，用刺刀和手榴弹顶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讲战士们怎么骂那个“短促突击”是“短命突击”；讲大家伙儿对前途有多迷茫，不知道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他的话，就像是从战场上直接搬过来的，带着血腥味儿。

这不是理论辩论，这是一个幸存者在为死去的弟兄们讨个说法。

最后，他提高了嗓门，旗帜鲜明地表态：这样的指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换人！

他支持毛泽东同志出来带兵。

在那个决定中国革命会不会半路夭折的会议上，李卓然作为一线军团的代表，投下了他那至关重要的一票。

这一票，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湘江边上那上万个回不来的弟兄们的呐喊。

遵义会议之后，李卓然的人生本该是条上坡路。

可谁都没想到，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一次西征，成了他一辈子的拐点，也给他套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要闹分裂南下，李卓然跟着左路军行动。

他坚决反对南下，差点被当成“异己”给处理了。

好不容易熬到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他又被编进了西路军，渡过黄河向西打。

那地方叫河西走廊，一边是雪山，一边是戈壁滩。

西路军两万多人，像一群没娘的孩子，被盘踞在那里的马家军十几万骑兵团团围住。

天寒地冻，没吃的没穿的，子弹打一颗少一颗。

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战斗，红军将士的血把戈壁滩都染红了。

最后，部队被打散，主帅徐向前、陈昌浩奉命先回延安。

烂摊子留给了李卓然和李先念他们。

李卓然被任命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了这支残兵败将的最高负责人。

在那种绝境里，他带着剩下的一千来号人，个个衣不蔽体，饿得前胸贴后背，躲着马家军的搜捕，翻过了冰天雪地的祁连山，最终在新疆找到了组织，和中央联系上了。

当电报员把中央的电报递给他时，这个硬汉再也绷不住了，抱着电报机放声大哭，嘴里喊着：“好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爹娘啦！”

可回到延安，迎接他的不是拥抱和安慰，而是冷冰冰的审查和质问。

当时延安正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西路军的惨败成了一个敏感又沉重的话题。

有人就把这口锅扣在了他这个最后指挥者的头上，说他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

从那一刻起，李卓然就背上了这个“历史包袱”。

他再也没机会指挥大部队打仗了，被安排到西北局宣传部当了个部长，管管报纸，搞搞宣传。

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军团政委，变成一个后方的文职干部，这落差，换谁都受不了。

可李卓然没趴下。

打仗的本事没地方使了，他就把那股劲儿全用在了工作上。

1941年，毛泽东号召搞调查研究，他主动带队下乡，在固临县一扎就是两个多月。

他把每个村子都跑遍了，跟老百姓坐在一个炕头上，问人家里几亩地，收成怎么样，负担重不重，对共产党有啥意见。

最后写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边区存在“群众负担过重”这些要命的问题。

这份报告，后来成了中央搞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参考。

后来搞“抢救运动”，抓“特务”抓疯了，人人自危。

李卓然顶着压力，他管的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群众报》，硬是一个人没被错当成“反革命”给抓起来。

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保下了一批受怀疑的知识分子。

他这个人，厚道。

有一次，他的秘书不小心把火盆弄倒了，把他熬了一个多月心血写的调查报告初稿给烧了。

小秘书吓得脸都白了，以为这下完蛋了。

结果李卓然瞅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别怕，烧了就烧了。

内容都在我脑子里，我再重新写一遍就是了。”

建国后，按他的资历，很多人觉得至少得是个大军区司令或者省委书记吧，结果他只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

别人替他抱不平，他自己倒没啥。

1955年评工资，中央本来给他定了行政4级，跟副总理一个待遇，他自己写信，主动要求降到5级。

他说，名利这东西，是考验干部的一道坎。

他对自己和家里人，抠门到家了。

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减自己的口粮。

女儿发高烧到42度，他没用自己的专车，就让警卫员用自行车把孩子驮回家。

他这辈子心里最大的疙瘩，就是西路军的问题。

他总希望能有个公正的说法，给那些死在戈壁滩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可惜，这个愿望他到死都没能完全看到。

1989年，李卓然病逝，享年90岁。

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上。

他要回到那个让他背了一辈子包袱的地方，跟那些他没能带回家的战士们永远在一起。

参考资料：
《李卓然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董汉河，《李卓然：遵义会议上被淡忘的功臣》，《党史博采》，2011年第1期。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兰州军区政治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